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10-29
我国每天消失行政村20个 进城务工人员总数已超过2.4亿
近年，“民工荒”的问题引起普遍关注，所谓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问题的讨论也此起彼伏。然而，就在人们对“民工荒”问题寄予注意的同时，却将藏匿于“民工荒”背后的另一种“劳工荒”现象——“农民荒”给有意无意地忽视和屏蔽掉了。一个农业大国出现了“农民荒”，这是一个重大的国情变化……
●“年轻人成了稀罕物” “农民荒”前景不容乐观
“如果不算留守儿童，村里常住的劳动力里边，最年轻的是一对46岁的夫妇。”这是在河北省崇礼县狮子沟乡西毛克岭村调查的情况，如今全村在册人口458人，实际常住人口216人，村里青壮年均外出务工，60岁以下劳动力屈指可数。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情况大致类似。赵家沟村户籍人口数234人，在村常住约130人，基本上也都是老年人和儿童。2011年6月，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发现，河北、山西、湖南、内蒙古等其他省（区）的情况，大致都是如此，本来是农业大省的中部广大农村地区，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少。
据了解，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是当前“三农”问题的突出现象。农村人口外流在给经济增长与发展带来收益的同时，也给农业农村的发展带来了务农劳力缺乏的“农民荒”以及相应的连锁反应等一系列问题。
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就新农村建设现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共涉及17个省(市、区)、20个地级市、57个县(市)、166个乡镇、2749个村庄。结果显示，74%的农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仅有25%的农村还有四十岁以下的劳动力。5年过去了，情况更为严重。
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近年来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影响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据了解，在湖北省滨湖村，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2008年全村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并且还存在“隐性撂荒”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
据调查，尽管在山西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目前的2500多亩耕地中，还很少有撂荒的现象，但是前景不容乐观。目前种玉米、核桃等的主要劳动力都是60岁左右的农民，纯朴的农民大叔大娘，出于对土地和耕种的自然感情依然坚守耕作，但是现在每人平均要经营20-30亩耕地，基本依靠人力和畜力，劳动力“超负荷运转”。该村已经出现种粮的农民不足，再过5-10年，这些老人无法劳作之时，种粮主产区的劳动力将后继无人。这些地区农田分散，土地流转实践也不成熟，社会资本进入集中耕种的积极性并不高。如果若干年“农民荒”没有得到缓解，农村已经存在的“撂荒”现象将会愈演愈烈，由于粮食生产的季节性，一次发生，影响一季，持续发生，将会恶性循环，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娃娃们越来越少” 农村义务教育形势严峻
“原来乡里建设的行政村小学，有的已经只剩几个学生，有的校园已经撤销，人去楼空，被用来养猪和他用。”
据山西省永和县坡头乡校长杨香瑞介绍，近年来“娃娃们越来越少”，在上世纪90年代全乡小学生最多时约有800位，2007年减少为200位左右，2009年开始减少为90位左右。现在全乡已经没有初中学校，原有的初中改成了中心小学，有教职工24位，现在中心小学只有68名学生，其他行政村还有4所小学，共有21名学生，平均每个小学5名学生。乡里一个青年村民介绍说：“我记得我姐姐读书的时候，我们小学，都是50-60人一个班，现在我们800人口的村小学，今年3个学生，一个老师，只开到3年级。”
据调查，乡村小学学生数量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的适龄儿童的减少，近年来该地农村大多家庭只生1-2个孩子，而上世纪大多4个孩子左右；二是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带走了适龄儿童；三是乡村学生转到县城、城市等教育条件更好的地方上学。
眼看自己的学生越来越少，杨香瑞校长感叹不已：“3700平米的校园面积，新建的校舍总投入130万元，如果学生继续减少，国家对学校的教学、住宿等基础设施、教职工的经费财政投入将面临巨大的浪费，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将受到极大影响。而现在，那些跟着打工的父母出去的娃娃，在城市接受教育也是困难重重，进好学校费用高，自办的学校师资和硬件条件也跟不上。”
据了解，由于农村适龄儿童的大幅减少，农村义务教育的出路需要随着“服务对象”的转移而转移，根本的解决之道是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进一步扩大县城、大中城市的基础教育学校规模，平等地对城市户籍和流动适龄儿童提供义务教育。加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和校舍建设的前瞻性，摸清情况，提早应对，对于一些尚未投入农村校舍建设的县域要集中力量办好县乡中心校，暂缓建设新的村小学，加大中小学生的住宿补贴和伙食补贴政策力度。
●“那些消逝的村庄” 农村传统文化正在消失
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中华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与农耕文化和生活形态密不可分。然而，在当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广大农村和农耕文化正在消失。
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从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
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
在山西赵家沟村，由于人口大量外流，留守的村民除了偶尔看电视和电影下乡外，目前传统文化生活基本处于空白，传统的社戏、戏曲、民俗活动已经基本上“曲终人散”。赵家沟村的古戏台已经破败不堪、长满杂草。按照目前的趋势，再过10到20年，随着老人陆续过世、儿童外出求学，赵家沟村这样典型的黄土高原的生态村落，可能将面临“空巢”的境地。在赵家沟这样的村庄，农村的传统和文化生活形态将只能成为记忆中的往事。这样的情况在南方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同样触目惊心。
在广州清远连州市文化广场旁，乘45分钟的公共汽车，再徒步走40分钟的山路，穿过连绵山坳，便到了河背村。这是一个普通的粤北小山村。现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春节，也未能给它带来一丝生机——原本23户人家的村庄，如今搬迁得只剩下两户村民。
●“跳出农门是美好理想” “有地必种”怎样落实
“农民荒”背后，有着多重原因。
当前城乡一体化中的农村向城市的单向输出，即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农业和农村投入产出率相对较低，相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较差，农村的人才、劳动力、资本等持续、单向地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呈现资本和劳动力净流出的现象。这种情况在距离城市较远的农村更为明显，尤其是以种粮为主的农村。这种单向输出加剧了“农民荒”现象。
当前，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潜力有限、收益率低。由于农业发展的基础薄弱，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差，传统农业比例大，收益率低。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村民董维红介绍说，他2010年种了24亩玉米，收获玉米约3万斤，销售收入3万元，种子化肥等成本投入1.3万元，如果计算上每天的劳动力成本70元至80元，一年到头净收益几乎没有。湖北省滨湖村农民给调研组算了一笔账：好年景种植1亩双季稻，购买种子、化肥至少需要400元，购买农药也需要50元，这还不包括请人帮工等其他支出；而两季稻谷最多收获1500斤，市场价不到1800元，相当于外出务工1个月的收入，一旦遇到干旱、病虫害等情况，算上抽水的电费、油费等开支，“种田还要倒赔钱”。
与此同时，青年农民“跳出农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在青年一代农民中，“打工越来越成为农民收入增加和谋生的主要办法”，“城乡流动、迁移并定居城市日渐成为农民的强烈愿望”。因此，青壮年劳动力由于种地纯收入太低、种地条件太苦和不体面而不愿回村耕种。
农村生育率下降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农民荒”。由于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影响，近年来，农村生育率大幅下降，少年儿童急剧减少，农民后继乏人。
粮食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闪失。保住18亿亩耕地，最重要和最实际的是要“保住耕种18亿亩地”，“有地必种”比“有地可种”更为重要。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荒”问题，必须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逐步提高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同时，要完善农产品补贴政策。
在当前粮食价格还不能较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对于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撂荒土地的区域，农户和社会资本进入的积极性不高，需要弥补“市场失灵”。对于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撂荒土地的区域，专家们建议中央和地方出台措施，吸引产业资本，依靠农业龙头企业或者种粮大户，组织粮食生产，确保在“有地可种”前提下的“有地必种”。同时，在企业大规模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情况下，要确保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李旭鸿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
农民荒，“荒”在哪
保住18亿亩耕地，最重要和实际的是要“保住耕种18亿亩地”，“有地必种”比“有地可种”更为重要。国际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作为13亿人口大国，我国确保粮食安全不能寄托于国际市场，必须依靠国内基本自给，自给率应达到95%左右。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荒”问题，必须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关键在于调节粮食生产的“利润率”这个支点，从降低投入与提高收益的角度双向调节。
笔者以为，最根本的还是要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建立农村社保制度、改革城乡户籍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扎扎实实的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的要求。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完善价格与补贴政策。而从价格和补贴两者看，重点是价格。近年我国逐步提高了粮食最低收购价，从长远看，还应进一步提高，将稳步提高粮食市场价格作为粮食价格调控的指导思路。种粮的财政补贴政策，由于政策执行成本较高以及“骗补”现象、对市场价格的扭曲效应等问题，可作为辅助手段。
从农产品补贴政策看，应进一步提高补贴价格，完善补贴发放方式，严格补贴监管。财政补贴的侧重点有必要从“补耕地”改为“补餐桌”。在将针对种粮补贴政策作为鼓励农业生产辅助手段的同时，侧重研究对于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城乡中低收入群众的影响，予以财政补贴。
此外，应支持社会资本进入规模化农业生产领域。建议中央和地方出台措施，吸引产业资本，农业龙头企业或者种粮大户，组织粮食生产，确保在“有地可种”前提下的“有地必种”。同时，在企业大规模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情况下，要确保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需要加快完善农业相关政策，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一是完善农村金融信贷政策，降低农业资本使用成本；二是完善农机具补贴政策、加强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交通和气象等设施；三是完善农村物流条件，降低农产品外销的物流成本；四是稳定化肥、种子等农资价格，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五是完善涉农生产服务业的税收、收费政策。
当然，最为根本的，还是提升农民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其中，还有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破解。比如，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制度，能否推广一些地方建立的土地入股、“反租倒包”等土地流转做法，实现规模经营？能否成立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等中介组织，或由村委会将规划范围内的农民承包地“反租”过来，从事集约化经营？此外，如何更深层次地将农民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范畴，使农民“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定有所居”？如何提高农民的职业“吸引力”？种种问题，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一一破解。（江 羽）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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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上访农户装监控摄像头为哪般
河北鹿泉市大河镇杜童村村民韩孟银，因张石高速公路征地和村委会换届选举等问题，从2005年起开始上访。期间，他被拘留2次，劳动教养1年，还被镇里派人24小时“监控”过。今年，他家门口被装上了监控摄像头。（10月28日《中国青年报》）
为了堵住韩孟银的嘴，当地官员可谓煞费苦心。正如乡镇官员那句狠话，“我就不信看不住你！”这很有点“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措辞，像是挑战，更像警告。
做个上访户其实挺不容易的，无论走到哪，都可能被监控，有时甚至要冒生命危险。此前媒体曾曝光北京的黑监狱“安元鼎”，就是地方政府非法对待上访者的产物。可见，一些地方政府在“维稳”上尽了多大努力。大河镇官员就曾对韩孟银坦言，为阻止其上访，“镇里花了不少钱”。可是，如果钱花到了刀刃上，能将韩孟银反映的问题解决好，倒还值得一赞。问题是，政府将纳税人的钱用来买监控摄像头，不仅支出无名，反而激化了矛盾。这就不得不令人怀疑：当地官员的动机是否纯洁，是否真的为了稳定？
遇到问题不去解决，而是想方设法“阻访”，其实是“暴力截访”的异种。这样的“维稳”思路，难免给人心虚的感觉，有欲盖弥彰之嫌。当地政府应该努力的方向其实是：一，纠正监控上访户的做法；二，实事求是地查清问题，并下决心处理。
□赵华夏（编辑）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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