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09-25
9月18日，因写作《大迁徒》被拘的作家谢朝平获释。他说经此一灾，“变得脆弱了”。
检察院来提审我,我以为要“转正”,就是要在逮捕证上签字,我准备了个纸条,想在逮捕证上写下这样的话:“总有一天,历史会审判炮制这张逮捕证的人……”但是检察院的人问了两个问题就走了。
当天下午,管教通知我收拾东西,我问:“是要转号吗?”他说“是释放你”。———谢朝平9月19日向南方周末记者口述
□本报记者 黄秀丽 发自北京
因写作三门峡移民史的报告文学《大迁徙》而被拘的作家谢朝平,在9月17日被释后,于9月19日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在北京石景山区租住的房屋中,55岁的谢朝平神色倦怠。进看守所时剃光的头发刚长出来一些,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以前留的是长发。”讲起30天的牢狱生活,谢朝平好几次流下了眼泪。“当天我就是在这里被反铐着,一动也不能动,站了两个多小时,手都要断了。”谢朝平指了指双人床边的架子。
妻子李琼说,牢狱之灾让老谢变脆弱了。谢朝平走出看守所时,和妻子紧紧拥抱在一起,这是夫妻俩几十年来惟一一次在公开场合拥抱。
从9月18日晚回北京后,谢朝平一直在接受媒体采访,“这次要感谢全国媒体与网民的帮助。”3个小时的访谈里,他反复地说这句话。以下是他的自述。
“是市里领导让他们来的”
我出来后,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大迁徙》这本书。这个问题也是办案警察问过很多次的。我的回答是渭南的移民太穷太苦太可怜,渭南的个别官员太贪太腐败太可恨。
《大迁徙》的内容,里面涉及了三门峡库区移民两个核心问题:土地和资金,中央拨给移民的土地和资金没有用到移民身上,而且年年在减少。我想这事关地方政府形象,自然会触动一些人的神经。
但当时警察要来抓我时,我没觉得有多大事。书收了之后,我钻研过出版方面的法律,给新闻出版总署打过电话咨询,也问过法律界的朋友,得到的意见是,如果是稿件有问题,杂志社和作者承担共同责任,如果是印刷方面,那么责任在杂志社。问完了就轻松了。
直到渭南警方提审我的时候,我才感到事态严重。我问他们,你们不怕办错案吗?他们回答说不怕,错了他们不负责,是市里领导让他们来的。
我认为他们的暴力执法很露骨。抓我的时候,手铐铐得很死,我左边肩膀肿起来了,疼得要断了。我向他们要膏药贴一下,要了不下十次,也没有人理我。
8月23日在西客站坐火车去西安。王鹏(办案警察之一)押着我走了5个候车室,用很大的力量推我、搡我,感觉他想用这个方式来摧垮我的防线。我被铐在检票口的铁门上,铐了半个多小时。上火车的时候,他又要反铐我,我说手都要断了,我不会跑,你不要反铐。王说这是执行任务。我急了,说你只要反铐我,我就撞死在墙上。说着退后了一步,准备往墙上撞。朱福利(另一办案警察)过来抱住我,说老谢你别这样。他把自己的左手和我的右手铐在一起,我们才上了火车。
“趴在墙上流眼泪”
我先在朝阳看守所的“过渡号”呆了3天,条件不太好,4个人共用一个饭盒吃饭。之后转到临渭看守所。那里要劳动,磨冥纸。头7天呆在一个号里,一个监舍十几个人一天磨两捆,算是新手。后来又调到别的号,一天要磨十几二十捆。
一般上午劳动到11点多钟。下午就提审,有时候提审到7点多,回来就没饭吃了。我大概总共饿了六七顿,现在提到馒头就哭。有一次提审回来已经吃过饭了。大家都在“坐板”(记者注,看守所里嫌疑人坐在通铺上反思),我也坐上去。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爬过来说:“谢叔,你还没吃饭吧?我就知道你没吃,晚上一人两个馒头,我给你留了一个。”我咬了一口,泪流满面,又觉得男人不应该哭,就回过头趴在墙上流眼泪。
警察没有对我刑讯逼供。但是他们不尊重人,搞人格歧视。他们提审我的时候,有的我不认识,我要看他们的证件,他们说:“你也不看看你的身份”。我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后来还是给我看了警官证。
在看守所也没有什么牢头狱霸打我。但是里面有规矩。新来的人要睡在厕所边上,擦厕所、擦地。擦地要用一块大抹布,弓着腰,撅着屁股成90度的姿势。我有腰椎间盘突出,做了四次,腰都快断了,衣服也湿透了。我就跪着擦。牢头大声喊:“不许跪!”后来我告诉管教,希望不要90度擦,牢头就算了。我刚去那天,衣服一直是湿的,汗水泡得一股酸臭。
“提审时反复问收没收钱”
9月7日到9月12日,警察开始密集提审我。问的一直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收没收钱,第二个是书送到渭南后给移民代表写“领条”的事。我想他们是找“非法经营罪”的证据。
我说钱我一分没收,我还倒贴了十几万,我去渭南采访吃饭一次都没让移民掏过钱。“领条”的事我反复想,想起来了,6月26日晚上我们几个人等书运到渭南,大家提议写个“某某收到《大迁徙》多少本,应付某某多少钱”的领条。我从电脑里打印出来,但当时人很多,谁拿走了我不知道。不过,我确实想着要有个“领条”。
事后得知,9月13日检察院就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但当天我不知道。那天来了两个检察官提审,都是业务尖子。问的问题很刁。9月15日第二次提审我的时候给我看过一个文件,好像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打印出来的。说“有一个问题,你回避不了”。
这个“问题”就是1998年最高法院有关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我看了之后,就觉得在印刷程序上确实有问题。火花杂志社的印刷函件本来是交给河南一家印刷厂,约定印数为一万余册。后来改在廊坊一家印刷厂复印,印数定为两万本。我提出要换一个函件,杂志社说赵顺印书,不用改。赵顺是这家印刷厂的老板。
所以,当天我表示:“司法机关要追究,在没有渭南权贵干预的情况下,我愿意接受公正的处理。”检察官让我给检委会写封信,我写了,说自己没有谋利的意图,即使是违反了法规,也是初犯。后来在9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我取保候审的原因就有这一条,说我有悔意。“我变得脆弱”
当时我虽然在里面,但知道外面的舆论在关注我。因为警察提审我的时候说“你老婆在外面搞动作”。
但当时觉得前景不乐观,我作好了判刑的准备。9月17日上午,检察院来提审我,我以为要“转正”,就是要在逮捕证上签字,我准备了个纸条,想在逮捕证上写下这样的话:总有一天,历史会审判炮制这张逮捕证的人,利用司法之手办案件的腐败权贵及他们的家丁,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检察院的人问了两个问题就走了。我很沮丧,没有结果,也看不到希望,还不如“转正”了,也安心了。
当天下午,管教通知我收拾东西,我问:“是要转号吗?”他说“是释放你”。我不相信,问他:“你开玩笑吧?”同屋的嫌疑人都为我高兴,有一个人还帮我剃了胡子。我把衣服和饭卡都送给了同屋的犯罪嫌疑人。
我从看守所出来了,但我变得脆弱了。一是提起馒头就哭,二是想到我老婆就哭。我最忘不了的是我被押进电梯里,老婆追出来看我的眼神,仿佛凝聚了全世界所有的凄惨和悲伤。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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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渭南书案:体制内你仍有选择
在被渭南警方拘留39天之后,谢朝平回到了他北京的家。但这并不是谢朝平的自由。在法律上,谢朝平仍是一宗“非法经营案”的嫌疑人,只不过,警方对他的强制措施由“拘留”改成了“取保候审”。促使警方为谢办理取保的关键,在于警方报捕谢朝平未被批准。渭南临渭区人民检察院给出的理由是,“证据不足”。
仅就媒体披露的新闻事实来分析,警方以“非法经营罪”对谢朝平立案侦查及拘留,同样证据不足。且不说作为“火花”杂志增刊的《大迁徙》并不是“非法出版物”,就算《大迁徙》非法出版了,查处这一行为的也是新闻出版机构；就算《大迁徙》也“非法经营”了,主体也是出版方,而不是作者。
问题就在:警方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这样一个漏洞百出且明显证据不足的“非法经营”个案,强行立案并展开“跨省抓捕”?在全国舆论一边倒地质疑警方违法时,渭南警方全无招架之功,而只能长时间沉默。沉默的背后,是否有难言之隐尚不得而知。也许可以合理怀疑:渭南警方违背法律常识对一位作者展开跨省追捕,乃是奉命所为。至于何人所命,还有待媒体的调查或有关方面的主动公开了。
事实上,警方奉上命而为,行违法之举,虽能一时讨好幕后人物,但从多起“因言获罪”的善后来观察,最早被幕后之手抛弃的,也往往是冲在一线的警察。而在世俗的仕途黯淡之外,作为执行人更要接受道德和良知的折磨。
当然,网上也不乏为唯权不唯法者辩护的声音。我们应该承认,在强大的、现实的权力威胁面前,要保持良知并不容易。但这并不能为执法违法者脱责。同样身陷“司法地方化”这一体制之弊中的渭南临渭区检察院,就用“依法不批捕”为当地警方上了一课。这恰恰说明,即便在体制之中,执法者也是有选择的。
不妨看看东德一桩刑案:柏林墙推倒后,一位前东德警察因曾开枪杀死翻墙奔向西德的青年而被指控。其辩护律师认为,开枪是服从和执行当时政府法令和上级指令,罪不在己。但法官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即只开枪而故意不打中),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底线。
对于执法者而言,也同样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超越法治和伦理的底线。用伤害其他公民合法权益的“投名状”,来保住自己的官帽,注定要付出精神上的成本。在这个“自媒体时代”,为某幕后人士背书,欺凌弱小、侵害私权,其代价已非
一套基层警察的制服所能承担。
期待所有的执法者和司法者,往后遇到“以权压法”时,能像渭南检方那样,秉持良知、有所选择。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尽可能让执法者及司法者在作出依法办案这一选择时,少一些顾虑,多一些保障。
就在一个多月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出台规定,要求“对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这一规定虽非治本之策,但也让基层检察院在对抗地方不当干扰时,可以从容地将枪口抬高一厘米———也就是“报上级检察院审批”。此举适逢其时,值得鼓掌。
其实体制之内,执法者和司法者都是有选择的。对体制之弊,决策者们同样也有选择空间。
[南方周末]
两个作家的一部当下中国的“浮世绘”
文/周俊生
9月23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报道了两个作家的近期遭遇。常言说作家的作品是社会的镜子，可是他们并不是在以他们的作品提供这面镜像，而是以他们的人生遭际向我们提供了一幅比文学作品更为生动的“浮世绘”。
这两个作家，一个是谢朝平，他本来在文坛上默默无闻，只是最近因成为“渭南书案”的主角而广为天下知晓，近日尽管已经恢复自由，但仍是“取保候审”的戴罪之身。另一个是师东兵，此人曾经在中国的文场上驰骋多年，他出版的多部描写中国高层政治人物的“纪实作品”曾经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名声，以致一度成为奔走在官场上红得发紫的人物，只是最近此人涉嫌进行诈骗活动，走上了法庭的被告席。
谢朝平被以“非法经营罪”而拘捕，现在这个罪名虽然被检方认为“证据不足”，但是“地球人”都应该知道，这个罪名不过是渭南警方为了抓捕他而找出的一个理由。这场抓捕只能证明不受约束的公权力可以任意给一个作家安插一个罪名，显示了公权力的威力。谢朝平获罪的真正原因，只是因为他写作的《大迁徙》揭露了三门峡库区移民工作中的腐败问题。现在，他虽然暂时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这本被判为“非法出版物”的《大迁徙》估计也已化为纸浆，书中揭露的问题再也无人提起了。如果想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指使渭南警方不惜以自毁形象的手段拘捕谢朝平的渭南地方官员，他们掩盖事实的目的还是顺利地达到了。
那个师东兵呢？他此次受审，其罪名同样不是因为他出版的图书，而是遇到了行骗的指控。与谢朝平不同的是，他的书虽然涉及高层，但并没有拂逆“龙鳞”，相反，他的书因为在相当程度上的“政治正确”而成为流行读物。尽管他的部分书在境外出版而在内地销售，确实违反了政府的有关图书管理规定，但他也不用担心因“非法经营”而遭遇跨省抓捕，相反却可以游刃有余地混迹于官场，像一个伯乐一样向组织部门推荐他心目中的“优秀干部”，当然，这一切都是有市场价格的。在这个过程中师东兵是否行骗，法庭正在审理，但是这个案子却告诉我们，师东兵这样的“政商掮客”，确实是有市场的。
作家，是一种崇高的职业，这个职业之所以为人尊敬，全在于他们能够运用自己手中掌握的笔，揭露社会的问题，呼唤人类的良知，因此而担当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美誉。翻开古今中外的文学史，那些得以传世的经典作家，无不以此立足，而那些曾经以“政治正确”得意于一时的宫廷作家，基本上逃不脱过眼烟云的命运。但是，在当下的中国，文学的这个发展规律却正在出现颠覆，像师东兵这样的“政商掮客”，即使在今天走上了被告席，但他与官场打得火热的本事仍然能在当下相当多号称“作家”的人中产生艳羡功能。而像谢朝平这样的作家，执着于为民代言，要寻找正规出版渠道而不得，以自费出版的途径寻求作品面世又引火烧身，这无疑已成为当下作家们的一个“反面教材”，即使是谢朝平本人，在经历了这一场无妄之灾以后，也已经缴械投降，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变得脆弱”。
谢朝平和师东兵，这两个作家虽然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他们共同“创作”完成了一部当下中国的“浮世绘”。可以预见的是，只要公权力不被关进笼子里，那么，他们就可以继续任意地给类似谢朝平这样不合“主旋律”的作家罗织罪名，使其失去市场，因此，谢朝平这样的作家只会越来越少，文坛便只能成为古人、洋人和小女人肆意搞笑的场合。当然，只要公权力仍然具有足够的魅力，那么，像师东兵这样保持着“政治正确”的面目而趋炎附势的作家，仍会如过江之鲫一样层出不穷，有他们的存在，中国的文坛依然会很热闹。(作者系媒体从业者)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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