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汶川地震三周年，南都记者通过回访最典型的四川地震局老专家李有才的预测过程，发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带有相当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可以部分印证人们一直在担心的部门过度行政化对科学自主研究的伤害和干扰。现阶段，中国各个领域普遍存在的过度行政化问题在地震预报预警工作中，同样有所表现。

　　地震预报是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但中国地震预报曾站在世界前沿，在唐山地震30周年的2006年，中国地震局局长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国家对20多次地震做过较为成功的预报。最为知名的便是1975年的海城大地震。

　　去年，在汶川两周年之际，《瞭望》杂志刊发专题，详细记述了中国地震局及地震系统的众多专家对地震预报预警、群测群防的全面反思，这些专家中包括对四川地震提出具体预报意见的原中国地震局研究员钱复业、耿庆国以及四川地震局的李有才等。

　　邻国日本关于地震预警的总结也在进行。日本新闻网5月6日报道，日本政府的一个地震专家委员会在今年2月，就已经预测到宫崎县和福岛县附近沿海将发生大地震，并警告说：“地震将会伴随有巨大海啸”。这一份预测报告曾递交给菅直人内阁，但未能引起足够重视。据中新社报道，由日本顶级地震专家组成的“地震调查委员会”，是日本政府有关地震预测预报的最高权威机构，目前由12名委员组成，成立于阪神大地震发生后的1995年。

　　中国地震局预测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汪成民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认为，日本投资巨大的先进震后监测预警系统并没有发挥作用，这几次地震带来的巨灾再次证明了坚持震前预报预测工作的必要性。

　　据四川地震局已退休的高级工程师李有才向南都记者介绍，日本地震专家与四川方面的交流一直未中断过，“几乎每两三年就要来一次。”日本方面的专家之所以热衷四川，因为这里与邻近的云南，均属于多震区，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地震不可预报论，其实是针对少震无震区而言的”，李有才说。

　　然而在汶川地震以后，关于地震局主要职能的定位开始混乱，出现了很多不甚明了甚至前后矛盾的说法。有不少地震局官方人士表示日后抗震防灾也将是地震局的重要功能，抗震减灾似乎拥有天然正确。而“地球不可入，地震不可测”，俨然成了一种官方主流说法，甚至在公众中间也影响甚大，认同度颇高。

　　其实这些问题在中国地震史中都曾争论过并达成了部分共识。因为科学研究阶段，地震预报预警不全然是科学意义上的，民众对预警的需求并不一定就是精确预报(精确预报包括具体时间、地点、震级)，一如邢台地震之后周恩来曾经说过的，就是“向人民打一个招呼”，其依据是地震是有诸多前兆的。

　　根据《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搜集的数据，20世纪，中国直接死于地震的人数高达50万人以上，而美国在20世纪7级以上地震总共20次，总死亡人数1380人。加强提高建筑质量特别是保证学校校舍的防震级别，中国仍有艰巨的工作要做，媒体与公众的的确确应该加大这方面的监督和批评工作，但另一方面，中国似乎仍不能放弃地震预报预警。

　　曾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震情分析组组长的汪成民说，“几十年以前我们做了很多次，地震局本身也对外宣传，一共报准过二三十次地震，那应该把汶川地震也纳入有可能预测的一个范围，不要过多宣传地震是不能预报的。”1976年，唐山地震导致了24万人死亡，但唐山下面的青龙县却因为“提前打招呼”几乎没有造成伤亡，这就是地震史上的青龙奇迹。

　　总结经验教训，不轻易否定正在探索并以千万人的鲜血为代价的科学探索，才是可取之道。

　　从预报专家的经历看现实偏差

　　南都记者通过回访最典型的四川地震局老专家李有才的预测过程，发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带有相当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可以部分印证人们一直在担心的部门过度行政化对科学自主研究的伤害和干扰。现阶段，中国各个领域普遍存在的过度行政化问题在地震预报预警工作中，同样有所表现。

　　李有才，71岁，先后在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四川省地震局从事地震预报、深部地球物理、地震工程等专业的研究工作，1999年退休。退休前曾担任四川省地震局地震分析预报研究所综合预报组组长，曾准确预报五次西南地震，受过中国地震局嘉奖。

　　李有才向南都记者讲述了他在退休后依然关注地震预报的偶然性。2002年，他意外查看到了一份《四川岷江上游紫坪铺水库枢纽工程基本烈度复核报告》，一座水库容量近12亿立方米，大坝高度为156米，基本烈度却被中国地震局批准为“7度”。

　　该报告是1989年12月由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所完成。李有才认为，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的重任是地震预报预警，这本身便是难以承担的重任。由不具有从事地震工程甲级资质的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完成紫坪铺水库枢纽工程基本烈度复核工作，问题十分明显。紫坪铺坝区及附近地区除原有的北东向龙门山断裂构造外，其他如北北东向松潘-汶川-都江堰-邛崃断裂构造和东西向南充-德阳-都江堰断裂构造，该报告根本未予提及，当然，这两条重大的断裂构造的活动性研究也更无从谈起，表明这份报告对龙门山地区的地质断裂构造背景和史前地震活动这一重大的基础研究工作出现了重大的错误。

　　中科院编制的中国第一代烈度区划图上明明白白地将龙门山断裂带及其附近地区划为9度及9度以上，其中汶川为9度及9度以上。

　　李有才完成了《质疑四川岷江上游紫坪铺水库枢纽工程地震基本烈度》论文。在2003年2月10日、2003年4月，李有才分别两次将《质疑》论文及材料向国家高层寄送。据2010年3月新华社《瞭望》报道，国务院领导对此作出批示，中国地震局派出了以中国地震局烈度委员会负责人陈国星等3人专家组专程到成都与李有才座谈。据《瞭望》报道，最后的座谈结果李有才遭到了“怒斥”，“会谈在一种不友好、不愉快的气氛和毫无结果中结束”。

　　2004年12月26日印尼发生9.0级特大地震之后，李有才发现在紫坪铺坝区及附近地区出现了“重要的异常变化”：“一个‘地震空区’明白无误地显现出来。李有才又写出了《四川岷江上游紫坪铺水库枢纽工程地质构造背景与地震危险性探讨》。

　　《瞭望》记者记述了李有才随后的预测意见。李有才认为“地震空区”的发现，表明坝区附近地带活动断裂的闭锁段，现在已是应变能积累的高应力区域，这使得闭锁段上所孕育的7.5级大地震预测发生时间，不再是10～20年，30～50年或100年，而是1～2年或稍长一点时间就有可能发生大地震。

　　2007年10月，李有才向政府有关部门送达这一预测意见，同时也送去了他与四川省地矿局物探大队高级工程师曹树恒合作撰写的有关紫坪铺水库枢纽工程的论文和其他材料。但四川省地震局组织的七位权威专家评审会否定了他的结论。

　　大震发生后，地震部门表示地震前未发现明显宏观异常，这与事实也有很大的出入。《瞭望》报道，2008年4月30日，德阳市防震减灾局因为诸多异常就震级震情意见填写了正式的“会商登记表”。按程序上报四川省地震局地震预报研究所。

　　今天再来反思三年前的大地震，可以更加沉重地意识到所谓的“谣言”在很多时候自有其价值。特别是对地震这样的在科学领域中尚未解决的问题，“谣言”的预警功能不容全然否定和忽视。

　　2008年2月，都江堰地震局预报人员将有大震的预测意见，使得地震将要来临的说法四起。当年3月1日，四川省地震局派原成都地震局局长洪时中研究员到四川都江堰电视台发表谈话，对沈明军等人作出的地震预报进行“辟谣”，“我可以肯定地回答，整个都江堰地区，整个成都地区都不可能发生唐山那样的地震”。洪时中这期关于地震防灾的节目在电视中反复播出。在2011年5月8日的成都金沙讲坛上，洪时中面对志愿者王笑冬的质疑，承认“现在看来肯定是错误的”。

　　破解从“漏报”到“虚报”的担心

　　在中国地震局2010年24亿元预算支出中，明确列入预报预测一项的只有270万元。在过去的很多年间，中国地震预报所依赖的群防群测体系正在不经意间被瓦解。以科学名义的“不可知论”，再加上不追加投入的自行消解，中国的群测群防已经难以维系。

　　李有才举例，现在四川省的预测队伍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已减少近50%；原分析预报中心有109人，现台网中心的预报部仅31人；河北省地震局由108人减少到12人，减少80%以上，由此可见一斑；搞综合研究的机构也都解散撤销。

　　李有才还认为，地震管理体系已被人为地分割，现在搞观测是一批人，搞研究是一批人，搞预报是一批人，搞管理又是一批人；看似分工负责，但他们根本不是一个研究体系进行的整体、有机运作；表面上强调上下左右相互结合，但实际效果很不好。只有作研究的那部分人，才知道观测数据是怎么回事；搞管理的人，又不了解前兆观测台站是否符合或满足研究和地震监测预报的需要；因此，现在管理、研究、台站观测和预报都是分开脱节的。

　　根据2008年12月27日修订后的《防震减灾法》，地震预报程序所依据的是四项制度：地震预测制度、震情会商制度、统一发布制度和震后趋势判定制度。在现实中，这些制度如何逃脱权力之手的干预和操控，恐怕依然值得求解。按照汪成民的看法，当下最紧急的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地震预测的决策程序，其现状使地震预报应有的水平难以发挥出来。

　　李有才与汪成民均反映会商、评审的专家用人机制有问题，这批人认为不了解情况且没有实践经验。如果负责震情会商的预报专家长期脱离地震调查现场，反过来去承担工程项目，变成“为各个建筑施工单位提供一种地质鉴定服务”，那么地震预报最后会不会完全变成一种行政化、个人化主导的现状？

　　若如此，地震预报预警则不是一个能不能报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在现场开展预测预报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对于地震前面的异常报告，不是地震局不想管而是已经无能力、无力量去落实。

　　这是人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人们担心地震局行政化(既包括出现学阀学霸，又包括领导对地震预报缺乏亲力亲为，很多时候二者又可能交织在一起)削弱了科学的自主研究监测。本质上讲，地震预报是一个科学问题，地震局所承担的是科学事业单位。但在中国的国情是，有人的地方便有江湖，特别是在缺乏社会力量的参与，体制内建制的学术派系的形成，依然会形成主导一切的权力。

　　需要新的制度设计来排除这种过度行政化带来的困境。地震部门行政化的根源，可能源于信息发布必须上报的垄断现状。按照《防震减灾法》，只有省级以上政府才能发布地震信息，任何个人或单位均无权向外发布信息。

　　另外，《唐山大地震》一书的作者钱钢认为中国在预警信息上的公开存在一个重大变化。在他看来，唐山地震后的十年间，余悸未消，地震部门最怕“漏报”，政府最担心“漏警”。而1986年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虚报”和“虚警”的担心则上升到主要地位。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发展，地震活动却相对平静。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本地的稳定，对任何可能“影响投资环境”的负面信息都严加控制，震情信息自不例外。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告诉南都记者，如果能让决策下放到县一级，决策所带来的麻烦就相对小一些。他主张决策权下放，比如在县级层面可以发布预警。汪成民对这一点也认可，当年唐山大地震中以青龙县为单位的决策，效果很好。

　　也就是说，预报预警信息的发布权，可以适当打破垄断。何兵甚至建议，相关民间科研机构同样应该享有信息发布权，政府的工作是引导规范这些科研机构的工作。比如可以考虑成立独立工作的全国地震预报专家委员会，吸纳一些即使已经退休但经验丰富的地震研究专家，由专家委员会决定向哪个层级以及用何种方式发布预警信息。

　　社会也可以向相关民间科研机构提供资助，科研机构多元竞争。作为可能出现的“虚报”以及其它的新问题，可以通过开展地震相关的保险业务加以应对。在美国便是如此，科研机构自己可以自主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同时与灾害相关的保险业也非常发达。

　　南都评论记者　张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