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迁都：发乎民间，止乎民间

“即使迁都不可能实施,但仅仅考虑和规划迁都的信号,相信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资源向北京过度集中的趋势,从而缓解北京严重的城市病。”

□本报记者吕宗恕实习生刘长欣

“惊天大堵”

一次被媒体称为北京交通史上最严重的堵车,再次唤醒了人们对迁都的议论和记忆。

9月17日,中秋节前的星期五当晚,一场细雨让长安街东西双向堵车,继而蔓延至143条路段严重堵车,北京市交管局路况实时显示图几乎通盘红色。次日北京媒体给出了“惊天大堵”的标题。

当晚,央视《新闻1+1》直播中,白岩松用上了“令人崩溃”,“睹不忍惨”的字眼,称其可以在北京堵车史上记下一笔。

迁都的民间情绪再度被激发。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理事陈宝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提迁都话题,他说,北京“首堵”已成常态,似乎不迁都已经很难改变城市的路况。网友纷纷支持,这注定又是一场夹杂着对于北京交通状况无奈的情绪表达。

其实,早在1980年,首都经贸大学教授汪平就提出过迁都一说,希望将首都迁出北京。此后数年,缺水、沙尘暴频袭北京。2000年2月22日,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以整版篇幅刊登青年建筑学者方可的文章《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尖锐指出:“精华日遭蚕食,京城‘撑’破在即”,这是难得一见的呈现在官方媒体上的对迁都的回应。

沙尘暴过后的这年5月,朱镕基总理在视察浑善达克沙地时挥笔写下了“治沙止漠,刻不容缓,绿色屏障,势在必行”十六个大字,勒石为证,当时美国的《新闻周刊》记录下朱总理的一句话,“如果治理不好沙案,北京就有迁都的危险。”

没有回应的民间猜想

不仅仅是情绪表达,迁都也几乎负载了民间对于北京城市定位、职能分工,环境治理等诸多方面的诉求。

已届古稀之年的黎鸣曾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至今,他从未停止过对迁都的构想。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早在1984年,他就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厚厚的迁都计划书。与近年的迁都理由多摆出环境、人口等因素不同,黎鸣是从社会控制论的角度,融入了对体制改革的期待。然而计划书犹如石沉大海。

而关于北京城市的性质定位、空间布局的讨论经年未绝。始自新中国成立时的“分散集团式”布局,给北京未来陷入恶性循环的发展怪圈埋下了隐患。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城市病愈发凸显,关于迁都的提法渐渐兴起,但均若黎鸣那样遭到冷遇。2005年1月,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出台,规划提出了“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市域空间发展战略,以求北京市建设从“摊大饼”转向“葡萄串”。一些专家从中读出了未来将“分散北京职能”的解读,民间亦嗅出了“迁都”味道。两院院士吴良镛曾公开表示,应在一定时期、条件允许时,考虑新行政区的可能。

太多人心里掺杂着对北京承载过多职能的不满情绪,一经遭遇环境事件,就成为一次次触发迁都大讨论的导火索。2006年3月,北京正值全国两会,这一年的沙尘暴来势尤为凶猛。479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要求将首都迁出北京。4月17日,北京扬尘再起,天空一片橙色。第二天,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网上发出酝酿已久的迁都建议书:“中国北方的生态环境已经濒临崩溃。我们呼吁:把政治首都迁出北京,迁到中原或南方。”时隔三周,胡星斗又上书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建议分都、迁都和修改宪法,该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次年11月,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认为中国应认真考虑迁都,梅说,“如果北京继续充当首都,不仅对整个国家发展构成了额外的负担,城市自身也走入了死胡同。”有板有眼的依据激发着网友们的追捧热情,好事者甚至以人口、城市规模、经济总量等指标,列出了中国迁都地成都、重庆、西安、武汉、汉中等五大候选城市名单。2008年2月,民间学者秦法展和胡星斗合作撰写了长文《中国迁都动议》,提出“一国三都”构想,即选择佳地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行政首都,而上海作为国家经济首都,北京则只留文化职能,作为文化科技首都。

一直关注迁都问题的胡星斗向记者表示,所有迁都论经网络披露后,每一次总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但仍不见官方回应。“有关迁都之说,其实均是民间的猜想。”梅新育如是感慨。

“抢都”从未停息

虽然“迁都”之说鲜见高层表态,但地方“抢都”之势一度如火如荼,所虑重心多为经济发展和地区平衡。“抢都”大战中更占上风的显然是中原派,郑州、南阳等位于中国版图中心的城市,无疑成为讨论热点。《中国迁都报告》一书中说,应该把首都迁往南阳。

为何偏偏是南阳?胡星斗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南阳地处中原,是中国南北、东西的分界线,也是中国版图中心。如果定都南阳,能最大程度辐射全国,有助于开发落后地区,能起到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作用。

作为另一个抢都的热门省份,陕西民间从未停止过努力。陕西师大一位副校长曾撰文建议将首都迁到宝鸡,而陕西省社科院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胡义成则认为至少应当将西安设成“陪都”。9月26日,胡义成在电话中回忆,2000年前后,陕西便有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迁都西安的构想,以期通过迁都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结合,彻底打破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历史。

他曾就迁都写就一篇万言长文,借古说今,历数自古以来中国迁都传统以及后续影响,并将长文发表到了西安一份名为《经济观察》的杂志上。然而,杂志尚未广泛发行就被省领导禁止,仅有部分流出陕西省。从此,这个话题就被“封杀”。

现实最终还是裨益了这座千年古都。2009年,国务院批准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首次提出将西安打造成“人口超千万的现代国际大都市”,一时间陕西民间纷纷猜想陕西将会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中新的增长极。陕西省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宝通尽管对迁都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但仍不掩饰对新都的期许,“要是真能迁的话,我确实希望能迁到西安来,至少西安的水比北京好”。

而梅新育主张在长江中下游之交处选择一个周边空地比较广阔的中小城市。他认为,新首都应能够提供其他现成大城市所无法提供的地皮,建设中央政府各个部委；新首都还应满足一个条件:本地人口不宜太多,容易全部使用普通话交流。

武汉、襄樊、合肥、荆州民间纷纷对号入座。而重庆、沂蒙、洛阳、西安、兰州、成都、徐州、开封等历史悠久的地方也不甘示弱,列出自己更适合当首都的种种理由,连南边的广州和海口等城市的民众也加入了这场硝烟四起的口水仗,上演了一出出充满地域本位思想的争夺战。能否列入民间考察对象,仿佛成为城市重要性的指标之一。

首都依旧,城市病依旧

北京还是北京,还是首都。

曾多次沿着长安街从木樨地步行至建国门的梅新育,总会恍惚感到自己是在触摸民族历史的脉搏。他告诉记者,无论是长安、洛阳、汴梁、扬州,还是西方的“永恒之城”罗马,世上没有永不没落的城市,而一个城市假如过度发展,在度过转折点之后,其没落很可能就会是崩溃式的。

而今,北京正遭遇着城市病的折磨,尽管改善的努力从未间断,但缓解的趋势也是跬步般艰辛。

今年早些时候,一个名为通勤痛苦研究的调查项目(又称通勤痛苦指数)对全球20个城市的8192驾驶人员进行了访问,北京和墨西哥城均得99分(总分100分),交通拥堵状况在

世界上最为严重。而就水资源而言,北京人均占有量为300立方米左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7,在世界各国首都中居百位之后。

风沙威胁更是北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据测算,最近的风沙源距离北京已经只有70公里,且沙漠处在北京的上风口,一遇刮风,黄沙便直扑京城。作为首都的北京也几乎是城市病的中心集合。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曾撰文称,究其原因,有些是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通病,并非首都特有；有的则与首都所特有的城市发展体制有关。中国农业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张正河甚至怀疑,“如果这类体制不改的话,这种发展模式不改的话,迁了都那个地方会很快发展起来,但以后一样会堵起来。”在梅新育看来,即使迁都不可能实施,仅仅考虑和规划迁都之举,相信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资源向北京过度集中的趋势,从而缓解北京严重的城市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