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不少地方官员向人民论坛记者透露，虽然在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上逐年增多，但一些地方维稳压力仍然越来越大。面对压力，个别地方相关部门不惜借维稳之名打压上访者、干扰司法、违法行政等，一不小心就掉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不仅使当地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更是延误了地方发展。“维稳”渐成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最大“烦恼”之一。

一些地方为什么会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地方官员有哪些维稳烦恼?如何跳出维稳怪圈？人民论坛杂志进行了深入调查。在人民网、腾讯网、人民论坛网推出网络问卷，参与调查人数8756人；采访、书面调查地方党政干部478人；总计调查人数9234位。

调查结果

·79%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较严重”

·在回答“当前地方维稳哪类异化现象最为突出”这一选项时，70%的受调查者认为

“维稳目的异化， 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

·68%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维稳思维存在着误区”

“维稳”为何成为挡箭牌?

——79%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的现象“较严重”

“维护社会稳定”成了近期两起热门新闻事件的官方辩解。一个是湖南金浩茶油事件。据报道，今年2月份金浩茶油就被查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但是消息一直没有公之于众。另一个就是出现蜱虫疫情的河南商城，据当地主管政法的一位乡干部说，之所以没有公开疫情，是出于维稳需要。

调查显示，79%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较严重”，仅有6%的受调查者认为此类现象“不严重”。结果表明，一些地方部门曲解稳定，借“维稳”名义不作为已经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

近年来，借维稳名义滥用权力、胡乱作为的现象不断见诸报端。一些地方搞非法的暴力拆迁，动辄就动用警力，也称之为是“维稳”；紫金矿业瞒报污染，也是出于考虑“维稳为重”；公民发帖批评县委书记，除了被公诉犯有“诽谤罪”之外，也被指“破坏全县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 “维稳”成了一些地方非法行政的借口，值得高度警惕。这种行为不但不能维护稳定，而且有可能激化矛盾，诱发社会冲突。

“哪些不稳定因素最可能诱发群体性冲突”？人民论坛调查显示，78%的受调查者选择“一些部门和官员公权私用、特权腐败、权力不作为和乱作为”，列所有选项第一位，比列第二位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现象增多”(71%的受调查者选择)多出7个百分点，比列第三位的“因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受损等引发冲突”(59%的受调查者选择)多出19个百分点。专家指出，目前中国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都和公权私用、政府部门不作为等相关，而一些当事官员遇到问题作为不当在不同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要维持社会稳定，地方官员及相关部门首先要做的便是依法行政，不滥用手中的权力。

有受调查网友指出，在网络时代，网民对于真相的渴求大有掘地三尺之势，到底是维护民众利益，还是将维稳当做挡箭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官员有烦恼，公众不领情，维稳的目的是什么?

——70%的受调查者认为“维稳目的异化， 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维稳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怪现象？最根本的还是在于维稳方式出现了异化。在回答“当前地方维稳哪类异化现象最为突出”这一问题时，70%的受调查者认为“维稳目的异化，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18%的受调查者认为“维稳重心异化，重视事后处理，不重源头”；10%的受调查者选择“治理方法异化，采取压制或推脱敷衍的处理方法”；2%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其他”。

“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式的维稳结果表明，任由个别官员躲在“维稳”的大旗下，打着当“太平官”的小算盘，往往越维越不稳，这一异化现象已经成为当前“维稳”工作的最大挑战。这样的官员往往不能与时俱进，一味地固守旧有模式，一旦面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往往会束手无策，有时甚至会导致官民矛盾激化。

一方面公众对维稳异化深感不满;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官员也向人民论坛记者大倒苦水，感慨基层维稳压力大，常常是费力难讨好。“您认为地方官员维稳最大的烦恼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69%的受调查者认为 “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维稳系统策略”；44%的受调查者认为“一票否决”机制使地方不少工作常常围着维稳转；39%的受调查者认为“因体制、机制问题，地方官员常常两头受气”，分列前三位。

有受调查者表示，地方官员的维稳烦恼可以理解，这些烦恼不是某个人或某项措施就能解决的，而是改革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学者郑永年强调，今天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形式多样的针对既得利益和精英阶层的社会暴力是以往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的结果。而这些矛盾本来应当是通过改革得到解决的。

走出“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关键靠什么?

——77%的受调查者认为“提高用制度化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能力，法律应在权力之上”

“越维越不稳”怪圈出现的深层原因是什么？68%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维稳思维存在着误区”；44%的受调查者认为“用行政方式替代司法方式，基于短期利益考虑，树立不起法治权威”，分列第一、第二位。

当前个别地方政府维稳思维的一个最大误区，就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把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同时，一些地方政府的维稳是治标不治本，常动用警力等专政工具来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以实现一时的社会稳定。

正是因为对维稳的刻意强调和片面理解，使当前不少地方维稳工作挣扎在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的博弈之中：政府在多重压力之下大力维护以“零非访”等为指标的“稳定”，而民众在权利救济极度困难时不得不以种种非常规方式“冲出重围”。面对这种博弈，一些地方政府往往缺乏耐心，大多采用应急式处理方式，不稳定因素并没有真正地化解，很大程度上是采取了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策。这种维稳思维和处置方式，往往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各种矛盾的汇集激发，最终会使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要解决维稳难题还得回到制度化层面来，这才是上策。77%的受调查者认为“提高用制度化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能力，法律应在权力之上”凸显了民众对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强烈呼吁与期待。党中央早就三申五令推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但一些地方政府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将行政方式凌驾于法律之上，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

专家强调，社会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中国日益开放和民主化，社会稳定也必将过渡到动态平衡型。相应地，执政者的稳定思维也应随之转变。在社会冲突敏感期，不仅需要执政智慧，更需要和社会发展阶段相吻合的新的稳定思维。(执笔：人民论坛记者 王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