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来自过失官员的道歉都是艰难的。这里既有他们放下身段的千般不愿,有他们面对民意的不适,和对上级领导压力的内心权衡,更有他们对如何承担政治和法律责任的复杂思虑。

　　对于“过失”官员而言,道歉不道歉,仍然是一个问题；而对公众来说,能否在心里接受过失官员的道歉,也是一个问题。

　　□本报记者柴会群发自北京

　　近期最热的新闻,莫过于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此事一波三折,两次调查结果迥异,中间上演孙中界断指事件等戏剧性场面,以浦东区长姜樑向公众道歉暂告段落。近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接受采访时,对此事进行严肃反思,将其评价为“一种制度性措施的错误”。

　　自2003年启动官员问责以来,日益发达的网络,把诸多热点事件中的官员履责问题,摆在公众舆论的聚光灯下。而来自失责官员的道歉,往往成为事件进程的高潮,以及事件走向解决的标志。

　　官员向公众道歉,为自己的过失承担职业道德的责任,无疑展现了中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努力和政治的开明与进步。不过随着官员道歉渐入常态,收获的叫好声却有所减弱,公众已不满足于官员的歉疚,对官员如何承担责任提出了更高要求。

　　但公众的期望只是现实一种。另一个需要正视的现实是,每一次来自过失官员的道歉都是艰难的。这里既有他们放下身段的千般不愿,有他们面对民意的不适,和对上级领导压力的内心权衡,更有他们对如何承担政治和法律责任的复杂思虑。

　　处于双方不同期待的张力中,对于“过失”官员而言,道歉不道歉,仍然是一个问题；而对公众来说,能否在心里接受过失官员的道歉,也是一个问题。

　　官员道歉,叫好一片

　　2000年,中国官员,似乎还都不习惯面向公众道歉。那一年河南省相继着了两把大火:焦作大火和洛阳大火。死了不少人。然而,翻看当时的新闻,并没有任何官员就这两起灾难向公众道歉。

　　如果非说有道歉官员的话,那么当时的洛阳市副市长朱广平算一个。他向遇难者亲属道歉,道歉的原因不是就火灾发生本身,而是善后工作中出了问题:工作人员要求家属领取遗体确认书后,必须在三日内将遗体火化,结果引起家属强烈不满。

　　此前的焦作大火中,出面道歉的是焦作市殡仪馆———他们不慎把遇难者的遗体烧错了。这一年,另一个见诸媒体的道歉官员是陕西省白水县组织部长马银录。这个县的农税员带着十几名警察开着两辆警车铐走一村民家四人,包括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情况发生后,负责调查此事的组织部长马银录向村民道歉。结果,这招致当地干部的不满,质问马银录是“代表谁道歉”,马银录因此被免了职。2003年的SARS典,启动了中国官员问责制度。不过,官员道歉并没有被纳入问责程序。张文康与孟学农,两位部级高官被免职,但并没有向公众道歉。不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曾就中国处理SARS问题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向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表示歉意。2003年底,重庆开县发生井喷事故,243人遇难。中石油一位副总经理向遇难者家属道歉,《中国石油报》刊发了中石油致受灾民众的一封致歉信。这是近年来媒体公开报道的第一起因为重大责任事故引起的“道歉事件”。2004年吉林中百商厦火灾,时任吉林省省长洪虎通过媒体罕见地向人民两次道歉。消息传出,叫好声一片,道歉遂取代火灾成为媒体新的热点。

　　官员道歉渐入常态

　　之后几年,官员因为重大责任事故向民众道歉之风骤起,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仅媒体大张其鼓报道的便有:2005年11月23日,吉林市委书记矫正中对“吉化11·13事件”给哈市市民带来的饮水安全问题致歉。2006年,云南省曲靖市副市长王喜良就“11·25”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通过电视直播公开道歉。

　　随着网络舆论的发达,官员的过失越来越容易受到公众的关注和质询,官员道歉的指向也由重大安全事故,渐渐扩展到百姓的身边小事:2006年10月15日,广州市教育局长华同旭在电视台做节目,有市民称到白云区教育局办事被“晾了二十多分钟”,华同旭当即起身道歉。10月25日中午,海口市一小学附近防空警报器出现故障,长鸣达50分钟时间。市人防办随后在当地媒体刊登《道歉公告》。

　　不过,形形色的官员道歉中,也有个别涉嫌“走火入魔”者。如媒体报道的下面这起官员道歉:2006年5月9日,无锡市公安局局长张跃进向全市人民道歉,原因是“前天我在火车站附近执勤,有一个50岁左右的警察闯红灯。因为铁路民警不归我管辖,我教育他后就放行了。谁知旁边一个骑车市民马上指责我们警察执法不一视同仁,我真为我们民警脸红啊!”

　　另外,山西省榆社县委常委会因为高考成绩滑坡向全县人民道歉也引起质疑:这不是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么?

　　深圳:道歉制度化的努力

　　2007年后,中国官员的道歉形式、级别、规格均有所提升。这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两个人分别就各自分管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公开向代表和公众致歉,其中周生贤还当场鞠躬。2007年1月,深圳市政府就“梅林关”的堵车事件,发白皮书向全体市民道歉。随后深圳再接再厉,把原本属于官员自省的道歉推向制度化。9月,该市出台了《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规定政府部门公务员一旦有严重不作为或者渎职行为,需要登报道歉。

　　不过,这一制度似乎只是被“选择性执行”,主要针对堵车之类的民生小事。几个月后,深圳发生一场大火,死亡15人,时任市长许宗衡向市民沉痛致歉,可是并没见诸报纸。

　　面对火灾,许市长发出狠话:“政府决不能手软,如果你不干掉它,它将干掉你!”然而天不遂愿,半年后,深圳又着了一把更大的火,死亡43人。此次许市长不再道歉,而是怒斥有关部门不作为。新闻发布会上向全市人民道歉的,改为事发所在区区长了。

　　这一年,由媒体报道引发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导致多名官员下台,也引发了一次史上规模最大的官员道歉: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人民政府派出11个工作组,携带县人民政府致歉信,分赴全国12个省、市登门致歉,并发放慰问金。

　　临汾官员这一年注定多灾多难,黑砖窑事件刚过,洪洞县即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百余人命丧其中。临汾市市长李天太通过媒体向社会及死难者家属表示道歉。较之前的官员道歉,他的道歉信中明显多了个性化的情感表达,例如“彻夜难眠,内疚不安,再三自责”,一连四个“愧对”,以及“破碎的家庭”、“忍受巨大悲痛的死难者家属”等。

　　不过道歉之后,李市长最终难逃免职命运。

　　追问:道歉之后?

　　2008年,两起轰动性公共事件:华南虎事件和毒奶粉事件,分别导致官员道歉。不过,这两次道歉显然未达到道歉者期望的后果。民众从这两起事件中发现,官员的道歉背后原来大有文章———道歉的时机选择、背后的动机、官员的措辞,都使得原本单纯的“道歉”,面目逐渐模糊起来。

　　2008年2月4日,在“华南虎”事件胶着之际,一直拒不认错的陕西省林业厅突然放下身段,发出一封《向社会公众的致歉信》,信中承认在“缺乏实体证据的情况下,草率发布发现华南虎的重大信息”,“反映出我厅存在着工作作风漂浮、工作纪律涣散”。

　　此时华南虎照片的鉴定结果尚未出笼,陕西省林业厅突然道歉,反让广大网民感到错愕,随着事件发展,许多人很快认识到这是该厅在真相即将大白前的“危机公关”。这封提前出笼的致歉信,被网民指责为“毫无诚意”,堪称史上最不受欢迎的一次道歉。

　　三鹿奶粉事件中,石家庄市政府两次道歉,同样也未取得公众谅解。这份道歉措辞奇特:“政治上敏感性差,站位不高,只是就事论事,就请示说请示,对事故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显然道歉者经过了字斟句酌的细细思量,其含义颇为耐人寻味。然而公众舆论的批评却很直接:石家庄市政府的歉意,看来主要是出于给上级机关惹麻烦的内疚,而非发自内心的忏悔。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任剑涛曾专门研究了“官员道歉”现象,他在一篇文章中认为,“罪己式”的道歉是当前主流的官员道歉方式,其姿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

　　必须肯定,过失官员的道歉,反映了官员对公众舆论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在官员责任边界不清、官员问责制度不完善的现实状况下,道歉在一些官员眼里有着特别的含义。

　　最近一期《人民论坛》杂志,把官员道歉作为一个政治现象加以分析。文章甚至引用专家观点,指出少数官员的道歉,已经沦为一种公关方式和职能部门“规避责任”的工具。有网民在论坛戏称,道歉管用,要警察干嘛?

　　今年以来,似乎是出于公众的“审美疲劳”,有影响的官员道歉事件渐渐减少。最近的一次,恐怕是上海浦东新区区长姜樑就“钓鱼”执法事件的道歉,然而人们也注意到,在这起性质恶劣、影响上海形象的事件中,目前尚无一名官员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