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或90后，平均年龄23岁，八成未婚，多数初中毕业，总计约1亿人——这是官方课题组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勾勒的大致轮廓。

　　6月21日，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以下简称全总课题组）公布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现状的调研报告。

　　课题组建议，下一步，通过户籍、社保待遇、工会组织体系完善等改革措施，改善该群体生存现状。而这也被认为是下一步农民工权益改革的可能路径。

　　采访中有社会学者对本报坦言，关键是真正消除“区别化”的政策导向，政策要奔着将农民工真正市民化走，而非默许其继续流动的现实；否则，许多政策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不能化作农民工的日常生活。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社会学家陆学艺直言，战略方向上的调整殊为必要，社会改革不能再继续长期滞后于经济改革。

　　此外，有专家指出，搭建畅通的官方或非官方利益表达机制也很重要，“近半数农民工承认，反映问题不方便”。

　　典型轮廓

　　17岁的云南女孩胡源最近来到中关村某酒楼，成为一名服务员，月薪1400元，业绩好还能提成。

　　这是她一年来在北京换的第四份工作，工资比起初涨了600元。她爱漂亮，不爱洗衣服，一次甚至把老板娘给她的工作服也扔掉，“太脏，冬天水凉，懒得洗”。

　　在每周惟一的一个休息日，她像许多北京本地少女一样，起早跑到动物园批发市场淘最潮的仿名牌，由于这笔花销，她的工资基本上“月光”。

　　“花完了再挣。下一份工作工资一定要更高。”目前，她的老家只有爸爸和仍在上学的弟弟，姐妹两人和妈妈都已外出打工。

　　胡是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大致缩影。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他们也和城里年轻人一样，爱打扮，喜欢发短信、上网，购物；不喜欢忍辱负重，工作不顺心就辞掉。

　　他们分布在餐饮、建筑、家政、速递等各行各业。这批16岁-30岁的年轻人在外出农民工总数（1.5亿人）中已占61.6%，俨然主力军。

　　课题组调查显示，这批1990年代陆续进城的年轻人，似乎没有父辈那么能吃苦，“他们挑劳动环境，就业条件，总想更好一点”，更加青睐于去制造业、服务业，脏累的建筑业，就业比重逐年下降。

　　一位川籍的农民工在浙江某工厂谋到一份月薪高达4000元的灯泡抛光工作，但干了不到两天就走人，“这是拿命在干，粉尘太多，完全人工抛光！”

　　他们的“挑剔”，和教育程度提高、权利意识提升，乃至从小受到更多的家庭疼爱分不开。

　　“2009年，这个群体高中及以上程度，在30岁以下人群占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36.9%，均高于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报告称。

　　由于成长背景不同，他们更多认同自己是工人，而非农民，课题组介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

　　他们习惯了城市，未来选择“回家乡务农”的新生代农民工只有1.4％。而农村也确实回不去，近九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土地也早闲置或转包。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3%。

　　最早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称谓的学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者王春光指出，“他们对城市化有更高期许，希望外出不仅能赚到钱，更要改变自身命运，渴望成为市民”。

　　群体问题

　　全总课题组总结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面临的若干难题。

　　工资水平低是其一。

　　陆学艺在上周中科院一次公开论坛演讲时抨击了农民工低工资制度，“1980年代中期后，我们去深圳调查时，当地工人工资就那样，到现在，基本工资仍然几百元”。

　　户籍也是个问题，购房落户和高中以上学历落户底限，将很多农民工阻拦在外。社保体系也不完善。全总课题组调查显示，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仅分别为21.3％、34.8％和8.5％。

　　住房也是问题，众多农民工的收入增速，追不上房价，“七成农民工表示能够承担3000元以内的房价，但这样的价钱在他们打工的地界，找不到”。课题组称。

　　子女教育也是问题，“农民工子女半数以上都转过学，转学3次及以上的比例人群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

　　此外，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也亟须解决。

　　面对诸多问题，利益表达机制也不健全。

　　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邓秀华曾针对湘、粤两地数千位农民工进行过专项调查。她发现，只有21.5%的农民工所在单位成立了党、团组织；农民工所在单位或社区成立工会的比例只有16. 2%，专门代表农民工权益的独立组织几乎没有；75. 6% 的农民工没有参加任何打工地组织，参过过所在单位民主管理活动的农民工仅占12. 9%。

　　城市梦的理想和苍白现实，煎熬着年轻农民工。

　　应对之策

　　课题组提出了应对之策。

　　首要的，他们建议，将农民工问题的解决，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常住地公共预算。“中央政府各部门应就该群体最需要的职业教育培训、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社会保障、户籍改革等方面，制定专项规划，并督促各地制定地方规划。”

　　课题组为户籍瓶颈排定了解决步骤。对在中小城市、小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创业而又放弃农村责任地的农民工，取消准入门槛；对于农民工有条件投资，拥有不低于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住房，或单位提供相应面积廉租公寓的，准许转入城镇户口。

　　对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则建议研究放宽相关落户条件，实行积分落户，优先考虑将农民工劳模、高级技能人才、人大代表等农民工优秀分子转变为市民。

　　采访中一位专家直言，各项政策初衷都不错，但关键是要落实，他感叹，在调查中曾深切感受到，许多所谓政策还停留在纸面。

　　当中的原因，恰在于很多针对农民工的社会政策，都以不改变农民工流动为前提，未真正计划将其纳入城市化进程，因而为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提供空间。

　　政策惠及对象的讨价还价能力也很弱，“不论在《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三方谈判机制中，还是在与政府的谈判上，农民工都非常弱势”。

　　邓秀华在粤湘两地的调研就曾发现，有近半数的“新生代”农民工(49.7%) 认为表达意见、反映问题“不方便”。

　　此外，专家建议提速社会体制改革，“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光用经济的办法不行。我们这一套农民工制度、工资制度、劳动待遇报酬制度，30年没有根本大变，肯定会对经济的长期良性发展掣肘。”陆学艺指出。

　　（作者：申剑丽）

　　近日记者从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人保部最近联合教育部向各省市下发一份《关于组织开展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调研的通知》，要求对毕业后低收入大学生聚集群体（“蚁族”）进行摸底，并调研针对该群体进行就业服务的基本情况。

　　按照通知要求，6月底前首先由地方和高校完成自行调研，然后将由国务院就业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的部级领导带队，组成若干调研组，每个组分赴2个省份进行调研。

　　“关于‘蚁族’的问题已经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人保部的一位官员表示，在摸底聚居于大城市的长期失业和低收入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同时，有关部门将探索建立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长效机制。

　　而在全国性摸底展开之前，人保部下属的人事科学研究院已联合部分省市机构，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成都等6座城市的“蚁族”生存境况进行了重点调研。

　　率先出炉的《湖北省“蚁族”调研报告》显示，武汉“江蚁”数量约为3万-6万人，其中家庭经济状况一般或较差的占89.2%，而41%的“江蚁”人均住房面积在20平米以下。

　　在6个重点城市陆续开展先期调研之时，更大范围的“蚁族”摸底行动已经展开。

　　不久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曾在一次内部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国务院领导明确要求，要深入高校和企业，依托专家、中介机构、统计调查等手段，组织开展大规模调研，以全面准确了解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和失业情况、就业稳定性、就业需求变化。”

　　在《湖北省“蚁族”调研报告》的主要负责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黎民等人所做的调研中，47.3%的“蚁族”来自农村，家庭经济状况一般；34.5%来自城市，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另有5.4%农村出身和2%城市出身的“蚁族”，家庭经济状况较差。

　　这意味着，接近九成的“蚁族”属于“穷二代”。

　　“90%以上的调研对象都是非本地户口，绝大多数来自省内的三线县市。”湖北省人才市场的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这些青年人是相对弱势的城市群体，在高收入行业或许缺乏竞争力，但他们最缺的是社会资源和家庭背景。

　　“‘富二代’、‘官二代’的就业都比较轻松。”黎民说，这些人成为蚁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有，也属于暂时“玩票”，父母总会为其找到好的出路。

　　“在蚁族中，不排除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生活状况，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但这部分人目前看来很少。”黎民对记者说，多数将最终面临两种抉择：继续在这个城市的较低阶层中挣扎，或者回到三线县市的老家谋生。

　　但问题在于，这些“农二代”、“穷二代”，既无法融入城市，也不愿回到农村。

　　《湖北省“蚁族”调研报告》调研结论显示，“在机会均等的公平无法得到保障情况下，阶层自由流动性受阻将加深社会矛盾。”

　　（作者：周呈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