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秀强北京报道

　　化石能源驱动下的经济社会行至当下，不得不做出新的抉择。

　　能源关乎国运。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发展模式，在步入巅峰之后，面临调整。“十二五”是这一模式改变的开端。能源结构调整、能源体制改革、能源战略转移等诸多难题正迎面而来。

　　1. 水进火退难题

　　在“15%、40~45%”两个约束目标之下，能源结构调整成为必然，化石能源的高度依赖性必须降低。

　　按照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十二五”及“十三五”能源领域最为显著的变化是：水电纳入优先发展序列；煤电发展规模和速度受限，为水电、核电、风电等新能源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

　　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

　　传统电源投资者发电份额将大幅减少，其利益必将受损。有研究机构称，每五年火电比重将下降4~5个百分点，火电投资规模势必大幅削减。

　　发改委要求，严格控制东部地区新增火电项目，在大中型城市及附近地区不再布局建设新的燃煤电站，所需电力通过西部输电解决。“十二五”时期，国家安排新开工建设火电规模仅为2.6亿~2.7亿千瓦，且“上大压小”政策继续延续。

　　火电迎来政策严冬。有火电企业代表提出，火电发电小时数不能低于5000小时，否则火电企业将难以自负盈亏。显然，利益集团正在与国家政策博弈。

　　与此同时，水电发展面临激烈的环保争议。2010年我国水电装机突破2亿千瓦。2011年水电重点流域开发力度继续加大，预计开工规模超过2000万千瓦，总装机容量将达到2.2亿千瓦。

　　按照能源局研究：“十二五”末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比重必须达11.4%的目标，其中，一半以上需要水电来完成。到“十二五”末，水电装机容量达2.9亿千瓦，水电比重占6.5%。

　　在生态环保和移民问题的约束下，水电能否担起重任？

　　不惟水电，风、核、太阳能也迎来发展重要契机。按照国家能源局规划，在2011年~2020年的十年间，国家对新兴能源产业累计直接增加投资额将达到5万亿元，每年增加产值1.5万亿元。

　　如此巨额投入，风电、水电、核电、太阳能必将竞相追逐，地方政府对投资的竞争必不可免。国家应该制定怎样的新能源发展规划，引导上述产业投资？又如何规避重复建设和低效能投资？

　　2. 价改博弈

　　资源产品价格改革远没有终点。

　　按照能源局的改革思路，“十二五”将继续深化能源价格改革，包括理顺煤、电、油、气等资源类产品价格关系；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完善农电管理体制，研究出台煤、电行业协调发展等政策措施。

　　第二任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已全面接受能源管理工作，摆在他面前的难题紧迫而繁重。此前，其主管经济运行和产业协调，对煤电油气运衔接等问题颇为熟悉。在他的任内，成品油价改、煤电联动、天然气价改等敏感问题或许有所突破。

　　长久以来，煤、电、油、气等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缓慢而沉重。

　　以电改为例，2002年国务院下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明确我国电改方向，即政企分开、厂网分开、主辅分开、输配分开，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但是，改革8年之久，除厂网分开外，电改再无新进展。

　　改革是利益分配格局调整的过程。能源价格改革背后到底面临什么样的利益博弈？利益博弈的源头和终点何在？价格改革让位于民，还是让位于利益集团？

　　毋庸置疑，纾解改革难题非国家能源局一己之力可为。

　　正因此，“能源大部制”是“十二五”以及“十八大”的重要期待。

　　3. 战略调整突破

　　自“十二五”开始，国家能源供需战略、能源空间开发战略、能源储备战略均有重大调整。

　　从保供给到限制消费。“十二五”能源战略从偏重保供给为主，向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科学调控能源生产转变。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已写入“十二五”规划建议。

　　国家能源局提出，“十二五”能源消费总量指标拟定为40亿吨标准煤，但地方订立的经济发展目标远超于此。同时，资源省份资源开发力度也不断加大，产能释放力度加大，总量控制难度正在加大。

　　能源开发由东向西移。目前，五大国家能源战略基地已确定：山西、鄂尔多斯盆地、蒙东、西南、新疆，西移战略正付诸实施。能源局确定“加快西部、稳定东部、优化东部”能源发展战略。

　　能源战略储备将加速。“十二五”期间，石油、天然气、煤炭三个重大领域储备力度加大。从增产到增储，思路截然不同。

　　能源局在政策层面的表述为，“加紧建设一批天然气储气库，重点做好城市天然气调峰设施建设”；“全面推进国家石油储备二期项目建设，做好三期工程前期工作”；“适当扩大煤炭产能储备”。

　　这其中，官方首次公开正在进行石油战略储备三期工程，首提煤炭产能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