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差别最根本的是思想差别。 “为思考而思考，只是少数思想之士的乐趣。大多数人的看法是，思考必须有值得的益处”，是西方思想史家概括出来的西方思想史上的基本现象。而中国思想史的基本事实则是人人都在忙着“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考必须有值得的益处”，缺乏品味“为思考而思考”“乐趣”的“少数思想之士”。

这个思想差别之所以是根本的，因为“为思考而思考”，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容易尽情发挥人的聪明才智，看透世界的表象，看到世界的本质，产生开创性思想，因而能在已知世界的地盘上爆出未知世界的曙光。而“思考必须有值得的益处”的思考，虽然脚踏实地，可以思考的具体而微，然而必然受到“益处”的限制，狭隘的“益处”画地为牢，局限着人的聪明才智的发挥，令人难以透过“益处”的具体表象，看到事物抽象的本质，结果人的思考只能在已知世界里徘徊，无法产生开创性思想，突破已知世界。只有“为思考而思考”的思考指引“思考必须有值得的益处”的思考，人类才会有发明创造无穷无尽的精神动力，人类的发明创造才会有无边无际的广阔天地，突破已知世界的原创性思想才会如“不尽长江滚滚来”。

西方的思想史就是这样展开的。

在西方的历史上，诚然“为思考而思考，只是少数思想之士的乐趣”，但是，由于他们的思考不在意任何“值得的益处”，甚至不惜为思考和思考的结果献出生命：如苏格拉底就是因为向人们讲解人其实是无知的这个真理而被处死的，如阿基米德就是在他阻止刚打进叙拉古的罗马大兵妨碍他思考数学问题的时刻被杀死在他刚画出的几何图形前的，如耶稣就是在宣讲人类之爱的时候被钉上十字架的。因而，数学在希腊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分支，爱智慧在希腊发展成为哲学，研究自然在希腊发展成成为科学，研究国家在希腊发展成为政治学，传播福音在罗马发展成为基督教。即使在罗马帝国统治的中世纪，希腊人“为思考而思考”的思想火花也一直都未中断，开创性思想喷薄而出，才会酿成文艺复兴的熊熊烈火，烧毁欧洲旧世界的同时，也在欧洲开创出了新世界。

也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传统里，对一个砸着自己的苹果的开创性思考，牛顿便发现了万有引力；对自己跟光速一样运动的开创性思考，爱因斯坦便发现了相对论。这个传统在法拉第举办的电磁展示会上得到一次生动地说明。一位夫人参观后问科学家，“电有什么用处”？法拉第反问，“夫人，小孩有什么用处”？小孩的用处是他会长大，会成为能思想会劳动的大人。“为思考而思考”的意义也是这样，看来没“有值得的益处”的开创性思考，随着思考的深入，生活的发展，也许会成为未来世界的基石。

罗素《西方哲学史》中的一段分析说得尤为清楚：“欧几里德几何学是鄙视实用价值的，这一点早就被柏拉图谆谆教诲过。据说有一个学生听了一段证明之后便问，学几何学能够有什么好处，于是欧几里德就叫进来一个奴隶说：‘去拿三分钱给这个青年，因为他一定要从他所学的东西里得到好处’。然而鄙视实用却实用主义的被证明了是有道理的。在希腊时代没有一个人会想象到圆锥曲线是有任何用处的；最后到了十七世纪伽利略才发现抛射体是沿着抛物曲线而运动的，而开普勒则发现行星是以椭圆而运动的。于是，希腊人由于纯粹爱好理论所做的工作，就一下子变成了解决战术学与天文学的一把钥匙”。因而，宽容人自由思考，创造让人无拘无束进行开创性思考的社会条件，保证“为思考而思考”和“思考必须有值得的益处”并行不悖，比翼齐飞，是人自身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或决定性要件。

中国的思想史则有所不同。

也许中国思想跟中国“家天下”国家一样，是在战胜大洪水中产生的，用阴阳观念概括世界变化的规律可能是中国“为思考而思考”结出的唯一硕果。大洪水退后，“家天下”国家成为运用阴阳观念的“思想人士”思考的唯一问题。到“家天下”国家由拥戴制向分封制演变，中国思想在分封制瓦解的过程中成熟并由孔子正式发布的时候，围绕“家天下”国家的“伦常治道的人生智”成为“思考”的唯一内容，也就不奇怪了。诸子百家虽然各有主张，有些甚至针锋相对，究其实，他们争鸣的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治理天下国家。先贤所谓的“太上有立德、立功、立言”，都是站在国家立场对国人的期许，而不是站在人的立场对人的承诺。“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并不仅仅是宋代新儒家的特点，而是整个中国思想的基本特色。

这个基本特色的本质就是以“为思考而思考”为“乐趣”的“思想之士”基本没有，“思想之士”的“思考必须有值得的益处”。小儿辩日，自得其乐，那是只有不谙世事的小儿才会玩的游戏，大人根本顾不上，所以孔子遇到了也并未放在心上。惠子、公孙龙似有“为思考而思考”之乐，但“白马非马之辩”、“离坚白之辩”、“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之类，虽然炫人耳目，被韩非斥为“坚白、无厚之辞章，而宪令之法息”，其实他们也是想以此“化天下焉”，而“化天下”自有“显学”可用，何必如此迂远？所以，他们的“思考”，后继乏人。“三年不窥园”的董仲舒也并不超然，他在深入“思考”儒学经世致用的同时，也在为自己挣前途。不止此也：即使佛学东来，思辨的经义也只是弥补了国学“修齐治平”的不足，并没有造就“为思考而思考”的“思想之士”；基督教东传更为不堪，长期受压迫，不仅不能融入国人的思想，还被洪秀才作为夺取天下的工具。

“思考必须有值得的益处”的这种传统，使得国人的思考一直长不大，永远像个混沌未开的老顽童：由于缺乏以“为思考而思考”为“乐趣”的“思想之士”的思考指引，尽管老祖宗早早发现了勾股定理，计算出接近现代水平的圆周率，算术却始终只能作为计算的工具，无法发展成为独立的数学；尽管老祖宗早早发现磁石的性能，做成指南车，发明火药，产生利用火药的力量送人上天的想法和实验，却始终没有发展成自然科学；尽管老祖宗们早早发现治理国家的方法，由拥戴制演变为分封制、郡县制，以《尚书》之早、《周礼》之细、《韩子》之全却始终没有跳出治理“家天下”国家谋略的窠臼，不能创造出政治学和法律学；尽管老祖宗早早发现阴阳变化的规律，画出八卦的图案，后人却一直寻找不到或不知道寻找认识的思想工具；土里刨食几千年，却不知道人活着还有比吃饱肚子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囿于“益处”，不能开创性思考，使中国缺乏原创性思想，是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

严重的是，锁国时期如此，开国年代依然。一以贯之的“思考必须有值得的益处”的习惯，造成在开放学习的过程中只想立竿见影，急用先学：不是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坚持“洋为中用”，敌为我用，只想学有“用”，不想学无“用”，其实就是只学 “思考必须有值得的益处”，不学“为思考而思考”。前有洋务运动的造船、造炮、修路、挖煤——“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后有工业、农业、国防、科学的现代化——“师夷之现代化长技以制夷”也，今有改革开放的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管理、出口导向的市场经济——“师夷之市场经济长技以制夷”也。而对什么是“夷之长技”、“夷之长技”是如何得来的、“夷之长技”为什么会“长”、我们怎么样创造比“夷之长技”更“长”之“技”这些问题不愿多“思考”。所以，中国“师夷”，事倍功半，劳民伤财，旷日持久。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自然科学上我们还没拿过诺贝尔奖，经济上我们还主要靠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卖命的农民工吃饭，也就是说，我们还只能跟在“夷之长技”后面爬行。

这有其必然的性。“夷之长技”是在建设自由民主国家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国家由国人的头上降到国人的脚下，国人独立自主，国家成为国人发展个性的保障手段，国人智力开发提供条件的手段，国人自我开发的保护手段，国人创造幸福生活的必备手段，国人的聪明才智得以自由发挥，驰骋想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思考而思考”与“思考必须有值得的益处”各得其所，各尽其长。而我们的国人则是国家的臣子，隶属于国家，没有独立自主性，国家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国家。因而，为了国家富强，不惜教育商业化、医疗商业化、环境污染化、道德商业化、宗教商业化、权力商业化、人格商业化、工农奴隶化——未“师”到“夷技”之“长”，先“师”到“夷技”之短。一个只知道弄权耍钱，不知道尊人重智的地方， “益处”取代了“思考”，更不要说“为思考而思考”了，谈不到发现，谈不到发明，谈不到创造，怎能不落后？还能跟着爬行，也真不简单。

 问题就在这里：一个人的国度必须要有真正的人。而耽于“思考必须有值得的益处”的思考，热衷于弄权耍钱，只能看到“民以食为天”，看不到国人不仅是生物人，而且是政治人，只有政治上成熟了，才能成其为人。中国古代就懂得这个道理——那时的读书人，考不中功名，即使八十岁了，也是童生，不算成人，在社会上没有发言权。所以，“以人为本”必须使国人先成为人，成为大人，成为政治人。而使一个人在政治上成熟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行使政治权利，参与决定他命运的决策过程。因为，“不让一个人行使政治权利，就是剥夺他一半人性”。“一个人不能参与他国家主权的行使，就不比一个奴隶强多少”。“做一个充分发展的人，要件之一是能参与对他的生活有严重影响的决策。不让成人作此参与，犹如小孩子早已学会自己尿尿以后，还要他们包尿布”。不给国人言论自由的权利、结社自由的权利、选举自由的权利，既不让国人“思考必须有值得的益处”，又不让国人“为思考而思考”，让人成为什么人就是什么，等于给成人包上尿布，等于让国人都做奴才。这样的“人”，很难说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人”，充其量是跪在皇权面前的“民”。所以，执政者“以人为本”，其实是“以国为本”，只有人“以人为本”，人才能是“本”——人之本，国之本。

不过，在开放学习的过程中，也不是没有人引进学习“为思考而思考”的乐趣。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圈内享受着“为思考而思考”的乐趣，却乐极生悲，忽略了中国缺乏西方“为思考而思考”影响“思考必须有值得的益处”的社会土壤，没有顾及“思考必须有值得的益处”的“大多数人”，以至于他们“为思考而思考”的乐趣没有传播进“大多数人”的心间。因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很象在沙漠中移栽参天大树，沙漠没有得到绿化，大树先死了。中国受“思考必须有值得的益处”传统影响的“大多数人”太多，这不是几场运动、几个人、几本书、几篇文章能改变得了的。时至今日，不善于追求真理，只知道追求胜利；不善于追求正义，只知道追求权力；不善于追求公正，只知道追求主平等；不善于追求博爱，只知道追求自恋——思考“益处”超过思考“思考”显然还是风气。这说明，开放学习，“思考必须有值得的益处”应该和“为思考而思考”结合起来。中国的出路，也许就在这种结合激发出的火花中。

总之，一个民族，应该既有知“为思考而思考”之乐趣的“少数思想之士”，又有认为“思考必须有值得的益处”的“大多数人”；理想状况是，由“为思考而思考”作为灯塔，引导“思考必须有值得的益处”的“思考”前进。一个人，头脑中应该既有“为思考而思考”的成分，又有“思考必须有值得的益处”的成分；理想的状况是，“为思考而思考”的成分主导着“思考必须有值得的益处”的成分。在西方早已越过一人统治的“家天下”的制度走向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制、多数人统治的共和制、全民统治的民主制的时候，中国还深陷个人统治的“党天下”不能自拔；在人类已经登上月球、探测器飞落火星与飞出太阳系的时候，中国对人类的贡献还是老祖宗的四大发明；在美国的富豪张罗着生前向慈善事业捐出全部或半数财富的时候，中国的暴富者们正忙着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正像广东聚居着中国最富的富人和最穷的穷人一样，中国也聚居着世界最富的富人和最穷的穷人……中国的落后是明显的。

落后的中国要后来居上，必须进行开创性思考，创造原创性思想。方便之门仍然是“师夷长技”：既要学习人家“为思考而思考”、“思考必须有值得的益处”的成果，又要学习人家“为思考而思考”引导“思考必须有值得的益处”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