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污染：重金属猛于农药

　　说不清数据，缺乏法律规范，资金投入有限……土壤的重金属污染防治困难重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周勉、谭剑、金微发自株州、北京 最近，“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可能引发骨痛病”的消息见诸报端后，让湖南省株洲市马家河镇新马村村民再次回想起五年前的那次经历：2006年农历正月，新马村66岁的村民罗少坤在长期浑身无力以及疼痛之后，终因不明原因的疾病去世。接着，村里又有数十名村民出现呕吐、晕厥等症状，恐慌很快就笼罩着整个村庄。株洲市后来的检查结果令人震惊：1100多名村民被诊断为镉超标，其中200多人被认定为严重超标。

　　这起震动全国的镉污染事件，有2人死亡，150名村民经过体检被判定为慢性轻度镉中毒。

　　村民们也是在媒体曝光后，才知道这种银白色有光泽的重金属早已潜伏在自己生活中。如今，他们依然笼罩在重金属污染的阴影之下。

　　重金属污染阴影

　　株洲新马村耕地中的镉污染，主要来自1公里外的湘江。湘江是中国受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这条灌溉了半个湖南的“母亲河”因为接纳了大量工业废水，使河水中的砷、镉、铅的总量占全省排放总量的90%以上。

　　2006年污染事件后，湖南省政府将新马村这片区域划为污染区，污染区的村民不许再种水稻和蔬菜，政府每年给予他们每亩500元的补偿。该村及相邻两村共计千余亩土地已被当地宣布弃耕。

　　马家河镇的中路村，尽管这里也被划为禁种区域，但是，村民胡自能仍种了四五亩水稻。还没到春耕时节，胡自能的稻田一片荒凉，只有收割完的“稻叉”露出水面，下面还有看不见的“重金属幽灵”。当年湖南省政府对该区域的调查结果显示：水稻100%镉超标，叶类菜98%超标，胡自能的稻田也在这个区域。

　　胡自能并非不担心自己的大米会被污染：“村里的人都不敢喝当地的水，有人为此干起了卖水的生意，专门从市里其他地方运水到附近几个村子去卖，100斤的水可以卖几块钱。”不过，他出于省钱考虑还是种了水稻，他说这些稻米主要是供家里五口人食用。

　　部分村民擅自种植稻米的行为让天元区原副区长现镉污染处置工作组常务副组长周光裕感到无能为力。

　　他介绍，早在两年多以前，国土、财政、发改委等部门已同意将这片污染区内的农业用地改为建设用地。2008年国土资源部在下发的《国土资源部关于株洲市重金属污染土地有关问题的复函》中，允许株洲市对土地实行“征转分离”，对被镉污染的核心区域，实施土地功能转换，即分期分批逐步调整为建设用地。不过由于所需资金数额巨大，目前暂时只进行了6平方公里土地的转换。

　　土壤污染源繁多

　　实际上，新马村可以看作是我国近年土壤污染的一个缩影，它们存在着，一旦受到关注，就让舆论觉得无法轻松——毕竟这些土地上生长的粮食有可能会流进普通人的餐桌。

　　“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等特点，以前我国的重点治理目标集中在水、大气、固废污染问题上，政府、学界、公众对它的关注很不够，近年来伴随一些环境事件的爆发和研究的深入，大家才开始关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土壤污染包括重金属污染、农药和有机物污染等多种类型。我国的土壤污染仍以重金属污染为主。业内估计中国90%左右被污染土壤都与重金属有关。

　　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来源是化工和矿山，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采矿业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加上科学技术落后、环保投入不足与意识不够、资源盲目开发，滥挖滥采使得云南、广西、湖南、四川、贵州等重金属主产区的土地被日渐污染。

　　在经济发达地区，重金属则来自于工厂，国内三十几家环保组织联合发布的《2010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称，IT企业重金属污染居首。一项由原国家环保总局进行的土壤调查结果显示，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遭重金属污染，且其中10%属严重超标。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曾希柏曾走遍我国粮食主产区，花费了将近10年的时间研究土壤重金属污染。他说，除了化工和开采领域，农业、养殖业近年也成了重金属污染源。

　　他介绍，由于过度使用化肥，一些磷肥钾肥和复合肥中镉含量超标，能够使土壤和作物吸收到不易被移除的镉，即便是有机肥料也难逃重金属污染。而在一些小规模的养殖场，人们常常在猪、鸡等农畜的饲料中添加含砷制剂，因为这种重金属可以杀死猪体内的寄生虫，促进牲畜生长，甚至可能“让猪肉的颜色变得更红润”。

　　这些牲畜的粪便又是农民乐于购买的有机肥料。当含砷的肥料被堆积入田时，肥料内的重金属就会悄无声息地潜入地下，并随着耕种传递到农作物中。

　　“人们吃掉了这些重金属污染的饲料喂养的猪，又吃掉了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种植出来的蔬菜和粮食，有些人甚至还喝着被重金属污染的地下水，人体就这样被二度污染，甚至三度污染。”曾希柏担忧地说。

　　扑朔迷离的污染面积

　　那么，中国受重金属污染土地面积究竟有多少？

　　一个关于中国耕地重金属污染的数字反复被媒体引用，即中国有五分之一耕地被污染，总面积2000万公顷。不过，这个说法遭到很多专家的质疑。

　　陈同斌根据多年在部分省市的大面积调查估算，认为重金属污染占10%左右的可能性较大。其中，受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约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

　　“重金属污染在北方只是零星的分布，而在南方显得较密集，在湖南、江西、云南、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方，则出现一些连片的分布。”他公开表示。

　　而在曾希柏看来，污染和超标是两回事，污染是指超标到一定程度。曾希柏认为国内的一些数据是混淆了污染和超标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估计，重金属污染在3%左右比较确切。

　　记者在采访和查找历史数据时发现，无论是3%还是10%，无论是专家还是媒体，在发布这些数据时经常会用到“估计”一词。而数据之间的冲突，也凸显了学界对土壤污染不摸底的现实。

　　在全国各地重金属污染事件集中爆发之前的2005年，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这是中国首次针对土壤污染的全国性普查，不过结果至今都未公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专家介绍说，环保部之所以不会对外公布数据是因为这是一个抽查的结果，而并非普查，“环保部也担心媒体用比例换算出污染的面积，即使是百分之几的污染面积，换算起来这个重金属污染也够大。而换算出来的结果可能并不准确。”

　　虽然没有确切数据，从官方的种种说法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土壤污染的担忧。2006年的一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污染防治专项工作视频会议上，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周生贤指出，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而此前几年，环境保护部曾对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指为了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依照法律程序确定的特定保护区域)土壤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发现，有3.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12.1%。

　　去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国土壤环境保护政策研究”提交专题报告特别提醒：“土壤污染已经达到了一个被国家严重关注的关键点，需要立即采取紧急和长期的行动。”

　　防与治都是难题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污染与控制研究室李发生介绍，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土壤污染总体上呈加剧趋势。

　　由于土壤污染延时性的特点，如果不对土壤进行修复，土壤重金属会不断累积，现在没有出现的问题将来也会慢慢出现。

　　近年来，中国也在进行污染土壤修复的科技攻关，并初步取得一些进展。例如，陈同斌用蜈蚣草来修复被重金属污染的农地，这种草吸收土壤中砷的能力相当于普通植物的20万倍，通过蜈蚣草的吸附、收割，三至五年内，这片土地就可以“恢复健康”，但这种修复耗时较长，难以和污染的速度相抗衡。

　　曾希柏采用了另一种微生物的修复方法，但他说这类的修复办法成本太高。此外，修复资金也是一大问题。

　　“污染土壤的修复治理需要全面考虑受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治理，资金需求巨大。但目前，我国污染土壤修复治理资金缺乏有效保障。”李发生介绍，当前中国污染土壤调查评估与治理修复工作的资金一般来自政府相关部门和土地开发商，资金来源有限且没有保障，修复治理工作难以开展，资金问题成为很多污染地块再开发的主要障碍。

　　由于土壤污染形势严峻，立法制定一个专门针对土壤的法律显得很迫切。目前，中国已有50余部关于环境污染的法规，但是缺乏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的专项法律法规。

　　李发生说，中国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在立法形式存在分散立法、附属立法、立法层级较低等缺陷，在立法内容上存在原则立法过多、可操作性差、基本法律制度没有建立等缺陷。

　　实际上，中国在2006年已经开始了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起草工作。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王树义是立法组的首席专家，2月份他透露，酝酿多年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不久将出台。他说该法最终确定了以“治”为重点，“防治兼顾”的立法方向。

　　“立法这是必须的，但法立出来后监管和执行依然是一大考量。”曾希柏认为，目前解决土壤问题最紧迫的依然是从源头控制污染源，而执法和监管是个普遍问题。

　　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作为我国第一个“十二五”专项规划，人们期待着这个规划能提供土壤污染僵局的破解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