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天网的候鸟，越挣扎网越紧，只能坐以待毙。本报记者吕明合/摄

□本报记者吕明合发自江西南昌

“天网”惊动直升机

猎鸟者在鄱阳湖中俨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晨雾散去，曾经的千里鄱阳湖正露出猎杀候鸟的狰狞面目。

一只，两只……仅仅500米不到的直线范围内，就有14只灰鹬、豆雁和不知名的小鸟，或因毒饵倒毙，或倒悬在高高的“天网”上。“天网”已广为人知，这种当地捕杀候鸟的工具，由丝网制成，高达四五米，通过用竹竿竖立在候鸟的栖息地中。

涨水时坐船布下天网，枯水季的深夜或凌晨捡拾候鸟，猎杀者在鄱阳湖中俨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多次深入湖区的江西省新建县野保站护鸟员黄先银痛陈，就他所见，在新建县及周边地区，天网最多时有一百多张，深入湖心。

此言不虚，本报记者在鄱阳湖的沼泽地一路行来，湖中随处可见“天网”，短则数百米，长达二三公里。“新建县不过是鄱阳湖很小的一块，永修、星子、都昌、余干等沿湖各县的候鸟更多。”中国林科院鸟类专家钱法文说，他从上世纪90年代初便开始研究鄱阳湖候鸟，天网总是禁之不绝，闯入视线。

多位当地知情者证实，捕鸟者选择下网的时间，多为雾天或月光黯淡的时间，由于能见度不高，小天鹅等候鸟在飞行中，往往迎头触网，“头先入网，然后是翅膀被缠住，越挣扎越紧，坐以待毙。”“其中大雁、天鹅值钱，不管死活都会被捡走，剩下的小鸟则任其自生自灭。”12月2日，黄先银指着湖中一堆业已死亡的小鸟解释说。“我们已经开始行动。”12月3日，江西省林业厅办公室副主任谢玉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说话当口，由江西省森林公安局、省野保局和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领导带队组织的3个督导组，已经奔赴沿湖的上饶、九江、南昌三市的鄱阳湖区，清除湖区捕鸟的天网。

新华社的消息还说，为清除天网不留死角，一旦天气条件成熟，江西省还将动用直升机巡航排查天网。

致命猎杀

从天上到湖面密布，不留候鸟一丝生的缝隙

作为亚洲最大的越冬候鸟栖息地，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栖息着大量的白鹤、鸿雁、小天鹅等保护动物。“候鸟每年都从俄罗斯西伯利亚、蒙古、日本、朝鲜以及中国东北、西北等地飞来。”中国林科院鸟类专家钱法文说。“天鹅成为鄱阳湖候鸟中遭遇捕猎最严重的受害者。”黄先银说。鄱阳湖的天鹅正式学名为小天鹅，出生于夏天，初秋10月一过羽翼初成，就要跟随父母开始数千公里的长途迁徙，最终抵达鄱阳湖。

9月末10月初的鄱阳湖开始进入枯水期，退水后丰富的水生植物，湖中的蠕虫、螺类和小鱼成为小天鹅猎杀者免费的诱饵。

而致命的猎杀手段，除了“天网”，还有毒饵、地钩等多种名目，从天上到湖面密布，不留候鸟一丝生的缝隙。

毒饵，通常是将剧毒农药“呋喃丹”拌进稻谷，然后拌上沙子而成，撒落在候鸟栖息地里。黄先银指着脚下死亡的豆雁说，“吃了肯定死，天鹅要是吃下，头就会直接栽进泥里。”传说中的“地钩”，则更为骇人。这是根系有多只铁钩的长绳，悬浮于水面之下。游弋的天鹅一旦触及，就会触发机关，越挣扎钩子越多，最终被利刃穿身而亡。

黄先银还介绍了一种用强光照射的捕鸟办法，“强光灯光线很强烈，天鹅被照傻了，只能束手就擒。”家在鄱阳湖边上的王海平，曾回忆过捕鸟最疯狂时的见闻:就一个晚上，捕鸟者打下了四五百只候鸟，“一晚上通宵不停地叫，声音很凄惨，跟平时的叫声完全不一样。”

隐秘买卖

天鹅被称为“白货”，而大雁则用“黑货”代称

在沿鄱阳湖各地，内订、捕捉、运输、贩卖、售食，一条有关天鹅肉的产业链形成已久。“在2005年，(南昌)酒店都有得卖，原来都是半公开。”新建县昌邑乡综治办主任陶绪镜承认。2005年之后，因国家对候鸟保护的关注度提高，这条产业链从此隐入地下，最终成为外界难以触摸的秘密。

根据记者多方验证，二道贩子从猎鸟者手中收购的活天鹅价格约在每只六七百元，二道贩子转手价格约1000到1500元之间，“死天鹅的价格大概要便宜两三百”。待到食客嘴中价格再度攀升，一位南昌食客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两年前，他们通过酒店预订吃到一只活天鹅，价格已是2200元一只。

知情者说，鄱阳湖边的南昌是最大的集散地，通过南昌向东或向南，天鹅等野味流入广东、浙江、上海、福建等地，一只活天鹅最末端的价格，甚至可高达近万元。

一名曾多次报道猎捕天鹅现象并探访过野味酒店的当地记者说，这条产业链如今极其隐秘，非熟人不谈，“要想买到天鹅，就要找熟人通过做这生意的酒店预订。酒店再联系捕鸟的人。有货了直接拉来。买卖比买毒品还神秘。”由于风险过大，黄先银证实，整个交易过程中亦用江湖暗语交流，天鹅被称为“白货”，而大雁则用“黑货”代称。

暴利鼓励了人们铤而走险，即便在高压时也毫无退缩。2009年，经媒体曝光后，江西一度大规模侦办捕杀天鹅的案件。南昌市森林公安局甚至还查获了一起贩卖21只活天鹅的案件，处以重刑。但捕杀天鹅的“天网”依然屹立不倒。

人鸟争食

“4月出门打工，10月追随着候鸟的轨迹回来布置机关。”

外乡者被地方官员指责为罪魁祸首，昌邑乡党委副书记罗水根就不断强调，“盗猎者主要来自江苏，也有都昌、余干、永修等县”，却又不得不承认，“不能百分百说本地人不存在。”鄱阳湖湖区猎鸟传统由来已久，当地人一度堂而皇之地定性为“靠山吃山，靠湖吃湖”。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一位官员坦言，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鄱阳湖畔，就曾有过村村组建“捕雁队”的历史，“那时候，打鸟打多了还是英雄，进城走亲戚送个野鸭、天鹅更是正常。”直到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天鹅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一状况才稍有改变。“但昌邑、联圩这两个乡的人一直都有在捕鸟。”黄先银向南方周末记者指认说，在昌邑乡，盗猎最严重的就是曹门村，“他们村里盖的许多新房，就是靠捕鸟赚的。”刷着“保护候鸟人人有责”标语的曹门村确实仍在盖新房，但村民们纷纷否认，有村民甚至咬牙切齿，“恨不得打死诬告者黄先银”。

但隐情显然存在，一位村里的小学生天真地说，他家就曾在过节时送过天鹅给老师。而另一位家庭妇女，在相信了记者为收购天鹅而来后，进屋打了电话，几番询问后才无奈拒绝，“现在没有”。

昌邑乡党委书记杨开文则公开言说湖区百姓的生活艰苦，被列为猎鸟重灾区的昌邑乡农民依然以种水稻为主，上一年度人均收入不过4800元。而如果刨除打工收入，土地带来的收益一年甚至不足2000元。“湖区老百姓的穷，很容易形成人向鸟争食的困境。”一位业已离职的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官员说，候鸟保护难，源于经济原因。2003年后，江西省为保护候鸟栖息地，曾大面积将鱼类养殖场退湖，许多依此为生的湖边百姓失业后重拾捕鸟传统，加剧了盗猎的盛行。

一些村民，“每年4月出门打工，10月枯水期一来，就追随着候鸟的轨迹回来布置机关。”黄先银说。面对保护者，曹门村村民曾掀翻过警车。而黄先银则自称被多次追打，而他家的稻田也一度被喷上除草剂导致颗粒无收。“为了保护候鸟，我被鄱阳县双港镇某某村杨某某致伤，凶手至今未抓获。”黄向记者现场出示江西省都昌县一名鄱阳湖候鸟保护的官员短信。

失效监管

“湖区这么大，我们只能通过播音喇叭多宣传”

“先期的监管无力是盗猎盛行的最主要原因。”中国林科院鸟类专家钱法文认为。鄱阳湖区犬牙交错，如果缺乏从全省的角度对候鸟保护采取统一行动，加之执法成本过高等问题，鄱阳湖的候鸟保护很难得到改善。“鄱阳湖区浩淼无边，有很多公共湖的界址，根本分不清。”新建县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站长张勇辉说，这给保护工作带来了难度。而省、市、县多头管理的模式则加剧了这一困难。以新建县为例，除了其所在的野保站和省一级的大汊湖保护站外，还有设在南矶乡、隶属南昌林业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职责不清，有时很难分清责任”。

在11月16日，江西省林业厅召开的鄱阳湖区越冬候鸟和湿地联合保护工作会议上，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朱奇承认，虽然全鄱阳湖有各级保护区近20个，但真正在湖区日夜开展巡护的人少之又少；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很少联合执法，更难以形成打击合力。

而黄先银则指责说，反盗猎不力还源于基层巡查站与盗猎者过熟。他举例说，昌邑乡一半姓陶，由于宗族关系的影响，设在昌邑乡的巡查站与捕猎者几乎都沾亲带故，“他们平时就是看到，你说会抓他们吗?”但张勇辉更愿意强调现实执法的艰难，他举例说，在湖中巡逻实在太过困难。每次都要先坐拖拉机到湖区的草洲，随后穿连带水裤在沼泽中跋涉数小时，巡逻二三个小时就要回头，筋疲力尽。

更何况，“本地人地形熟，真要干这事，也很难抓住。”昌邑乡综治办主任陶绪镜承认自己力不从心，“大堤那么长，绕开执法太容易。”杨开文说，即使乡里组织了力量，但盗猎者来往自由，在船上行走，在湖区中的机动性太强，很难抓到。“湖区这么大，我们只能通过播音喇叭多宣传，尽可能让昌邑的老百姓从利益的驱使中走出来。”陶绪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