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宁官为民评级

自今年1月1日起，江苏睢宁县实施《大众信用管理试行办法》。据此，所有睢宁人都将拥有自己的信用分数，政府根据这一分数为每个人进行ABCD的信用评级。将所有社会群体纳入征信系统，官方期望以此打造一个“好人县”。但有人认为，这容易将所有人只分为两种：好人和坏人，陷入非黑即白的逻辑。公权过分介入私人领域，也是对公民权的一种侵害。

　　自从当上江苏睢宁县委书记后，王天琦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教130多万睢宁人做一个“好人”：守法守信、向善向上。为此，多部措施陆续出台，先整官风，后整民风。王天琦期望，在苏北这块并不富饶的土地上，打造一个“好人县”。

　　对官风不正的下属，王天琦最常见的做法，是“就地免职”、是“诫勉谈话”、是“行政记过”。而对老百姓，这位书记推出了一套信用评级系统，为睢宁人的信用打分。

　　将所有社会群体纳入行政管理，是这套系统的创新之处，也是争议所在。3月底，在媒体报道睢宁征信系统后，质疑纷至沓来，让这位向来强硬的“高调书记”忍不住向媒体喊冤。有媒体报道，王天琦在网上搜看那些对自己和征信系统的评论，看到当地人的力挺，他激动地在屏幕前，抹起了眼泪。

　　据说，他来睢宁后，这是第一次。

　　征信力度还要加大

　　12月23日上午，睢宁县纪委书记唐健在接受一家电视台采访，正聊县权改革，突然将话题岔到了征信系统上。此前，他得到领导的指示是，江苏省和徐州市领导都已经做了批示，要睢宁的征信系统“先做再说”，不再接受媒体采访，参与争论。

　　虽是闲聊，他还是提高了嗓门，指责一些专家“不讲人话”。

　　“他们究竟在替谁说话？是好人和弱势群体，还是那些坏人坏事？”唐健说，专家指责睢宁的征信系统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却不知好人好事本就需要表扬，坏人坏事则需要曝光，跟隐私权毫无关系。

　　他又举出县委书记王天琦曾举过的例子：法律好比螺母，道德就是螺栓，螺母和螺栓之间难免有空隙，就需要加垫片。大众信用制度就像垫片，通过计分和奖惩，“让好人有劲头，让坏人有怕头”。

　　负责此工作的征信办，就设在纪委内。征信办主任，是纪委常委朱品武。在县委办公楼上，纪委作为涉密机关，所在的楼层专门加设了一道铁门和门卫。因此，征信办也成了涉密单位。

　　如果你是睢宁人，或常住睢宁，你的履历，你的银行借贷，甚至你跟父母的关系好坏，都可能被录入征信办的信息系统。这套系统据说是该县耗资80万元在金蝶公司订制的。

　　该县上百个单位，都有一台专门用于征信的电脑，与征信办的系统连接，并不许接入外网。睢宁县委宣传部用的是一台过时的老电脑，专机专用。

　　前半年，遇到大范围的质疑时，征信系统仍没有停止运作。只是，在睢宁网等当地媒体上，只剩下了该县1月份和2月份的大众信用信息——正是这些信息引起媒体的热议，后续月份的信息都没有再公示。

　　睢宁县委一位官员透露，不再公示这些信息，是为了规避更进一步的炒作，单位和个人需要这些信息还可以按程序查阅。

　　《睢宁县大众信用管理试行办法》自2010年1月1日起实施，马上就满一年。睢宁县纪委书记唐健说，征信办这一年的工作总结，目前尚无法公布，但可以肯定的是，征信还将继续“试行”。

　　在制度完善的同时，规模也在扩大。唐健证实，最近，征信办正忙着采购电脑，以扩大机房的规模，征集更多的信息。

　　书记流了眼泪

　　在睢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艾丹看来，睢宁第一次走进“大媒体”的视野，是在2009年3月上旬，睢宁县在新京报和经济日报上做了数天悬疑广告。这个苏北的穷县，耗巨资教北京人读准“睢(SUI)”的音。

那套个性的广告文案，据说由县委书记王天琦拍板。现年42岁的王天琦在从政前，做过徐州电视台的播音员。2008年4月，王天琦从睢宁县县长升任县委书记，至今，睢宁各项经济显著上升，又因县委权力透明化运作探索，成为中纪委和中组部的试点。

县纪委书记唐健说，睢宁征信系统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争议，几乎所有的压力都被王天琦一个人扛了。因为，这是他力推的制度。

在3月底，媒体相关报道刊发后数天，王天琦在媒体上为征信系统辩护，称自己感到“冤枉”，“无所适从”。一位下属说，王天琦在看到本地网民力挺自己的帖子后，激动得直掉眼泪，连称“值了，值了”。

记者接触到的睢宁干部，都对外界质疑表示不解。宣传部副部长艾丹说，征信系统并没有宣称包治百病，也无法包治百病，但它即使能引导哪怕几个人向善，也是有价值的。睢宁县“两风(官风民风)纠察队”队长夏荣桂说，那些好人好事需要表扬，坏人坏事需要曝光，都跟隐私权没有关系。

“我愿意和任何一个质疑我们的人公开辩论。”73岁的夏荣桂是一位退休教师，他的两风纠察队有900多人，负责举报不正的官风和民风，现在也成为征信系统的信息来源。

一位睢宁官员称，在媒体质疑最强烈的一两个月里，县委县政府的多项工作几乎停滞，以应付汹涌舆情。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因被指对舆情失察调离岗位：睢宁政府网上，挂出一篇名为《能听睢宁说句话吗？》的帖子，宣传部门人员和睢宁网友广为传播；睢宁与南京某媒体合作，举办了“大众信用管理与社会管理创新研讨会”，江苏省高检、高院等政法系统高官和法律专家等为征信系统辩护叫好。

睢宁县委主办的《今日睢宁》报上连发社论，称征信系统是“市场监督的利刃”、“道德评判的标尺”，一些被扣分的负面典型也现身说法，讲述征信系统如何让他们迷途知返。

省市领导的批示，让睢宁很快压低了回应的音调。政府网撤下了《能听睢宁说句话吗？》进入5月份后，《今日睢宁》的头版已很少再看到对征信系统的报道。

“讨论没有完全展开，就停了。”睢宁县委宣传部负责人说。

先整官风，再整民风

王天琦是23年来，睢宁第一个由县长升任县委书记的官员。几十年来，睢宁一直是个人口大县、农业弱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各项指标，除了人口和上访者的数量，大多都排在江苏省末位。政绩的不良，使该县干部晋升无望，内斗激烈。民风也随之恶劣。

在2008年的一次会议上，王天琦痛陈当地官场和民风之乱：想毁掉一个干部，就放风“他要提拔了”，马上就有举报信蜂拥而至；部分百姓也热于内讧，有人在网上肆意谩骂污蔑，有人将家庭纠纷包装为黑社会恶斗，只为吸引眼球。

睢宁县委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两三年前，有关部门曾统计过当地网上的帖子，发现90%都集中发表于周一和周五，周末则基本不见新帖。这让县领导认为，发帖者基本为机关干部，这些人平日不把精力放在工作上，而是在网上相互诋毁拆台，“干部几乎无心工作，人人自危”。

民风也几近之。一度，“睢人好讼”成为苏北的谚语。

县委大院经常成为矛盾爆发地。大门曾被连堵13个小时，也曾在一天之内被堵三次。

据县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睢宁县整治官风，以2008年年初对官员工作日的禁酒令为开端；整治民风的标志性事件，是2009年3月中下旬，睢宁籍的黑导游在杭州打伤保安，引发全城震动。

当时，正是睢宁“悬疑形象广告”刚做不久，王天琦获悉后，痛心疾首，派出县委副书记和公安局副局长等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赶到杭州，并在当地媒体上道歉，斥那些黑导游是“一小撮败坏睢宁人民良好形象的害群之马”。

“大众信用体系只是两风整治的很小一部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艾丹说，之前当地的动静更大：曾发出数千张选票，选出最不受睢州人欢迎的单位，现场直播点票现场，被选中的单位领导就地免职；在广场上召开数千人大会，让群众质询各单位领导，同样现场直播；推动“拉练式工作法”，政府部门“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违反者……

对民风的整治，同样显示了王天琦的铁腕作风。闯红灯、随地大小便、占道经营……被拍后放到报纸和电视上，让人们竞猜“他是谁？”

谁是“更好的人”？

睢宁官方对征信系统风波最不满的，就是“良民证”这个提法。在县纪委书记唐健看来，“良民证”是日本鬼子欺辱中国人的工具和见证，“我听了良民证也骂，可问题是，我们这个是发良民证吗？”

县委书记王天琦也曾表示，他“吃不住别人拿良民证骂他”，导致几个新的改革方案都暂缓出台。

在当地一位老干部看来，王天琦有正气、立得住，使得他整官风、整民风，别人都没话说。但正义感表达得太强烈，就容易将人只分为两种：好人和坏人，好干部和坏干部。王天琦评价干部，常说“没有效果，就有后果”，一切以业绩考量，让下属们压力很大。

非黑即白的逻辑，也渗入到对公民的评判中，睢宁有标语称，“让坏人有怕头，让好人有劲头”。推行征信系统的宣传口号则是，“一处守信，处处受益；一处失信，处处受制”。

放眼望去，睢宁几乎成了人性善恶争斗的战场。众多评论认为，睢宁征信系统，公权过分介入私人领域，是对公民权的一种侵害。王天琦和他的下属则予以否认。县纪委书记唐健反驳道，“我们惩恶扬善，有什么错？”

在2009年5月31日的一次讲话中，王天琦要求干部必须办实事，群众必须说真话。“不说真话，就要被公开曝晒，就会受到公众谴责……不仅要接受公众谴责和法律制裁，还要记录个人信用档案，让其不诚信的行为成为影响其生活和发展的不良记录，让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当时，离睢宁县征信办成立还有4个月时间。

睢宁“两风纠察队”队长夏荣桂认为，当地的征信系统不见得适合其他地方。因为，要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好人，有没有信用，需要那些“更好的人，更有信用的人”。在一个“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地方，谁有资格评人信用？

在睢宁，老夏认为，“更好的人，更有信用的人”就是县委书记王天琦和他的团队。“所以，群众都希望能让王书记多干几年”。

和仇和、吕日周等人一样，王天琦在睢宁的改革，也被专家称为人治下的创新。对此，睢宁县委一位常委说，中国国情决定了，县委书记的个人气质，往往就是一个地方党政班子的气质，这不能简单归入人治，而要看是否得民心，是否出成果。

这位常委认为，睢宁县委把权力运行透明化，开放县委常委会，整治官风民风，不但没有削弱党委的权力，反而让党委和书记拥有更大的公信力，较之以往，“权力更大了”。

征信系统，似乎就是“权力更大了”的一个产物。这样的局面，还可以持续多久呢？当被问到“王天琦走了之后怎么办”时，多名睢宁干部都表示无法推测。

这些干部，同样是征信系统的对象。保存在征信办电脑系统中的分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