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先是一场时髦活泼的两会。代表委员配发了笔记本而且不再收回，并纷纷参与媒体和门户网站的“圆桌”；继博客成为网络问政的重要形式以后，微博作为一个诞生不久的新兴媒体，也火了起来。BBC的报道用了“e两会”这个词，这种媒体参与和民众议政的热情，在西方极为罕见。另外还有委员发起联名提案，建议给人民大会堂的表决器加个盖，以免会场上的摄像扫射过来增加压力。

　　博客是微的，桌子是圆的，表决器也会是有盖子的，支持民主的手段和技术，与时俱进，花样频出。李小琳委员的拉丁舞跳得还不错，她的双C项链，跟随她翩翩起舞的妇女代表，挽着众多部长胳膊的美女记者，都让会场显得很时髦很活泼。

　　除了活泼，作为最高层次的政治生活，紧张和严肃又是一贯的。在人大代表驻地国二招，笔者被武警战士的拦截动作吓了一大跳，在河南大厦，笔者目睹了上访者被截访的情形，众多的港澳记者也不得进入代表驻地。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是中国会场的一向氛围。两会上，紧张、严肃、活波都是有的，只是，在利益日益多元化和交相冲突的时代，民意代表还是来求团结的吗？

　　两会话场：一样的代表，不一样的代言

　　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倪萍委员。继申纪兰之后，倪萍也向媒体透露“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激起舆论的激烈反应后，她又做了回应，自己是从大局出发的，“99%的都是投赞成票，难道他们都有问题？”

　　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让有尊严成为一个流行词，其实这也正是广泛民意的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所以，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作为民意代表，他们有法定赋予的监督批评权，他们不该总是求团结的。人民的尊严正是来自于代表的批评监督权。

　　不过，政府官员们倒是希望与民意代表求团结，陈仲代表在提交《要求全国人大开展<反垄断法>的执法检查》后，有50多个电话来“说情”，但他“已经50多了，不怕什么了”。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称，临行前，政府官员要求他嘴下留情，嘱咐了又嘱咐，“要考虑现实利益”。

　　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的发言，证实了阻碍监督批评的力量很强大。他自称从当副省长开始，做高官20年，讲真话越来越难。

　　他的“讲真话越来越难”的真话，同样激起了网民激烈的回应。正因为讲真话越来越难，人们对那些讲真话的代表不吝溢美之辞，“两会炮手”变身为民意英雄。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针砭党政搞形式，唱高调，5分钟的发言，人民大会堂响起了11次热烈掌声。民革组的蒋洪委员，说到有国有银行拿出5个亿的利润给100多名高管分红时，多次攥紧拳头敲桌子。

　　两会上有好样的，也有不像样的。让人惊诧的提案年年有，不自今年始。严琦委员建议“取缔社会网吧，由政府办公共网吧”，王全书委员建议将“扫黄”改为“扫色”，王委员对黄色充满感情，“黄色寓意光明、美好”。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化州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宝安分公司经理陈华伟的“回老家买房论”刺痛了网友的神经，“叫人回老家买房的代表不妨先回家”。某制药公司总经理宗立成代表是这样代表全国人民的，“医改如果成功，是全国人民的悲剧”，与陈华伟一样，为本利益集团代言不遗余力。

　　还有的代表大失专业水准，全国人大代表、广西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刘庆宁提出议案，希望修改《刑法》增设“扰乱信访秩序罪”，以保证领导正常上班不受干扰，网友建议他最好读读宪法。

　　于再清副局长因为冠军应该先感谢国家，还是感谢爹妈，成为本次两会最受争议的人物。

　　还有更多的民意代表是沉默者。在全国政协分组讨论会上，当体育第43组的主持人宣布开始讨论报告后，委员们出现了长时间沉默。后有人发言2分钟后，沉默继续，始终无人发言。鲁迅先生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两会民意：焦虑与纾解

　　不管是民意对提案的狠批，还是对“炮手”的热赞，都呈现了民权意识的普遍高涨。这种参政议政的热情是需要加以珍惜和回应的。温家宝说的“让人民有尊严”，当然不仅仅是有填饱肚子的尊严，也是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的尊严。从历史上看，民主的发展总是与对权利的尊重同步前进的，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政治发展历程均证明了这一点。

　　虽然人大代表参选率很高，但高参选率掩盖下的形式主义、权力操纵也不少见，公民的政治热情从现实转移到网络，从平时转移到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可谓红红火火。

　　但红火的网络问政结果又如何？这里不妨举个例子，腾讯网转载了刘庆宁“上访时喊口号静坐应该判刑”议案的新闻，该网页共76371人参与评论，但显示的跟帖只有7条评论。这就是网民问政的直接表现。退一步讲，即使网络可以全部展示网友意见，如果代表们不听不看，这不仍是自娱自乐吗？

　　因此，两会民意最明显的尴尬就是，民众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表达的对象不是自己的代表，而是网络或媒体。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的尊严，不能仅仅来自于网络的途径，网络民主离真正的民主相去甚远。

　　另一方面，两会议案数量近几年呈现下降趋势，专项质询权也极少在监督中被运用，官员代表、老板代表、明星代表们脸朝上而不朝下，民意的失落显而易见。现有的民意代表的履职能力，已经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需求，二者之间的矛盾，已经变成两会政治的主要矛盾。

　　人民见上人民代表一面何其难也。据新华社报道，两会期间，在北京街头，出现了各阶层民众街头手举纸牌上书写建议，新华社配发了不少类似图片，有多少人能找到自己的代表？因为没见过自己的代表，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一场场“两会”开下来，人们还是不知道争论的焦点，政府接下来的回应又在哪里，对今年的政局会有何影响。对代表委员会产生越来越多批判和不满，背后是民意的深深焦虑。

　　我们愿意把陈仲以及其他为民请命的代表称为民意精英，因为他们仍秉承着传统的家国情怀，但这样的精英注定只能是中国社会中薄薄的一层。愿意承受压力而不计算利益得失的勇士，只能少之又少。散落在网络和社会各个角落的民意精英，是一座座孤岛，如果没有制度点滴进步，又会越来越少。

　　虽然选举法修改草案提出了城乡同票同权、秘密投票制度，但现实依然不容乐观。如何落实已经有的制度设计可能更重要，如何能进一步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和透明的选举环境，免于权力的操控，使公民进一步自由行使选举权利、真实表达意见，正是国家总理温家宝所说的“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批评政府”的关键内涵。

　　另外，从现实出发，民意代表相关信息公开以及定期会见民众制度也应该加以确立，实现人民质询民意代表，民意代表又去质询政府的互动。为增加民意代表的工作动力，民意代表的职业化或者部分职业化，无疑是最值得期待的。有薪酬的代表，平时才能花出时间和精力专门接见民众，履行监督职能。民意代表，不是无偿为人民服务的，代表和民意之间是一种利益契约关系，这才是理想中的人民代表制。

　　□本报特约评论记者　张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