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9-10-05
中国经济六十年，改革已到深水区
在过去的60年，我们的国家始终是在应对挑战的努力中度过的。正是因为有市场化改革对于严峻挑战的成功应对，才迎来了今日的辉煌。然而，改革正未有穷期。只有认真总结60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才能从容应对我们面前的新挑战，再上一层楼，实现腾飞于世界的中国梦。
回想60年前，天安门的礼炮声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1949年-195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曾经灾祸纵横的中国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国民经济的面貌为之一新。这使亿万民众从心底里唱出《歌唱祖国》的歌声：“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然而，胜利也有它的另一方面。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胜利，使人们滋长了虚夸冒进的思想和高估自己的能力。在匆忙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建立的苏联式的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进一步激发人民大众的创造热情，相反形成了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于是改革就提上了日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也同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为改变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状态，试图对经济体制作出一些调整。1956年提出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大框架不变的条件下，进行某些政策调整，以便给经济注入活力。此后20多年，才在不断摸索中，逐渐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正确方向。然而，对于要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以及如何建立等问题，仍然存在观点分歧。
在半个多世纪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先后采取了多种措施，变革集中计划的经济体制，以及建立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些措施以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改革思路为背景，往往方向各异，有时甚至相互矛盾。为了简化头绪、深入讨论，本文以主要的改革措施为标志，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对这些改革措施的利弊得失进行检讨，进而解析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之路。
第一阶段是1958年至1978年，分权型命令经济。改革的重点，是中央政府向下属各级政府放权让利。
第二阶段是1979年至1993年，为增量改革阶段，改革主要在国有部门以外的经济领域中推进，并以民营经济的成长壮大来支撑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第三阶段是从1994年至今，为整体推进阶段，以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进行全面改革。
在中国改革历程中，各个阶段的多种改革措施是相互穿插的，在前一阶段施行的改革中往往蕴涵后一阶段主要改革措施的某些萌芽；后一阶段施行的改革，又常常保留前一阶段改革的某些遗产。
多年来的经验证明，改革如果不彻底，则其在推进至某个特定的阶段，在破除原有格局的同时，往往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妨碍改革进一步推进的重要阻力。由于改革不彻底而产生的种种弊端，包括腐败、寻租、社会不公等，又必须通过继续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去除。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其进程更加不容耽误，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在国民经济许多重要领域，如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国有垄断行业，改革难以深入。一些重要的要素价格，如能源、利率、汇率，也尚未放开，依然未能真正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依然掌控着国民经济的大部分资源，与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不相适应，而且“国进民退”等逆潮流的事件时有发生。
采取增量改革战略，目的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积蓄改革力量，缩短改革进程，最终目的还是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因此，改革终归要推进到国有部门。在“体制外”改革已经为全面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准备了必要条件的基础上，就应当抓住时机，在占用了国民经济中大部分重要资源的国有部门进行整体配套改革，实现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
改革的时间拖得越长，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积累的矛盾就会越多；既得利益者积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动力去阻挠可能影响自己利益的进一步改革。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这一点在中央决策层已经明确，并指出“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但要将改革深化推进，还需要有更切实、有力的措施。
邓小平在1980年发动全国农村承包制改革同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八一八”讲话，启动了政治改革。1986年他又多次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难于贯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但是，十年来进展十分缓慢。例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年的时间才得以出台。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
由于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根据1988年以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中国租金总数占G D P的比率高达20%-30%，年绝对额高达4万亿至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中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吴敬琏
(原载《财经》杂志10月1日，作者吴敬琏，为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报有删节)
【南方都市报】
相关报道
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羞耻感？
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羞耻感？
——信仰与耻感文化
文/王晓华 博士，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大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部分国人迅速丧失了体验和言说羞耻的能力。他们心中只有博弈的胜负而无义与不义之别。倘若开车闯红灯被摄像头拍到、行贿受贿露出了马脚、论文抄袭受到谴责，那么，很多当事人和旁观者都会将之归结为运气不好。于是，耻感文化不断地丧失自己的精神领地，日益走向衰微。
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羞耻感？耻感文化缘何在这个曾以重视道德著称的国度走向衰落？可以从体制等众多角度考察这个问题，但我只想敞开一个事实：耻感文化的衰落与信仰缺失之间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耻感文化本有其信仰之维。儒家之所以要求人要有羞耻意识， 是因为它预设了天道的规范性：“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者，耻也。”这种语境中的羞耻感固然源于人的内省，但内省的原则源于对天和天道的信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面对广大、高明、悠久的天和天道，欺骗是徒劳的：“吾谁欺，欺天乎？”既然天和天道不可欺，人才需要“诚乎中，形于外”，不断省察自己的行为，对不符合天道的念头和言行感到羞耻。这种信仰在汉代董仲舒那里获得了强化，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内心生活和行为举止：“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则畏之以威。”人和国家倘若行为不端，必受天地之警告、谴责、惩戒。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对天的敬畏之心是道德感的基础。在苦难和危机降临时喊一声“天”，个体既可以获得救赎、皈依、解脱之感，又可以为自己的思与行提供准则。正因为虔信天可惩恶扬善，国人才会祈祷和忏悔。在关汉卿的名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窦娥虽发出了“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的质疑和感慨，但仍然相信自己的冤情会感动湛湛青天，故而祈求天降异象，以证明自己的冤屈。后来，青天果然使白练无血、三伏降雪、楚州亢旱数年。显然，窦娥心中的天无时无刻不在对世人的言行进行审判。有冤情者会通过天之裁决为自己伸冤，犯过错者也由于因天命之剑高悬而生出畏惧和悔恨之情。正由于以天道为尺度，国人的内省才有了依据，耻感文化方能生成和延续。
与国人相比，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个体更习惯于忏悔。忏悔又称告解，乃信徒承认之罪失的行为，几乎总是显露出明晰的羞耻意识。个体忏悔的对象表面上是神父，实为上帝。他们心目中的上帝全知、全能、全善，时刻从最高的高处审视众生。上帝不但以终极目标引导世人，而且律法约束信徒的思想、言语、行动。如果说对上帝的敬畏促使人忏悔的话，那么，当上帝的律法内化为内在的道德准则时，行善的自豪感和犯错的羞耻感就会同时诞生。每当我阅读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时，我都会被作者忏悔的激情所打动。奥古斯丁的忏悔对象是位于“天外之天”的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无限者。如果没有对至高者的信仰，那么，他就无需时刻坦白自己、敞开内心、诉说自己的悔恨和羞耻意识。由此可见，西方的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同样源于信仰。
信仰之所以会造就耻感文化，是因为它为人设定了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有了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人才可能判断自己当下行为的意义，从而对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即将发生的事产生自豪感和羞耻感。没有终极目标和绝对法则的引导和约束，人当下的行动就会缺乏方向和尺度，就无法区别正义和不义，自然会沦落为无耻者。中国当代耻感文化的衰落之所以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是因为90年代的中国开始进入信仰全面式微的阶段：由于复杂的因缘际会和力量博弈，传统的对天的信仰、从西方泊入的共产主义信仰、晚清以来开明知识分子培育的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信仰，均被冲击、压抑、解构乃至遗忘。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无法无天”的时代，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开始支配大多数国人。此后，在众多国人参演的漫长生活喜剧中，我们可以看到胜者、败者、羡慕者和嫉恨者，却绝少会发现知耻者和忏悔者。大凡腐败（从行政腐败到医疗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而被揭露，人们的本能反应是：此乃斗争之结果，被揭露者和惩罚者肯定得罪了重要的权力主体。在这种语境中，要求他人忏悔和言说羞耻成为展示权力的手段，拒绝忏悔和言说羞耻则成为自我保护战的关键环节。于是，几乎所有关于忏悔和耻感的话题都指向他人而非内心，源于内省的羞耻感成为稀缺的体验，耻感文化日益孱弱。
公正地说，并非所有中国人都丧失了羞耻感。那些依然有所信仰和敬畏的人，依旧在从高处和远处审视自己，为自己的不义和缺失感到羞耻。遗憾的是，与庞大的无信仰和无耻感的人群相比，他们不但数量少得不成比例，而且处于被遗忘、忽略、抑制的边缘状态，其所造就的耻感文化难以影响更多的人。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如何培育感受羞耻的能力仍是个问题。道德感归根结底源于信仰，信仰指向精神的天空，因此，不重建国人的精神之天，就无法全面重建耻感文化。
【凯迪网】
从文强鱼塘藏2000万看贪官的11种可耻伎俩
文/陆志坚
随着调查的深入，文强的老婆带领专案组人员到一处赃款窝藏点——位于机场高速公路边的一个深水鱼塘，在鱼塘底的淤泥里花了两天工夫捞起用油纸层层包好的2000万元钱。（9月29日中新网）
文强将不义之财藏于水塘中，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最终还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盘点贪官的藏钱术，可谓五花八门，令人大跌眼镜。
藏皮带中。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胡方瑜将4张大额存单藏于裤子皮带夹层中，结果被小偷偷走而事发。
藏屋顶。乌拉特前旗原科技局局长院保卫将47万元的存折藏于房顶棚上，被民工拆房发现，其400余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事实浮出水平。
藏廉政帐户。江苏如皋市原副市长单定方贪婪无耻又害怕东窗事发，先将2万元受贿款交到廉政账户，又拿出1万元受贿款送到市纪委，后又上交9万元赃款。可怎么“洗刷”清白也掩盖不了其受贿527.7万元的犯罪事实。
藏厕所里。“重庆第一贪”的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将4个装有939万元的纸箱藏于尚未装修的新居厕所中，却因厕所渗水而被发现。
藏花池中。山东蒙阴县原副县长袁锋剑，将558万元脏款先以妻子、孩子和亲戚名义分100多次分别存入外地37家银行，再将存折放入“铁观音”茶叶罐里，然后埋于家中的花池中。
藏煤气罐里。赣州市原公路局局长李国蔚将内装280万元的密码箱埋到其农村三哥房屋旁的垃圾堆下，将剩余的数百万元藏于改装后的煤气罐里。
藏粪坑中。江苏原建设厅长徐其耀将钱财一部分转移到其在北京的妻妹处，另一部分现金和存折用塑料纸层层包装后带到其妻在徐州农村老家，分别藏在树洞、灰堆、稻田及粪坑中。
藏排气扇里。淮海工学院后勤服务总公司原总经理张晋陆将存折藏于自己办公室对面女厕所的排气扇里。
藏床底。南京新联机械厂原副厂长吴锦贤将200多万元钱分成小包，分别藏于冰箱、米袋、月饼盒、面条箱和床底。
藏地下。原秦皇岛市煤炭检验中心主任李小林将1500多万元公款埋于卢龙县老家其父母曾经住过的一处废弃平房院子的地下。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无论贪官如何绞尽脑汁，最终都逃脱不了被法律制裁的可耻下场。只是，早知今日惶恐不可终日，何必当初贪婪无耻？
【人民网】
文强落马警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之紧迫
文/李士生
重庆高官文强近来的中箭落马，昭示了一条极其重要的信息：干部人事制度已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如果说现在的党建比任何时候都要紧迫，那么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更是十万火急。改革开放以来，人民一直期望着党和政府鱼水相依、反腐有方，可是尽管每年大批腐败官员被查办，对来势汹汹的官场腐败，并未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反腐越反越腐，鱼水变成油水，腐败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我们不妨结合文强落马一案，对当前的干部人事制度进行一番反思。
文强落马，重庆变天，其实只是一个特例。而重庆的打黑除恶之所以能够威名赫赫，令黑帮老大及其官场的后台们胆战心惊，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薄熙来和王立军。然而，中国能有几个薄熙来和王立军？就算他们浑身是铁，又能捻几根钉？如果不能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入手，从体制与机制上防微杜渐，斩断腐败官员孳生的营养链，一切反腐的努力都不能杀一儆百，都只是杯水车薪，结果只能是人去政息。
文强在重庆市公安局和司法局窃居高位达17年之久，又是包养情妇，又是强奸少女，道德败坏，民愤极大。更严重的是，身为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却与黑帮老大们沆瀣一气，充当他们的保护伞，致使重庆市黑恶势力极度猖獗。问题如此严重的官员，却一再“带病”提拔，长期盘踞要害职位，号称重庆政法界“不倒翁”，若非赶上薄熙来主政重庆，还可能护黑护到光荣退休，这种悖情逆理的怪现状到底说明了什么？说明重庆的干部人事制度有问题，尤其是选人用人关没把好，制约监督机制几乎形同虚设。要知道，副局长上面还有正局长，还有组织部门、人事部门、纪检部门，公安局上面还有政法委，政法委上面还有市委、市政府，还有眼睛雪亮的人民群众，难道对重庆黑白两道勾结的执法现状都毫无察觉？如果对文强的斑斑劣迹真是一无所知，其领导、监督、制约、问责职能，又是怎么发挥的呢？文强的霸道与猖狂，完全是上级领导与组织、纪检部门的失职，是干部人事制度的失败。
文强已经无法再兴风作浪了，可是那些多年来保护、包庇并保举他步步高升的官员，是不是都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呢？新出台的党建《决定》指出，老百姓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腐败，对于社会和谐威胁最大的也是腐败。文强在重庆政法界威风17年，与黑社会的勾结明目张胆，捞取赃款赃物数以亿计，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曾多次揭发，有关领导和部门怎么会不知情？他们为什么如此容忍、纵容，甚至庇护着这样一个贪官恶霸？我不禁要问，文强是黑社会的保护伞，那么文强的保护伞是谁呢？我们不知道这些人从中拿了多少好处，我相信这个数字也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腐败官员尤其害怕“认真”。如果顺藤摸瓜，一笔笔、一桩桩地查下去，那些与他沆瀣一气的官员或其“保护伞”们，必将一一浮出水面。然而，干部选拔任用的不正之风，以及制约监督机制的失灵，使台上台下的官员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从而使“零容忍”与“彻查”最终成为一句口号。可见，如果造就文强的干部人事制度不改，类似的腐败官员仍然会前仆后继。一个文强在高位上倒下去，千百个文强还会从基层爬上来。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 ，廉生威。” 十七届四中全会后出台的党建决定指出：今后考察、选拔、任用干部会更加注重政治素质，注重道德品行，注重作风廉洁，如果这般标准达不到，就不能被提拔任用。重庆打黑除恶的成功，说到底是薄熙来的一个“廉”字成了扫荡重庆官场潜规则的撒手锏。但是更多的官员则是为政心虚、底气不足，生怕“拔起萝卜带出泥”！才搞得官场乌烟瘴气、百姓民怨沸腾！如果大官都能廉洁自律，对小官的问题早发现、早诫勉、早纠正、早查处；如果组织、人事部门考核任免干部把“德行”、“廉洁”与“政绩”、“学历”看得同等重要，操作中认真负责、公正透明，那些污迹斑斑的贪官、恶官、道德败坏官，又怎能得到选拔任用？如果党和政府的高官们都能清政、廉政、勤政，纪检、监察、反贪等执法部门监督有方，那些浑身污点、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官员，又怎能长期不倒，步步高升？看来，孳生纵容腐败的干部人事制度，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凯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