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谭一泓

　　鼓吹不要吃药看病的张悟本事件刚过去，道士李一的行骗又接踵而至。

　　接二连三的荒唐闹剧无不折射着一个事实：中国民众(包括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的科学素质低得令人堪忧。

　　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任福君在8月22日民间科普组织科学松鼠会举办的“让科普走进城市社区——创新社区科普”工作坊活动上对此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但在他的讲话中也透露了亮点。到2009年，有关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标明，虽然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比起欧美来仍然较低，却比前几年有了大幅提升。

　　科学素养调查

　　科学素质(Scientific Literacy)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科学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及所谓的“四科两能力”。科学素质是当代人在社会生活中参与科学活动的基本条件。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始接受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公众科学素养的研究理论和调查研究模式，并于1992年开始调查中国民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与态度。该调查两年一次，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八次(1996年后停滞5年，于2001年重新恢复)。调查对象为中国大陆18~69岁的成年公民。

　　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公民对科学的理解；公民获取科技知识和科技信息的渠道与方法；公民对科学技术的态度等。其中，公民对科学的理解是与公民科学素质有关问题的核心指标，用于测算具备基本科学素质公民的比例。

　　差距仍大

　　2010年7月15日公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2011-2015年)》(征求意见稿)显示，到2009年，中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为3.27%，较2003年提高了1.29个百分点。

　　2007年，该比例为2.25%，2005年为1.60%，2003年为1.98%。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公众长期以来，一直积极支持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崇尚科学技术职业，信任政府和权威部门对新技术和信产品的认可，对与自身生活、工作贴近的信息感兴趣的比例较高。同时，在技术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对自然的态度方面，公众的看法日渐理性。”任福君说。

　　2007年公民了解科学术语的比例为18.4%；了解科学观点的比例为33.5%；理解科学方法的比例为6.9%；理解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比例为59.4%。

　　这一比例较历史水平有较大增长。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早在1989年，加拿大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就为4%了。1991年，日本的比例为3%；1992年，欧共体的比例为5%。而美国在2000年时，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已经高达17%。

　　与2001年欧盟15国、美国、日本进行比较时，在对科学知识的了解方面，瑞典排名第一，中国名列最后。在对科学方法的了解程度上，中国也几乎排名最后。

　　不过中国也并非放任不管，任由差距拉大。2001年，国务批准了中国科协关于在我国开展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建议，并委派中国科协牵头，联合科技部、教育部等13个部委机构和部门共同推进这项超长期宏大计划的实施，力争到2049年共和国建国100周年之际在我国实现“人人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简称“2049计划”)。

　　200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全国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提出：争取实现全民科学素质的大幅提升，到2010年，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到2020年，达到主要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

　　不久前出台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2011-2015)》征求意见稿也提出：到 2015年，科学技术教育、传播与普及在“十一五”基础上有显著发展，公众获取科学技术知识渠道进一步拓宽，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更加理性和科学，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你呢管理提到提高，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5%，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

　　多重分化

　　此外，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结果还表明，公众的科学素质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性别以及地区等人群相比也有较大差距。”任福君评论道。

　　2007年的调查数据表明，《科学素质纲要》的重点人群中，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10.4%，城镇劳动人口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3.0%，而农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仅为1.0%。

　　性别方面，男性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为2.9%，也高于女性比例的1.6%。

　　年龄方面，呈现随年龄增加不升反降的趋势。18~29岁年龄段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最高，为3.5%，30~39岁为3.0%，40~49岁为1.9%，50~59岁为1.5%，60~69岁为1.3%。这与发达国家60岁以后才开始缓慢下降的趋势，差异很大。

　　此外，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与文化程度成正比，受教育程度越高，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越高。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比最高，为18.7%；大专、高中或中专、初中文化程度公民的比例分别为8.6%、4.7%、1.5%；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公民的科学素质比例最低，不足1%。

　　该比例的城乡差别也很大，城镇居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为3.6%，远远高于乡村居民的1.0%。

　　而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为3.9%，中部地区为1.8%，西部地区为1.3%。

　　科普人才缺乏

　　“这种状况与创建和谐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是有很大差距的，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特别是弱势人群的科学素质任重道远。”任福君感叹道。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乏中国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依然很低，导致科学素质总体偏低。同时，中国也缺乏专业的科普人才。

　　“科普不是一件谁都能做的事情，国家应该培养一些专业的科普人才。”中国科协科普研究所的研究员郑念在9月6日于科学时报社举办的“纳群言，集众智——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大家谈”纲要专项宣传活动上指出。

　　其实对于科普应该由谁做、怎么做，颇存争议。传统的科普思想是由国家统一组织自上而下的科普活动。然而这种带有公共性、工具性、政治化、计划性、组织化、直线型、强制性的科普活动，往往在开始时轰轰烈烈，但过程简单，具体实施时也没法落到实处，末尾草草收场，造成资源浪费且收效甚微。

　　相比于传统的科普思路，民间机构类似于企业或非政府组织(NGO)的一些科普活动更能让老百姓接受。松下电器北京展示分公司开展的一系列环保、节能活动，包括环境教室、机器人教室、燃料电池实验室、家庭记账簿等，颇受欢迎，得到的认可与评价也很高。

　　“像这样的民间科普活动，效果更好，更受欢迎，国家应该多多鼓励。”一位参加“大家谈”活动的科协研究员说。

　　他所说的鼓励既包括对资助或参与科普活动的企业给予税收等政策优惠，也包括对相关的NGO给予一些资金扶持。

　　“科普活动也应该产生一些经济效益，这样企业参与科普的动力更大。”郑念说。

　　企业和NGO的作法，也能给科技馆、博物馆一些反思。科技馆、博物馆应该越来越多地采取一些充满活力的互动性活动，从而对公众产生潜移默化的科普效应。

　　此外，科学家们也被认为应该花更多时间去与民众交流自己的科研成果。可是，“中国的科学家们忙得做科研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做科普与传播。”有人如此戏言。

　　确实，相比于西方国家的科学家们，中国科学家在科学普及与交流方面做的贡献甚少。美、英等科技强国主要是靠科学家团体在做科技传播工作，经费主要来源于基金会，普及什么，传播什么，由科学家说了算。

　　“这与机制也有关系，在西方国家，科学家们申请科研项目的时候，必须指明将在科学交流与普及方面花费多少资金，而且这个比例是有下限的。”上述中国科协的研究员说。

　　科学传播不够

　　许多科学家不仅自己不积极做科普，对于科学传播的态度也不积极。

　　“很多专家对于我们的采访都不是很配合。”一位来自《大众科技报》的记者说。而合适的专家对于一篇成功的科普文章而言至关重要。

　　科学传播的问题还在于，媒体要么不关注，要么是语言晦涩，完全做不到平民化。造成的结果是传播效果极差。

　　2006年，《全国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刚颁布的时候，竟然水波不兴，向来闻风而动的各路媒体对此鲜有报道。

　　而除了正规教育，经济发展和媒体发展也是提高公民科学素养的最主要动力。各种传媒就是公认最好的科普通道。

　　据调查，86.2%的中国公众最相信从电视上获得的科技信息，其次是报纸，达到67.3%。相比之下，美国公众只有6%依靠电视、4%依靠报纸获取科技信息。

　　问题在于，媒体自身的科学素养也并不高。张悟本刚露面的时候，就受到各大媒体的热捧。追其根本，与媒体的科学素质低不无关系。

　　“很多记者自己对于报道的话题都不了解，将专家的材料与话语生拼硬凑就成文章。设想自己都不愿再读、也不读懂的文章，叫读者怎么读？”一位资深媒体编辑苦笑道。

　　中国的电视科技节目也不少，但纯粹的科学节目较少，更多而动是介于娱乐与科学文化之间。中科院研究生院社会科学系教授李大光笑称，通常的模式是，“一个地方闹鬼，经过一番调查，发现不是鬼”。

　　这与中国电视节目的末位淘汰制有关，制作人首先要考虑的是保证节目的收视率。李大光举例英国BBC4频道，其中“今夜星光”的科学节目，从二战后开播一直持续到现在，主持人叫派崔克·莫尔(Patrick More)，从年轻时一直干到80多岁，就在那里讲天文，收视率极高。

　　“其实，科学内容是媒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李大光说，“是任何有影响的媒体都绝对不能忽视的。”

　　基础尚在

　　尽管如此，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培养的基础还是坚实的。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唯一拥有《科普法》的国家，还曾多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仅以上世纪90年代为例，就有199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1995年《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199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年《2000～2005年科学技术普及纲要》等。从制定文件的量级和频率来看，中国政府对公民科学素质的重视程度在世界上无他国能及。

　　民众对于政府出台的这些政策总体持积极态度，权威部门认可的科学技术信息往往会得到推广与应用，也比较受民众信赖。

　　中国的科普研究的格局也基本确定。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程东红在中国科普研究所建所30周年的庆祝会上指出：30年来，中国的科普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研究平台日益扩展，初步形成了研究对象明确、理论需求强劲、理论体系初具脉络、学术交流国际化的科普研究格局。

　　程东红也号召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关注科普、关注科普研究、加入到科普及科普研究的队伍中来。■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0年第17期 科学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