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总工会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目前超过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9%，占全国职工总数近一半，已成为产业工人主力。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明显差异，在就业、生活环境改善的同时，对精神、情感生活的需求期盼更强烈。

　　作为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尊严感究竟如何？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特别策划组织了“新生代农民工尊严感”大型调查活动，从就业状况、在城市的生活融入情况、与亲人朋友的关系、公民权利实现等方面全方位地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和尊严感受。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278份，调查地点分布在全国东中西部，还纳入了在三线城市和一些小城镇打工的农民工群体，覆盖的农民工户籍包括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本次调查中，被访者对影响尊严感的因素做了排序。他们认为影响尊严感的首要因素是工作情况(39.8%)，职业发展仍然是他们最具梦想和期待的。排在第二、第三、第四位的依次是公民权利的实现，在城市中的生活、融入情况，与亲人、朋友的关系。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尊严感的首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提前，工作趋于稳定；半数通过老乡朋友介绍求职就业；超七成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劳动强度大；工作满意度一般，工资待遇低和发展前景不明是拉低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本次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工作的平均年限接近6年(5.96年)，64.1%的被访者外出打工时间不超过6年。不难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经历刚刚开始，满怀热情理想，在职业发展上仍存在较大变数。

　　结合调查样本平均年龄26.8岁，可以推断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在20岁左右，这与传统农民工初次务工的平均年龄26岁(全国总工会调查数据)有大幅度的提前。本次调查中16至20岁的被访者比例达到10.1%，这些重要的年龄特征意味着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普遍缺少农业劳动的经历。

　　被访者大多做过2至3份(平均2.8份)工作。新生代农民工更换工作的频率不太高，76%换过1至4次，整体就业状况比较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较低，与城里人地位差距的感受强烈。

　　本次调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进行了语句量表测试，发现他们在积极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陷入一种矛盾困扰。一方面，他们表示已经比较“习惯城里的生活”(3.66分)，还表达了比较强烈的城市融入的热望，“愿意参加社区活动”(3.56分)，“希望能在城里生活”(3.67分)。但是同时，他们不太认同“我跟城里人地位一样高”(2.98分)。

　　这实际上是新生代农民工边缘性的体现，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他们在城市中难以获得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

　　——近半数被访者进城务工后独自一人或与工友居住，与配偶住在一起的比例仅有23.9%，情感孤独现象严重。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后的居住情况也是他们面临的主要困惑，与亲人朋友相隔两地，造成的心理失衡、情感孤独非常严重。本次调查中，近半数的被访者表示进城务工后独自一人居住，或与工友居住。与配偶和孩子居住的比例只有23.9%和12.0%。其中的情感缺失及深层次问题非常需要全社会的关爱和照顾。

　　——新生代农民工比较认可城市的治安环境和医疗，教育、社会活动的参与、政府就业扶助和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满意度偏低。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享受与城里人均等的公共服务，感受比较正面，总平均分达到3.3分。具体的，他们最认可城市的治安环境和医疗，对“治安环境好”和“看病方便”的打分分别达到3.5分和3.4分。

　　但是孩子的教育、社会活动的参与和政府就业信息提供、政治参与等方面的认可程度一般。如何制定可行的政策，帮助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扶助就业，给予更多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活动的机会，需要更好的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均等公共服务的认可度

　　此外，在回答“其他影响你尊严感的因素”时，部分被调查者进行了自主填答，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五类：收入与购买力、社会公正、陌生社会中的排斥与歧视、熟人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教育不公平等。

　　城市融入和公民权利实现超过与亲人、朋友的关系，成为尊严感的重要影响因素，需要引起特别重视。这首先标志着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机从“改善生活”向“追求梦想”的转变，他们希望融入城市生活，谋求更好发展，希望未来在城市拥有稳定的家庭，让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权利意识也有了大幅度提高，不仅在劳动权益的维护方面有较高的诉求，还希望获得更多的途径和机会参与社会活动。他们对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和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权，相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且认为这些权利的实现与尊严感的获得密切相关。(《半月谈》2011年第12期)

除了“面包”还要“面子”

　　“民工荒”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民工们却不慌。“新生代”农民工们选择重新定义自已的人生，但事实上却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改变……

　　“不去了，谢谢。”在收到汕头工长问她是否回厂的短信后，吴小玲用五个字迅速地做了回复。

　　眼看着工厂周围的田地变成了马路，变成了高楼大厦。吴小玲离开这个城市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烈，她说：“我不能在这里呆一辈子！”

　　“民工荒”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民工们却不慌，他们该吃饭吃饭，该干活干活，该休息休息。“新生代”农民工，当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都出现了这样的定义。意味着新的变化正在发生，那些在城市中长大的新一代农民工，对自己人生的选择与父辈不同。事实上，当中国经济酝酿转型的时候，率先开始转型的正是这些在底层生活的人们。

　　除了“面包”，还要“面子”

　　来自河南农村的吴小玲此前在一家小服装厂做普工，流水线式的工作状态让她厌烦不已，“丝毫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每天重复性的简单劳动将来也不会有发展。”吴小玲说她希望进入一家大型企业，能够真正学到一些东西，然后能有升级的空间。年前她辞了原有的工作，然后每天在各种招聘会上寻找机会。“工作不难找，难的是符合要求的。”

　　吴小玲的心态颇具典型性，对于“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要的不止是“面包”。广东志高空调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兴浩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深的体会，在他眼里，这些孩子们拥有比前辈更高的文化、更多的梦想，他们对管理严苛、生活枯燥的工厂生活越来越难以适应，他们维权意识强，要求成长空间，希望快乐工作，以能否使其成才来衡量工作岗位。

　　期望值增高的吴小玲们，在今年春天让南方的老板们尝到了苦头。据此前广州媒体报道，广州加工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等三大行业，缺工最为严重，缺工量预计达15万。而今年以来，不仅是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安徽、河南、湖北这样的传统劳务输出地区,也开始出现农民工紧缺现象。

　　农民工真的减少了吗？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从监测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的数量没有减少，还略有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也逐渐成为求职者的主力。数据显示，他们在广东农民工数量的比重上已经达到了全省总量的75%。而他们对于前途的期望加重了“荒”的形势。很多企业发现，原有的企业计件薪酬和超时轮班工作对他们已经很难产生吸引力了。广东惠州市长李汝求在参加人代会前，刚访问过一个毛毯厂，那里缺高级拼花工人，但工资开到4500，还是没有招到人。

　　在今年的两会上，人大代表李兴浩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农民工人力资源评级机制的议案。李兴浩指出，从企业层面讲，应当建立人性化管理模式，改变对外来工只会“吃苦耐劳”的传统印象，对他们生活方式和文化诉求的新变化，给予切实回应。

　　解决户籍不如先给保障

　　“以前人家就叫我小康，现在已经被称呼为老康了。”康厚明笑着说。

　　从小康到老康的时间并不短，在重庆这座城市里，康厚明已经打拼了28年。不过，让康厚明感到高兴的是，他终于被这座城市承认了。在2008年，康厚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成为全国仅有的三位农民工人大代表之一。

　　康厚明一家现在仍蜗居在单位一间20平米的简易宿舍里，屋里除了由两张单人床拼成的“大床”外，就是写字台和电视柜，卧室的外间就是班组的伙食团。但是康还是比较知足。

　　“在城市买房很难，城市职工缺房子可以去申请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可是农民工没有这个条件。”康厚明说。

　　虽然顶着全国人大代表的光环，但对他来说，自己首先还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这么多年来，能在城里买套房是这个男人最大的梦想。当听说重庆在今年就开始建公租房后，康厚明一家终于看到了买房的希望。

　　蜗居不易，买房则更为困难。城市的房价涨得越来越高，而工资却涨得越来越慢。康厚明在平日里也做了一些调研，农民工普遍反映的问题就是工资比较低，和社会增长速度不成比例。来参加两会前，康厚明特意抽出时间去了重庆市人保局。康厚明拿到了这样一份统计数据：农民工收入在500元～1000元的占25%，1000元～2000元的约占50%。

　　这与他平时的调研结果不谋而合，“我了解到的是，这里面大多数还是在1500元以下。”康厚明觉得工资低问题应该是今年农民工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也是现在用工荒的根本原因。而农民工的保障问题也是调研中出现的突出现象，农民工参保养老保险的数量很低。

　　“其实工资、住房和社会保障这三块是农民工在城里安居的基础。很多人在强调户籍，这不是不重要，可是对于我们农民工来说，户口并不是最在乎的事，我认识的一些人在城里买了房的，就算有机会转为城市户口，他们也都不愿意，因为不想放弃家乡的土地。对他们来说，只要保障到位，城市真正给予他们安居的环境和政策就可以了。”康厚明说。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谈到了这个现象，广东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在珠三角打工的农民工有300万可以落户，但只有100万已经落户珠三角地区的城镇，还有200万不愿意落户。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土地与农村户口挂钩，申请城镇户口就要失去已经有的农村土地。

　　在今年的两会上，户籍制度改革是代表委员们讨论的热点之一，面对中国日益加速的经济和城镇化进程，在中国运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户籍制度越来越备受质疑，此次参加两会的很多代表都认为，户籍改革势在必行。面对很多新问题、新形势，人大代表徐增阳指出，可以将公共服务的获取条件设计为户籍以外的其他指标，比如居住时间、稳定工作、固定住所等。只要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实现了均等化，户籍制度自然就瓦解了。

　　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也对此给出了同样的答案。他认为，真正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的关键不是户籍问题，而应该是资源的配置问题。最关键的是削弱户籍与利益的关联，要从根本上废除这些长期附加在城市户籍上的特权，扩大社会保障范围，真正从实处提升农民工的市民待遇。

　　真正的转变

　　2009年，王箫在深圳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电子厂做普工，他只做了三个月就辞职了，“工资低，也没什么发展。”

　　刚过完22岁生日的王箫从辽宁农村老家来深圳打工三年，一直希望能够真正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有着稳定而像样的工作，将来也可以攒钱买房买车。“这是奢望。我是高中毕业，但是没啥技能，理想中的工作我都不符合人家要求，而相中我的那些厂子，没啥发展，我也看不上。”王箫对此十分郁闷。

　　王箫郁闷的同时，另一些农村的青年正赶往中国的各个城市，开始他们的城市生活。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比起父辈来他们受教育程度相对高一些，但如果没有技能，在现实的环境里同样面对很多求职难题。在重庆大学校长助理夏之宁看来，当下的用工荒一方面是用工待遇太低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企业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农民工自身无法去适应节奏，缺乏产业升级后对于职位带来的新要求。

　　“农民工也需要再教育，去满足产业升级带来的新要求。”在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委孔令人也如此解读用工荒问题，“很多人认为洗脚离田就能当工人，这个在以前劳动密集型的时候，不得已为之。到了现在，如果还不能转变，那么我们一定被困在产业链最低端出不来。”

　　技能就是本钱，没有本钱的普通务工者，在就业市场上几乎没有话语权。

　　王箫在四处碰壁后，终于发现自己必须再去学点什么。职业培训和再教育成为了王箫们当前最为迫切的需求。

　　同时，政府部门也发现了危机所在。“技术人才对于东莞来说尤为重要和迫切。”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毓全直言不讳地说。

　　最缺乏的地方，产生最现实的需要，东莞针对农民工的培训从2006年就开始了。东莞每年都会拿出10亿用来实施“创业东莞”工程，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李毓全认为，这种模式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企业来说，政府财政资助减轻了企业培训负担，培养技术骨干和加强培训促进了企业自身的生产效率提高，也增强了技术更新改造的积极性；而对于农民工自身来说，提高了自身素质，也更加融入整个城市的文明，此外，也让他们在求职市场获得了更多的主动权和吸引力。

　　在今年的两会上，广东东莞培训农民工模式获得了高度肯定，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秘书长黄小同认为，“东莞培训工作最大的特点是针对性强，不是一般的学习培训，而是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技能培训。”

　　王萧和吴小玲都试图摆脱自己只是一个“普工”的身份，他们现在还不知道该如何“升级换代”，但他们拒绝再重复以前的工作，这种变化倒逼着企业、城市开始新的转型。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阐释“民工荒”问题时说：中国出现的“民工荒”问题有三大好处，第一方面调整分配结构，提高工人工资性收入、养老医疗保险等会带来积极影响；第二方面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等有关问题的解决；第三方面有助于缩小东西部差距。有利于推进转型升级和缩小差距。很多人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我们那个地方是460万人口，2009年外出打工人员是132.6万人，这是一个很大比例。” 来自邓小平故乡广安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康永恒说，“新一代农民工与上一代的农民工相比较，要求社会的公平的意识、要求自身的权益的意识、包括他们的文化水平劳动技能都在增长。”

　　这位曾在基层工作过，也曾担任过广安市副市长的官员不无忧虑地说，“他们对社会的期待可能在一些时候超越我们社会现在的承受力。基于这种情况，我们的国家政府就更应该重视我们的社会角色，更加重视人民的幸福和尊严。”（小康，记者 孙晓青）

　　我们要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变为城镇居民，也要让农民有一个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政府工作报告》

　　“从道义上，从目标上，绝不能让农民工长期没有户籍，没有城市公民待遇、市民待遇这种状况长期下去是不公平的，不公道的。”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

　　想要有尊严 真正融入城市并不容易

　　我们往往只看到了他们忙碌的身影，却忽视了他们内心的困扰。在新生代农民工心中，有着难以言说的纷扰，这其中有和父辈彼此不理解造成的冲突，有期望爱情寄托却往往不着边际的困惑，也有因为身份差别，内心中隐藏着的憋屈。这些有形或无形的隔阂，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道路并不平坦。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

　　睡在同一张床上却生活在“两个世界”

　　睡在同一张床上，头朝着两个方向，思想更是在“两个世界”。

　　这是22岁的架子工殷明志对他和他父亲的评价。很难想像一个儿子可以对爹如此漠然，但记者在采访中却真实感受到了这种冷淡。如果没有必要，他们彼此之间可以在一天内说不上三句话，而且回答基本为“知道了”、“哦”、“好”。这种简洁的语言，让人感觉这不是一对父子，更像是两个陌生人。

　　其实，这正是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之间的一种割裂，同样被城里人称为“打工的”，但他们彼此的思想、追求、价值观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老一代认为新生代“吃不起苦”、“追求享乐”、“不知道脑子中想些什么”，新生代则往往反嘲对方“土”、“跟不上时代”、“死干活”。

　　其实，殷明志和父亲在一个工地上班，干的更是一个工种，作为一个已经出来拼搏20来年的农民工，父亲总是唠叨着让他省点钱，寄回家，早点找对象结婚；可这些在他看来，简直“土”的掉渣。

　　殷明志看不起父亲的“土”，比如连手机短信都不会发，衣服总是那套老式西装，花钱更是抠门，连抽烟也总是那么紧紧巴巴。要知道，他们的收入并不低，一个月一个人最少也能拿到3000元，有时甚至能到5000多元。

　　而父亲殷高义同样也越来越看不懂自己的儿子，他不明白这小子为什么干活丝毫不积极，逢上大热天大冷天铁定就不会去上班；他也不明白这小子为什么花钱大手大脚，一年下来攒的钱甚至还没自己一月攒得多；他同样也不明白这小子为何总是每天往网吧里跑，难道那些游戏真的有那么好玩吗？

　　刚开始，父子俩还总是会拌嘴，甚至有争执，但慢慢地，殷明志就厌倦了父亲的说教，彼此间对话也变得越来越少。

　　这一年来，唯一的一次情况改善是殷高义答应了儿子的要求，花了5000多元搬回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这很是让殷明志高兴了一把，还特意和父亲喝了点小酒。不过他很快发现，在这个出租屋里，信号实在太差，电脑没法上网，这让他非常失望。

　　于是，殷明志重新回到了网吧的怀抱，这让父亲非常不能接受。殷高义私下告诉记者，他不能理解5000多元买回的东西只是一个摆设，他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儿子不肯多呆在家里。

　　“你要我在这干什么呢？”殷明志反问记者。在这个只有9平方米的出租屋内，唯一的娱乐设施就是一台不断闪着雪花的电视机。隔壁邻居的声响甚至气味都能透过薄薄的墙壁，时而渗透入内。男女之间的吵闹、孩子的哭叫，小饭店里飘出的宫保鸡丁、回锅肉的味道，殷明志闭着眼睛也能分辨的出来。

　　马上要过年了。殷高义张罗着要回家的车票，而殷明志却没有对此表现出兴趣。这个年轻人告诉记者，他并不想回到老家，因为那里太偏僻了，甚至连网吧都没有，“回去就更寂寞和空虚了。”

　　打工妹想要寻找一份“城市爱情”

　　一桌之隔犹如“一条马路”那么遥远

　　姚素琴不记得这是第几次收到这种小纸条，从同宿舍的小姊妹脸上狡黠的笑容中，她不用拆开也知道，肯定又是哪个班组的小伙子托其捎来的“表白信”。

　　于是，她真的没有拆开，直接扔进了垃圾桶中。这位长相姣好的湖南姑娘，其实心里早就有了一个极其现实的想法，就是要找个“上海人”结婚，留在这个城市之中。

　　两地婚姻，这一比例如今确实在不断上升中。根据上海市民政局披露的数据显示，2009年上海有56217对夫妇为两地婚姻，占了本市结婚登记总人数近四成，比2008年上升5.64%。其中，长三角等居民是上海市民选择另一半的主要选择。

　　但一些婚姻介绍所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并不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很便利地找到一份“城市爱情”。事实上，56217对中，不少是来自外地的白领或灰领。“和农民工没啥关系。”

　　或许有一点可以从侧面证实这些。在上海，一年中大大小小的相亲会恐怕不下千场，其中为农民工度身定做的却寥寥无几。仅有的几次，也都成了农民工与农民工的“面对面”。

　　姚素琴也了解这种障碍，尽管从外表看，她的打扮和城市里那些时髦女孩并无区别，但是她所在的“圈子”却都是这个厂的工人，并没有为她增添多少与上海人交往的机会。

　　姚素琴的远房亲戚，曾热心地为这个侄女安排过一次相亲，但对象却是一位比她大出10多岁，而且还是离过婚的上海人。虽然当时不过是一桌的间隔，但却让姚素琴感到彼此犹如“一条马路”那么遥远。

　　“门当户对。”有人语重心长的对这位姑娘说。而其实姚素琴自己心中也知道这些，但她仍不愿放弃这种可能。在她看来，身边的老乡都和她一样，赚得可能不少，但花费可能更多，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积蓄，更别提房子什么了。

　　不久之前，姚素琴特意去了一场“非诚勿扰”，因为在这个节目中曾举办过一期农民工的专场，但当所有男嘉宾上场时，所有的灯就在姚素琴的心中全部灭掉了，因为他们也都是农民工。

　　他们把这些憋屈都埋藏在了心中

　　“生活中大多数人是友善的”

　　一天傍晚，记者的手机上显示了一个陌生的来电。一接听，电话那头便传来了略带醉意的咕哝声。费了好大劲，记者才分辨出那是曾经采访过的一位青年农民工的声音。

　　“太欺负人了，你们能不能帮我个忙？”这位农民工嚷嚷着说道。原来，他的房东突然通知他，让他第二天马上搬走，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他压根想不出该去哪里。

　　来城里打工，还被“城里人”欺负。在采访中，很多农民工都曾表示，自己多少曾受过歧视，而这种歧视可能来自于言语、举动或是背后的指指点点。

　　“你们以为我们不知道，其实就算你们说上海话，我们也能听懂几个关键词。”建筑工人胡波现学现卖，说出了几个让记者也感到脸红的词语。

　　大多数的他们，把这些都埋藏在了心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并不憋屈。著名的“80后农民工”万小刀曾在自己的博客中接连发表激烈文字，炮轰他心里的“城里人”，他的几篇文章题目是：“坚决不娶城市女”，“做市民不如做农民”，“农村学生千万别读大学”，“农村人比城市人待妻子更好”，因为用语比较极端，在网上引起很多的争议。

　　好在，并非所有的新生代农民工都如万小刀般“愤青”。他们表示，在大多数的生活中，接触到的上海人还是比较友善，“我们只是想有尊严地在这里生活。”（劳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