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生 王梦婕 本报记者 李丽

　　2007 年9月，有网友匿名发文称，时任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邓晓芒(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编者注)在以其译作《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申报教育部第四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时，故意省略了该书的校对者、邓的恩师杨祖陶教授的名字，以个人译作的名义申报并获得哲学类一等奖，独吞了荣誉和奖金。这被称为 “坑师案”。

　　今年11月1日，素有“打假斗士”之称的方舟子在微博上引用网上说法，认定邓晓芒“坑师”。11月8日，邓晓芒发表《邓晓芒给方舟子先生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否认“坑师”，并称打假应有足够扎实的证据才能开口，方舟子在此问题上“明显有欠谨慎”。

　　12月18日，方舟子和邓晓芒分别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尽管两人仍然坚持己见，但都认为“学术打假并不容易”。

　　“坑师”与否，仍然存疑

　　《公开信》称，由于教育部规定只能以第一作者申报，因此邓晓芒在申报表中将杨祖陶列为“合作者”，并在提交前“由杨老师夫妇过了目”。至于“独吞奖金”，信中披露，此次奖项教育部并未发奖金，而是由武汉大学把奖项作为业绩分，折合4万元，是对半分，分别打在邓、杨的账户里的，“有案可查”。邓晓芒还随信贴出奖状照片，上面印着“邓晓芒译，杨祖陶校”。

　　“这足见共同获奖的是两人，方舟子说我独吞荣誉和奖金，没有令人信服的依据。”邓晓芒说。

　　11月9日，方舟子在博客中回应《公开信》时坦承“没看到获奖证书是怎么写的”，不过，“当年教育部发布的《获奖名单》中，获奖者只有邓晓芒一个人。”

　　“这是根据能够掌握的公开资源做的查证。”12月18日，方舟子解释称，“从杨祖陶先生近期写的文章透露出来的信息，以及公开的资料看，我认为邓是有问题的。”

　　方舟子说，前一届优秀成果奖，邓晓芒就是与别人一起得的奖。这届《获奖名单》上，也有多人获奖的情况，“为何别人能多人获奖，你的就不能？”

　　记者查阅教育部2006年和2005年的评奖通知发现，申报要求不尽相同。在2006年的“申报资格”一栏中，确有规定要求“合作研究成果必须由第一署名人申报，未经第一署名人本人提出申请的成果，不予受理”。而2005年此栏中只规定了“合作研究成果第一署名人，必须是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对申报人数没有限制。

　　邓晓芒认为，方舟子误读了《公开信》。虽然当年教育部规定只准一人申报，但并不排除在公布时会把合作者列入，实际上确实不止一种渠道公布了《获奖名单》，“我手头就有一本精印的《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册》，一等奖哲学类中列的就是我和杨祖陶两个名字。”邓晓芒说。

　　“他在没有找到最重要的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一份网上容易搜获的《获奖名单》和网上对杨祖陶先生想法的个别猜测，就认定我‘独吞荣誉’，是说不过去的。”邓晓芒说，“现在获奖证书已经在网上发了，他为什么不去找一下呢？”

　　对此，方舟子回应称，“我见到在网上出示的获奖证书照片，说是上面有杨先生的名字。我想问一句，杨祖陶先生手上有获奖证书吗？”

　　“只要杨祖陶先生出来明确说句话，事情就会水落石出。”邓晓芒说，可“三年多来，我们几乎没有联系。我不知道杨祖陶先生怎么想的，他也从来没有直接对我说过。”

　　受邓晓芒委托发布《公开信》的王里先生证实，杨祖陶先生至今对此没有过明确说法。“只听说杨先生年事已高，听力视力不济，不便打扰，所以不能提供更多的信息。”记者试图联系杨祖陶先生，但截至发稿，没有得到回应。

　　“目前没有什么新证据能让我改变看法，也没有什么补充的。”方舟子说。至于奖金，“如果邓晓芒所说属实”，他愿为自己“引用别人的说法”称他“独吞奖金”而道歉。

　　方舟子在成为另一种“权威”？

　　方舟子与邓晓芒两人各执一词，真相越辩越迷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评价称，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中国学术打假尴尬现状的缩影。

　　“目前中国的学术打假生态是，学界自身缺乏自律的共识，学术道德委员会等官方机构‘不作为’，因此，当遇上学术造假时，本该由学界和官方共同来做的打假事业，就无可避免地落到了‘民间人士’身上。”

　　邓晓芒在《公开信》中提出“学术打假并不容易，尤其是对无权无势的无名之辈”之语，似乎正反映了在民间力量“挑大梁”的阶段，无论打假者还是被打者都难免遭遇苦衷。

　　邓晓芒告诉记者，自己所称“无名之辈”泛指没有行政头衔和权势地位的普通学者，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相对有权有势的‘学官’，这批人显然属于‘软柿子’，他们在遭到一些无名攻击之后，在洗刷罪名和对抗反击上，都相对弱势得多。”

　　邓晓芒认为，方舟子认定其“坑师”，与他的打假思路有关，是轻信网上传言，疏忽大意所致。

　　在邓晓芒看来，学术打假需要“铁证”，必须搜集、掌握了全部的文件材料，清楚了每一步的运作程序后，拿出人证物证，让“被打者”在证据面前无可辩驳。

　　方舟子在微博上认定邓晓芒“坑师”，并在收到《公开信》后仍坚持先前的判断，也引来部分网友质疑。“对事情有疑问，提出自己的疑点，本身没有错。但是千万不要轻易下结论，即便认定不公平，拔刀相助，那拔出的‘刀’也应当是事实。”网友“陶北”干脆表示：“打假有风险，取证须谨慎。”

　　王里表示，学术打假涉及他人名誉，因此在打假者提出问题时，必须要掌握环环相扣的完整证据链。网友“近智远明”还质疑，方舟子在回应《公开信》时曾有“如果邓晓芒所说属实”等语，“但是，查明是否属实不正是打假的基本工作吗？”

　　十余年来，方舟子已是誉满全国的“打假英雄”。网友Joker担心：“方舟子本是反‘权威’的，但现在是否又变成了另一种权威？”

　　对此，张鸣表示，方舟子作为“打假斗士”一贯仗义执言，即使有时候结论不够权威，但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视。“方舟子认定邓晓芒‘坑师’，态度应该更加慎重一点。”他认为，方舟子至少应该先查到评奖材料的原件、获奖证书并与杨祖陶老师核实之后，再发表意见。“这样会减少‘误伤’ 的概率，也是对他人起码的尊重。”

　　民间力量挑大梁有局限性

　　然而，在民间力量挑起学术打假大梁的背景下，“要求无权无势的民间人士在打假前先做成‘铁案’，未免强人所难。”张鸣同时说，“方舟子虽然影响力大，但他毕竟属于民间人士，在‘学官’力量强大的环境里，要一个单打独斗的人做成‘铁案’，阻力可想而知。而且，从法律层面讲，还有可能违法。”

　　“学术机构像现在一样瘫痪不起作用的话，任何指控和争论都容易变成口水仗和派别斗争。”邓晓芒也如此说。

　　张鸣表示，由于中国的学术打假目前主要靠民间力量，这注定了打假手段往往比较“生猛”，由于缺乏相对准确的信息来源，得出的结论也“不那么准确”，行为方式也比较难约束，因此，难免呈现出“一团乱”的打假局面。

　　方舟子也坦言：“由个人力量进行学术打假，精力和资源有限，不够权威，不是规范的做法，是制度缺失时的无奈之举。”

　　至于当前应如何去做，王里呼吁扎实的打假作风和平和的讨论心态，“这是所谓学术打假的最基本素质。”

　　方舟子则告诉记者，揭露造假要扎实，讲证据，“但是揭露造假不是学术讨论，不必非要‘平和’。”邓晓芒教授在这一点上认同方舟子的看法，他表示，当前既然仍是以民间力量为主来进行打假，那么就应该肯定它的正面作用。邓晓芒还表示，网上信息正是民间打假的重要渠道。

　　“民间打假有它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比如在打假者的学术水平、认证资质、中立性和公信力上，都可能有所欠缺。”张鸣提出，要让中国的学术打假路走得更稳健，可借鉴国外治学的经验，在当前学界中培育出一个拥有共同是非观和学术道德底线的“学术共同体”，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在国外高校的“学术共同体”内，对于学术造假问题的认定和处理，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运作规则。“对学者来说，一旦抄袭的文章被公布，学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声誉损失，并从此难以在‘共同体’内立足。”张鸣说，“即使他狡赖，‘共同体’内也有校务委员会等机构来负责仲裁，由专家来负责认定。一般不需司法力量介入，就能比较平和、公允地处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