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披露，河北违规使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超指标撤村圈地，计划在3年内改造7500个村庄，增加建设用地50多万亩，超出挂钩指标1 .2万亩数十倍。农民称改造获益没有返还农村，多归政府所有，返迁楼质量差而补偿未兑现。拆村并居的补偿过低，部分还存在腐败问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认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

　　河北的情况让人担心，但更让人忧虑的是其并非孤例。一场让农民上楼的“圈地运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展开。各地将农民的宅基地收回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其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国土部制订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办法，即将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直接挂钩，如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镇可增加相应面积的建设用地。

　　2006年4月，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被国土部列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第一批试点。2008年和2009年，国土部又批准了19个省加入增减挂钩试点。试点省市对这一土地新政反响热烈。对依赖土地财政、苦于囤地受限的地方政府而言，新政提供了新的圈地动力，被当作突破供地瓶颈的良方。各地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积极性，自上而下迅速推进农村土地重整。

　　土地新政给各地政府打了一针强心剂，可在无力抗拒的农村和农民那里，却造成另外一番情景。宅基地本是农民的私有财产，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凭据。打农民宅基地的主意，对农村土地的重新整理，实质上蜕变为压缩农民的生存及生活空间。用土地换财政和政绩，失地农民因此失去的不只是家园，还遭受了剥削。

　　这种剥削在农村哺育城市的年代发生过，美其名曰“剪刀差”，农民被迫忍受农产品以超低价格支援城市。时移世易，上述地方的农民会发现：他们不仅要继续忍受原先的不合理牺牲，就连安身立命的土地也变得不踏实，轻易就会被收走。不管扔给农民的理由有多么华丽，比如城镇化，比如新农村，都无法改变农民被夺走土地的事实，这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土地强权。

　　掌握了新政隐含的秘诀后，各地过度使用、超限发挥的比比皆是。但要强调的是，反对农村的“圈地运动”主要并不在于其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腐败。即使在土地所有权的强制转移中没有腐败，它依旧是强制的产物，违背农民的真实意愿，若参照将对农村和农民带来的不可估量的伤害，它必定又是危险的。

　　国土部今年5月派出9个调研组，对24个增减挂钩试点省份进行了快速调研。据国土部部长徐绍史说，调研中发现有地方在试点外擅自开展挂钩，以及违反规定跨县域调剂使用周转指标等问题。可是尽管问题多多，甚或危及农民生存权，这项政策并没有调整或叫停。

　　20年来国家经济增长主要靠房地产业，明白这个秘密就能理解有关部门的态度。今年6月，国土部总规划师胡存智在中国房地产峰会上透露，通过增减挂钩，大约有2700万亩的农村建设用地将纳入城市建设用地。截至今年6月底，国土部新批了增减挂钩试点第三期18个项目。与第一期和第二期不同，国土部将周转指标下达给了省，由省确定试点项目向国土部报批。这是否意味着更多的农民已经或即将失去土地，也意味着地方自主权扩大后蕴含更多的乱象？

　　可预料的是，继城市大规模拆迁后，农村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拆迁高峰期。原先发生在城里的血拆等悲剧，也难免会在村庄里重演。农民及其家族势必体会到与土地断绝联系的苦楚。而被默许及鼓励的土地财政就像一头饕餮巨兽，肆意扩大地盘，将更多的村庄从地图上抹去，改写中国乡村的地理版图和乡土文化。这头怪兽只有现在，没有未来。在它的阴影下，农民又将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