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茂最大的心愿，是促成日本方面成立一个基金。如果再发现中国境内的受害者，就用这笔钱进行救助，避免悲剧重复发生。

　　齐齐哈尔是绿色农业基地，但是无人知道，这里的地下究竟还有多少日军遗留的毒气弹。一批无辜市民被毒气弹伤害，他们一次次向日本政府索赔，却无一胜果。今年5月24日，他们再度败诉。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在停息数十年之后，还在纠缠着无助的个人的命运。

　　南都周刊主笔_杨猛 实习生姚欢 北京 哈尔滨 齐齐哈尔报道

当年侵华日军在东北留下了为数众多的炮弹、毒气弹。2004年，齐齐哈尔泰来县村民存有一批毒气弹，露天存放在村民的后院。

　　毒气受害者

　　高温来得悄无声息。哈尔滨道外一栋上世纪80年代的老楼里，难耐酷热的李臣脱得只剩背心和裤衩。于是，那些暗布在手掌、小臂、胸口、大腿上的隐秘伤疤，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65岁的李臣呈现出与年龄不符的老态。因为营养不良，掉了6颗牙，口腔糜烂满嘴黑色。6年前做心脏搭桥手术，从右大腿借了一根动脉，60厘米长的刀疤像一条青色的蛇埋伏在大腿内侧。他撩开背心，露出心脏手术的刀口，“医生打开胸腔的时候说，我的内脏都糜烂了。”

　　1974年10月20日凌晨，时年29岁的水手李臣，在佳木斯疏通航道，被日本军队侵华时期遗留在江底的一枚芥子气及路易氏气混合毒弹误伤，神经系统、内脏器官受到损害，后遗症相随至今。

　　这是2010年6月1日的下午，但说起36年前身体上每一处伤疤的来历，丝毫不差。悲愤一点点浮现在李臣脸上，眼里充盈了泪水。如果可能，李臣说他愿意选择忘记这段历史。但是伤口就像那条潜伏在大腿内侧的蛇，时刻啮咬着他。

　　1996年，李臣选择向日本政府诉讼、索赔。旷日持久的跨国官司持续了7年，2003年虽然一审胜诉，但是终审又被驳回。“每次去日本，日本法官、政客，他们都表示同情，但就是不办正事。”何去何从，让这个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人颇感迷惘。

　　跟李臣一样，在齐齐哈尔，40余位“8·4”毒气弹受害者，在维权和隐忍之间，进退维谷。

　　夕阳笼罩下的齐齐哈尔北疆花园小区，车辆熙攘，一派忙碌。往来的人们几乎忘记，2003年8月4日，此处还是一片泥泞的工地，日军遗留的5枚芥子气及路易氏气混合弹的意外挖出，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原齐齐哈尔社科院院长曹志勃说，当年正赶上“非典”过后，因此外界盛传齐齐哈尔又被不明毒气弹袭击，人心惶惶。

　　曹志勃出版过《日本化学战争史录》，他说，“8·4”事件之前，几乎每年齐齐哈尔都会从工地挖出日本人遗留的炸弹或者毒气弹。但是直到“8·4”事件之后，这一过去秘而不宣的事实才逐渐为外界知道，引起了重视。

　　齐齐哈尔是当年日本关东军516部队的大本营，这个部队以制造化学武器见长，齐齐哈尔因此成为日军化学武器生产基地和中转站。撤退时，日军将大量毒气弹埋藏在齐齐哈尔地下。根据曹志勃等人搜集的数据，在中国，当时日本军遗留了大约200万枚毒弹，但是日本只承认有40万枚。

　　“8·4”事件之后，齐齐哈尔新开工的工地，施工前多了一个惯例，先用仪器探测地下是否有异常情况。具有荒诞意味的是，齐齐哈尔是绿色农业基地，但是无人知道，齐齐哈尔地下究竟还有多少日军遗留的毒气弹，以及它的准确方位。

　　距离北疆花园小区3公里的新化小区，一栋普通居民楼的2层，“8·4受害者办公室”的牌子悬在门口。一个月前，预感到对日诉讼可能败诉，42名“8·4”毒气弹受害者，每月花600元租下这间房子，自发成立了这个民间组织。他们中间，有团长、副团长，均由受害人担任。

　　33岁的牛海英是办公室的秘书长。2003年8月4日，经营废品回收站的牛海英，从河南籍农民工李贵珍和于为手里收购了5个模样怪异的铅桶，按废铁的价，支付了400元。

　　李贵珍在收购站当场砸开了铅桶，类似芥末的浓烈气味瞬间挥发。“‘唰’就进了鼻子，感觉难受极了，嗓子发紧，满脸通红，家人还以为我喝酒了。”牛海英说。他们不知道，强大的芥子气及路易氏混合毒气，迅速侵入了他们的呼吸系统、神经系统，腐蚀了他们的皮肤和器官。尽管在地下埋了多年，这个剂量的毒气弹仍然足以让成编制的部队丧失战斗力。

　　李贵珍和于为当即不断呕吐，踉跄离去。当晚牛海英等人身上溃烂、起泡，呼吸困难，被送往医院抢救。

　　泄漏的毒气弹像是推倒了一组多米诺骨牌。捡废品的李贵珍和于为，收废品的牛海英，清理毒气弹淤泥的王成，废品站的小工刘建明，以及后来把铅桶贩卖到钢厂的梁波，乃至钢厂的看门师傅，凡接触者无一幸免。另一拨人则因为接触到被毒气污染的土壤中毒，杨树茂等人花10元钱从工地买来一卡车土，为新盖的房子垫院，被污染的土灼伤了双脚。陈紫薇等4人，当年还是10岁左右的小孩，在院子里玩土先后中毒。事后抢救的当地203医院证实，均为芥子气中毒。

　　牛海英的脸当时肿胀变形，眼睛不断流泪，腹部溃烂一直不愈合，大夫把烂肉切除，最后烂了一个大洞。大多数人在医院待了3个多月，在伤势愈合后，失去了劳动能力。陈紫薇这些当年受伤的孩子，很小就辍学。32岁的河南籍农民工李贵珍受毒气侵害最厉害，身体90%都长了水泡，抢救18天死亡，留下一对女儿和妻子。

　　2004年，42名“8·4”毒气事件受害者选择了和李臣一样的方式，向日本政府提起跨国诉讼。但无论较早的李臣，还是后来的“8·4”受害者，他们在针对日本政府的诉讼中，无一胜果。

　　失败的诉讼

　　5月28日下午，在北京，由“齐齐哈尔毒气受害者”中日律师团召开的说明会上，日本律师三坂彰彦带来一个坏消息，42名受害者针对日本政府的诉讼，5月24日在东京地方法院败诉。

　　会场的气氛有些沮丧。失望之情写在与会的三名“8·4”事件受害者脸上。33岁的牛海英，46岁的杨树茂，19岁的陈紫薇，他们谨慎地组织着措辞，表达着各自的愤怒。杨树茂说，“日本人的毒气弹，应该让他们拉到日本去，不能让这些毒气弹再害无辜的中国人了。”他的话赢得了长时间掌声。

　　中国政府很早放弃了对日本政府的战争赔偿，但是民间受害者却坚持伸张自己的权利。他们的行动，得到了来自中日两国律师的帮助。

　　身材瘦小的王选是这个活动的召集人之一。作为民间对日索赔的活跃人士，王选说，“那些仍然埋在中国地下的化学武器，像定时炸弹，将来可能还会有人因此生命受到威胁。”

　　黑龙江北辰律师所的罗立娟律师说，官司虽然败诉，但是取得的一个成果是，东京地方法院首次承认，毒气弹系日军遗留，承认毒气弹“对中国原告的生命、身体加害甚大，对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和肉体的苦痛”，但却以化学武器和毒剂遗留范围大一时无法调查清楚，且对齐齐哈尔做不到优先调查处置而免除了日本政府的责任。

　　2003年12月，日本政府曾迫于压力，拿出了3亿日元，折合人民币2000多万，按伤情支付给“8·4”事件受害者。牛海英回忆说，齐齐哈尔政府告诉受害者这笔钱是前期药费和生活费，日本人的说法则是处理费。罗立娟律师说，每年日本国会有一笔100亿到200亿日元的费用，专门用于处理销毁遗留毒气弹，3亿日元是从销毁公费里拿出一些作为收回的成本，仅占其中很小一部分，并非给受害者的赔偿。

　　即便这笔钱，也并没有完全发到每个受害者手上，一名受害者称，发现少了10几万，到手后平均每人20多万。一核对原来医院扣除了抢救费用，3个月的住院时间，每人扣了折合10多万。但是医院花去的钱究竟明细是多少，受害者称至今并不清楚。

　　牛海英还记得，当天在嫩江宾馆发放存折时，一位领导表态，健康是多少钱买不来的，表示会和日本政府交涉。但是，此后也没了下文。至今，他们再没有得到来自日本或者中国的任何一笔政府救援。

　　日方律师协调人李楼介绍，1999年中、日政府达成《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日方提供的只是“化学武器处理工程费”，而没有对于受害者的医疗救助、生活救助、社会保障，亦无专门机构负责。

　　罗立娟认为，更为不幸的是，“8·4”受害者基本都是农民工，或者城市劳工阶层，文化程度不高，没有医疗保障系统，面临后遗症反复发作及后续治疗的压力。

　　原本这些受害者散居在齐齐哈尔各地，几年间，孤立无援的他们互相联系起来，决定继续主张自己的权利，向日本政府索赔。

　　罗立娟律师最早帮助李臣打跨国官司，此后，“8·4”受害者群体也加入到原告行列中。其间义务加入的日本律师多达200多个。

　　罗立娟先后带受害者去了40多趟日本，日本律师也来了16趟中国。每一次不光是参加诉讼，还要参加各种活动，在各种场合，向日本团体、市民，讲述当年日本在中国留下的毒气弹，给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带去的伤害。最多时见过3000多人。

　　曾经有主管部门暗示罗立娟，不要代理受害者官司，罗立娟拒绝了。为了凑集经费，她卖掉了房子。

　　日本法律没有期限性，需要不断补证。李臣的案件从1996到2003年一审出结果间隔了7年，在“8·4”之后，一审判决胜诉，这是迄今针对日本政府的众多诉讼中唯一的胜果，但是终审又被驳回。

　　李臣这些年的变故很凄凉。当年和他一起做工的师傅因毒气侵蚀过早离世。受伤后的李臣失去劳动能力，在医院治了3年，此后接受救济过活。最难的一次，“过春节兜里只有1块9毛3。”他喝了4瓶敌敌畏自杀，被抢救过来。

　　李臣2000年断过一次腿，透视骨质疏松已呈蜂窝状，包括心脏病，均被诊断为和毒气受伤后器官病变及精神压力有关。他拖着病体多次去过日本，“见过小泉，不回答我们，跑了。也见过福田康夫。党首基本都见过，不管是右翼，还是左翼。”

　　维权的困境

　　齐齐哈尔，东北，乃至整个中国，还有多少毒气弹埋藏在地下？何时清理完毕？据中日律师团调查，仅黑龙江一省就分别于上世纪40、50、60、70、80年代发生了约10起日本遗留化学武器泄漏造成中国公民严重人身伤亡事故。而“8·4”事件后又分别于2003年在齐齐哈尔、2004年在齐齐哈尔（两次）、敦化、2005年在广州发生了化学武器爆炸、泄漏而造成的伤亡事故。

　　根据中方提供的数字，自1945年以来，日本遗弃的化学武器已经造成至少2000名中国人死亡。仅2003年至2005年，就发生4起日本遗弃化学武器伤人事件。

　　王选讲，日本有关网站把处理的地点、炮弹所有的都是公开的。但是中国方面还没有公开信息。

　　最新的研究指出，到目前为止能够确定的日本化武泄漏对受害中国公民造成的人身伤害为：死亡，终身残疾，致癌性病痛，皮肤、内脏、神经系统的各种疾病；丧失全部或部分正常生活能力、劳动能力。

　　但是目前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只是针对毒弹处理，针对受害者没有相关措施。诉讼虽然也承认事实，但是不包括赔偿。王选说：“日本政府其实很想知道中国的态度。”

　　即便在已经公开合作的环节，王选也认为日方行动迟缓。1999年7月，《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备忘录》中，日本政府明确表示，要诚恳地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的化武遗弃国的销毁责任，原则上以2007年4月处理完毕为目标。

　　按照规定，日本为处理和销毁遗弃化学武器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技术、人才和设备。发现的化学武器原则上不运回日本，而由中方建设处理化学武器的仓库进行处理。遵从这个协议，日方从2000年开始第一次到中国挖掘、处理化学武器。

　　曹志勃说，现在采取的措施是，在齐齐哈尔某地建了一个托管区，日本人只是出钱让中国保存，新发现的炮弹和毒弹都存放在那里。“每处理一枚大概花费2500美金，但是达不到无毒化处理。”这些毒弹将来怎么处理？如果再次泄漏怎么办？曹志勃说并没有良策。

　　事实证明，第一个10年到期，“处理完毕”的目标并没有完成。日本外务省宣布，日本已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延后5年到2012年。

　　2012年的延后期限眼看又要到了，这个工作的进展依然缓慢。据介绍，1999年两国协议达成以来，日方仅“移动式”（密封、仓库保管）处理了中国境内的日本遗留化学毒弹4.4万枚，如果以日本调查的40万枚计算，也仅仅占全部遗留化武总数的十分之一。

　　5月26日，42名毒气弹受害者与中日律师团签订了新的委托合同。再次取证后，将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按照约定，起诉阶段的全部费用，由中日律师负担。如果败诉，则全部免费；胜诉律师取得25%的费用。

　　日本律师团协调人李楼称，“继续上诉，要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视，仍然遗留在中国境内的毒气弹如何处理，需要找到解决之道，防止新的悲剧。”

　　牛海英说，毒气弹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牛海英后来去公共澡堂都被拒绝，“8·4”事件两年后和丈夫离了婚。杨树茂称，他们之所以继续诉讼之路，最大的心愿，要促成日本方面成立一个基金。如果再发现中国境内的受害者，就用这笔钱进行救助，避免悲剧重复发生。

　　罗立娟也给李臣打了一个电话：“李大哥，这个月去日本作证，你再跑一趟？”李臣在电话那头表示，“要去。倾家荡产也要把官司打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