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场由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的争议风波再次上演。在之前广州番禺区所公布的未来建设垃圾焚烧厂的5个备选地址中，有3个选址因临近佛山市顺德区，引发了顺德市民担忧。4月15日，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志伟带队去广州协商此事。

　　由于广佛两地特殊的地缘关系，这样的事件并非是第一次发生。2002年，顺德曾打算在大良最东端的五沙兴建垃圾焚烧厂，当时已投入100多万元做环评和方案设计，并已开始动工。然而由于选址靠近番禺大岗，番禺通过广州市政府提出激烈反对，最终将这一垃圾焚烧厂撤建。

　　其实，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日益突出的垃圾处理问题。毕竟，垃圾已围城……

　　垃圾已掠地，四面楚歌声

　　就垃圾填埋而言，现在的广州已不堪重负。

　　记者曾在去年12月底探访了广州番禺区“著名的”火烧岗垃圾填埋场，几乎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充满恶臭的土方车进厂出厂，沿途还有不断散落的黑漆漆、不可名状的秽物。该厂一位李姓负责人告诉记者，“我感觉现在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最终垃圾的出路百分百还是焚烧，但垃圾分类是前提。”据了解，现在已经45米高的垃圾山，至多再用5年时间就到60米，而60米是这个场子的极限，到时火烧岗就得封场。

　　广州的“垃圾困局”是中国大多数城市的缩影。今天中国除县城之外的668个城市中，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超过5亿平方米，每年的经济损失高达300亿元。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计堆存量已达70亿吨，在城市的周边形成了一个个垃圾堆甚至“垃圾山”。

　　中科院能源所特聘研究员沈剑山表示，全国1/4的城市已基本没有垃圾填埋堆放场地。垃圾围城问题虽早就提出过，但一直没得到有效解决，很多城市都在垃圾处理问题上走了弯路，当时只是简单堆放、填埋，给日后发展埋下了隐患。堆积如山的垃圾如一颗巨型“炸弹”，潜伏在城市地下。因此，对正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广大中小城市，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将会使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变得步履维艰。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主任陈永表示，北京目前日产垃圾量为1.84万吨，现有的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仅为1.04万吨，垃圾处理设施全部超负荷运行，超负荷率达到67%。最多再过四五年，垃圾填埋场将不堪重负，垃圾无处可填。

　　因垃圾焚烧项目遭遇群众强烈反对而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广州，同样面临严峻的“垃圾危机”。自1999年以来，广州生活垃圾总量十年翻了一番，目前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近1.8万吨，进入终处理的仍有1.2万吨。这个数字每年还在以5%～7%的速度在增长。

　　“现有的两个垃圾填埋场最迟将于2012年填满封场。如果不兴建新的垃圾处理设施，最多再过两年，广州每天将有1万多吨垃圾无处处理，正面临‘垃圾围城’的巨大危机。”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吕志毅接受采访时说。

　　目前，几乎全国各大城市都面临同样的窘境。深圳市日产垃圾已超过12000吨，其焚烧处理率逾43%，土地紧张比广州更为严峻。每天产生生活垃圾4500吨的南京市，现有的水阁、轿子山和天井洼三个填埋场，即将饱和封场。其中，天井洼填埋场已严重超负荷运行，如不兴建新的垃圾处理设施，南京江北地区产生的千余吨生活垃圾将无法消纳。

　　在珠三角地区的一些镇区，垃圾无处处理的困境也日渐凸显。在东莞市虎门镇，这个曾经因林则徐禁烟而闻名遐迩的工业重镇，如今已垃圾成山。位于虎门镇大岭山林场的垃圾填埋场占地160亩，现如今按珠江水面为基准测算，“垃圾山”已高达82米。

　　垃圾焚烧：民情汹涌

　　从北京六里屯到上海江桥，从南京天井洼再到江苏吴江，最近几年，“遍地开花”的反垃圾焚烧抗议活动，使得各地垃圾焚烧项目环评要取得公众同意，几乎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环境评价需要公众参与，周边群众反对，环评几乎不可能通过。在南京天井洼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遇强烈反对后，南京市市容管理局局长张东毛表示，现在的处境是垃圾焚烧推不动，但更糟糕的是，“我们实在拖不起，拖的结果只能是全市人民的生活环境都将受到影响。”

　　曾任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的杨朝飞透露，当前我国环境形势面临一个新的特点是环境风险上升，环境事故频发，群体性事件增多。杨朝飞说，在局部环境有所改善，整体环境仍在恶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环境复议案件数量急剧上升。“预计在今后一段时期，复议案件还将呈快速上升趋势。”杨朝飞说，目前，环保问题排在当前全国群体性事件十大原因的第九位，因环境污染引起的群体性事件的增长速度排在第七位，其年增长率为29.8%。

　　二恶英一直是垃圾焚烧厂之争的焦点。它是国际公认的一级致癌物，毒性相当于砒霜的900倍，而垃圾焚烧就会产生这种物质。也正是出于这种担心，北京六里屯、上海江桥、广州番禺等地居民，都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来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

　　中德董事会主席陈泽峰认为，现在控制二恶英的技术已很成熟，只要控制温度、时间、湍流度，让烟气在850℃以上炉膛中停留超过两秒钟，二恶英基本可以消除。2010年5月27日，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对富乔出具了检测报告：其二恶英排放为每立方米0.034纳克，不仅低于1纳克的国家标准，还低于0.1纳克的欧盟标准。

　　虽然技术成熟，但是问题也是存在的。目前全国运营的80多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不止一次被曝超标排放。能否有效约束企业，是公众一直以来的疑虑之一。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已建垃圾焚烧厂有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有些地方花巨资引进先进设备，运行管理水平却很低，导致排放不合格。二是有些企业“挂羊头卖狗肉”，打着垃圾焚烧的招牌，实际搞的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小火电”。徐海云认为，出现上述问题，并非意味着垃圾焚烧厂无法有效监管。徐海云建议，政府和企业严格履职，增强公信力。

　　广西横县：破解“垃圾围城”的县域样本

　　当前，不仅北京、广州等大城市面临“垃圾围城”的严峻形势，不少中小城市也深受这一问题困扰。半月谈记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采访了解到，经过10年探索，这个县逐步建立起覆盖城区的垃圾分类、搜集及处理网络。目前，逾七成垃圾实现了循环利用，收获了环境优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三大成效，为破解“垃圾围城”难题提供了一个真实样本。

　　10年探索带来小县城的环境大变化

　　横县地处广西东南部，人口115万，县城面积16.3平方公里，城区人口10.2万。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横县成为全国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和花茶加工基地，被国家林业局、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中国茉莉之乡”。

　　然而长时期以来，由于垃圾处理工作不力，横县城区一直“香”不起来。横县环保局副局长陈洪为介绍，随着上世纪90年代横县经济社会发展驶入快车道，“城区人口逐渐增多，商品流通日益频繁，垃圾也就多了”。这一时期，横县城区的生活垃圾日产量由之前的10多吨猛增到六七十吨，并以每年约5%的速度增长。

　　在横县环保部门工作了20多年的陈洪为说，以前环卫部门都将垃圾直接拉到农田，用作肥料，“但随着垃圾成分逐渐变得复杂，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愿意接受这些垃圾了”。

　　横县环卫站副站长何锋介绍：“那时候每天清扫出来的垃圾我们都不知道放哪里，只能拉到偏远的山沟里进行简单填埋。”后来，随着垃圾量的增多，大街上到处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有时候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放一把火烧掉。”何锋说，这个原本依山傍水的小县城，那时被垃圾搞得一团糟。于是，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垃圾成为横县面临的头疼问题。

　　1994年，经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推荐，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IIRR)与横县签订协议，IIRR用5年时间在横县推行“旨在提高农民生存技能和基本素质”的“平民教育”。

　　时任IIRR项目中国部协调员的张兰英说，当时正饱受垃圾处理困扰的当地环保部门找到IIRR项目组，求教菲律宾先进的垃圾处理经验。最终，他们将垃圾处理工作纳入合作范围，并于2000年正式启动了这一项目。

　　10年的垃圾处理探索，使横县城区发生了很大变化。记者看到，这里的街道清扫得干干净净，许多居民住宅门口都摆放着用作装垃圾的塑料袋或塑料桶。塑料、玻璃等不可回收垃圾归为一类，水果皮、蔬菜梗等生活垃圾归为另一类。整洁的环境现在已成为吸引外商投资的名片。目前，横县已形成茉莉花交易市场、原料茶交易市场、成品茶市场等三大交易市场，来自福建、云南、贵州、湖北、浙江、安徽等地的茶商云集于此，三大市场每年的成交量约5万吨，交易额达13亿多元。

　　“横县样本”的三大环节

　　记者采访了解到，横县实施的垃圾处理模式主要包含提升居民环保意识、实施垃圾分类、垃圾处理等环节。

　　首先是宣传动员。张兰英说，只有居民的环境意识提高了，才能真正在源头上实施垃圾分类，因此宣传教育是基础。通过对学校师生进行培训，以及召开居民大会、出版墙报、老年志愿者上街宣传等方式，提升学生和居民们的环保意识、增加大家的环保知识。

　　其次是分类实施。2000年9月，横县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在城内受垃圾污染最严重的老街——西街、马鞍街两段小巷共236户居民住户中正式启动。这236户试点家庭得到了政府发放的两个不同颜色的垃圾桶，一个桶放吃剩下的食物，另一个桶放其他的东西。“这样的分类很简单，连老太太都会。”张兰英说。

　　环卫工人每天下午6点左右来收集一次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则每周收集一次。环卫工人会细心地做好每家每户的登记，分得好的家庭，会得到一些小奖励，比如一包洗衣粉，一块肥皂等；不按规定分类的，当面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分，如果不在家，就在家门口贴一张改进的小纸条。拿到奖品的居民非常高兴，他们口口相传，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

　　经过3个多月的运作，试点工作取得满意效果。随后，横县垃圾分类工作逐渐覆盖至常住居民、外来流动人口、农贸市场、个体经营户、医疗单位及个体诊所、宾馆等服务行业。目前，横县城区参与垃圾分类的居民超过70%。

　　今年45岁的城北社区居民吕少波告诉记者，没实施垃圾分类之前，大家都把生活垃圾混在一块丢，社会环境受到不少影响。现在大家每天下午5点左右将垃圾自觉放到楼下，并把可回收的与不可回收的放到不同的桶里，都习惯了。

　　三是垃圾处理环节。陈洪为说，根据调查，横县产生的垃圾有八成为可循环利用的可堆肥垃圾，而玻璃、塑料等不可堆肥则不到两成。垃圾分类后，部分厨余垃圾被一些养殖户利用；分类的垃圾在填埋或者焚烧过程中，有效减少了污染气体的产生。

　　他告诉记者，根据试验，一个10年期的垃圾填埋场如果能够实施垃圾分类，其使用期可以提高至40年，相当于少建3个垃圾场，经济效益十分可观。2002年9月，横县还建立起堆肥厂，利用城市生活垃圾中可堆肥部分生产肥料，这种价格相对低廉的有机肥被不少群众用于茉莉花种植和果树种植。

　　“居民做好了他们该做的，政府也应该做好自己该做的。虽然最初我们的配套跟不上，但居民知道政府在努力地去做，他们的分类就不会停下来。”陈洪为告诉记者。

　　破解“垃圾围城”重在机制设计

　　张兰英认为，垃圾分类成败的关键是激励居民有效参与垃圾分类的机制设计，在分类中做到互相监督；在开展垃圾分类时，应本着解决实际问题的态度，充分调动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由于投入有限、专业人才稀缺，横县垃圾分类的最大效应还未完全显现。

　　一是由于投入资金有限，垃圾处理工作面临不少困难。陈洪为透露，横县采取新的垃圾处理措施，由以前定时、定点收集转为专人上门服务。“这就需要用于搜集垃圾的垃圾桶、三轮车等设备，由于经费紧张，我们的垃圾桶使用10年尚未更换，很多都已坏掉。”陈洪为说，由于投入有限，目前横县堆肥厂的运转也面临着一定困难。“我们当时按照每年垃圾产量5%的递增速度进行设计，但由于失修，目前设备不能满足要求。”

　　二是人才方面。由于垃圾处理人才稀缺，项目需要稳定、长期的团队，有些人员变动后，垃圾处理工作会出现“断链”现象，人才培养机制亟须完善。(《半月谈》2011年第7期，记者 吴小康)

　　破解垃圾围城：立法与产业化并举

　　在处理环境问题的时候要充分结合经济形势，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企业生态化转型，推进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倡导绿色消费。坚持环境保护和城乡一体化并举，将垃圾处理纳入循环经济发展之中，注重以环境促发展、以生态创优势。

　　对中小城市而言，通过强有力的宣传与动员，能够巩固群众的卫生观念，让垃圾分类的理念深入人心，进而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同时，政府也需要建立起有效的监督与辅助体系，带动中小城市垃圾处理难题的解决。

　　在日常生活中，公众不仅应该关注环保，更应积极参与其中。由于垃圾问题一直困扰大中城市，而不少城市也都在推行垃圾分类，但响应度不高，究其原因，在于居民的参与度并不热情。一些小区管理者进行垃圾分类实名制，这其中无非有两个原因，一是想进行道德约束，二是便于责任追究。

　　资料显示，在德国，每家的垃圾袋上都有一长串条形码，记录着居民的身份信息，能轻易找出乱扔垃圾的人，随之而来的或是个人税率的提高，或是社会福利的下降。在这样系统健全的制度约束下，每位市民都不得不检点自己的行为。

　　据统计，瑞士的垃圾回收率是非常高的，70%的废纸、95%的废玻璃以及近90%的铝罐都得到了回收，废旧电池的回收率也达到了2/3，均处于欧洲领先地位。厨余垃圾则会跟落叶之类的生态垃圾一起放在特殊的垃圾箱里进行堆肥，这种堆肥垃圾箱几乎是每个住宅区都有。

　　城市垃圾处理产业的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处理生活垃圾既要坚持“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原则，积极推进垃圾分类收集，鼓励废物回收和综合利用，又必须全盘考虑，将“产业链”作为一个整体来设计、规划和培育，使各环节都协调发展，实行产业化处理以提高回收利用率，只有这样，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科院能源所特聘研究员沈剑山认为，垃圾可以说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与财富。以建筑垃圾为例，据了解，美国政府曾出台《超级基金法》，规定任何生产有工业废弃物的企业，必须自行妥善处理，不得擅自随意倾倒。主要是进行综合利用、分级处理、高级利用以及法律规范。西安交通大学人居环境学院马建勋教授认为，城市建筑垃圾处置的最终途径，应该是资源化利用，走循环经济的路子。

　　我国正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引进先进技术，自主创新，同时，积极拓宽投融资渠道，改善投融资环境，鼓励和吸引社会资金、外资等多种资本投入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解决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最终建立起一套垃圾处理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城市垃圾处理产业化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