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长短期矛盾交织中“三问”中国宏观经济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2-07-15

经济观察:长短期矛盾交织中“三问”中国宏观经济

　　新华网北京７月１２日电（记者　李云路　秦华江　倪元锦）中国宏观经济的调控显然又进入一个比较“纠结”的调控窗口。接连几日发布的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不容乐观、即将公布的ＧＤＰ也被普遍预测将要“破八”，加之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表示要“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稳增长”显而易见已是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当务之急”。

　　而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外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如何做到“短期保增长”与“中长期调结构”两个目标并行不悖？中国经济是否已处在通货紧缩的边缘？连续两次降息是否意味着稳健的货币政策已经出现实质性转向？北京的几位经济学家近日回答了中国公众普遍关切的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并未处在“通缩”门槛

　　虽然日前公布的ＣＰＩ、ＰＰＩ、ＰＭＩ显示都在低位运行，但此间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并未处在通缩边缘，不过还是要做好防通缩准备。

　　通货紧缩往往是指经济衰退时期的货币表现，其在经济运行中所呈现出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货币供给量（Ｍ２）的连续下降、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经济全面衰退三个基本特征。

　　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ＰＰＩ同比下降０．６％，ＣＰＩ同期上涨３．３％。就Ｍ２情况看，今年从１月到５月分别为１２．４％、１３％、１３．４％、１２．８％、１３．２％，涨跌互现。从经济运行情况来看，尽管最新数据显示生产资料价格连续第十周回落，表明当前有效需求不足，但今年的回落幅度为历年最小，有表明经济降中趋稳的基础正在形成。

　　“因此，当前中国并不完全具备上述通货紧缩的条件，不能妄加判断中国已进入通货紧缩时期。”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较大幅度的增速回落并不等价于中国步入通缩的萧条或者滞涨。因此，当前宏观经济政策不宜对宏观经济增速回落做出过度反应，政策转向不能过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说。

　　专家预计，在世界复苏受阻以及中国依然面临深层次内生性结构问题的前提下，中国经济的下滑将具有中期特性。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６年中国将告别“高速增长时期”而步入“次高速增长时期”，潜在ＧＤＰ增速将处于８％至８．７％的区间。

　　促进投资合理增长并非重演刺激政策

　　“当前重要的是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温家宝总理在日前召开的两次经济形势座谈会上的论述，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继“稳增长”政策中提出“促进消费、出口多元化”后，首次对“投资”的明确表态。有人猜测，这意味着中国将重新启动刺激政策，通过加大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达到快速带动经济增长的目的。

　　受访专家认为，中国保持投资增长的合理性和效率并不意味着政策的放松，不应被误读为２００９年对很多项目的大干快上。

　　事实上，与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的４万亿刺激经济政策相比，此次的投资将会更加谨慎，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将“短期稳增长”与“中期调结构”两个目标相结合。

　　温家宝在讲话明确强调，在促进投资当中，非常紧要的是要注重投向、注重结构、注重质量和效益，要有利于改善民生、有利于科学发展。

　　“‘稳增长’与‘调结构’的节奏确实需要好好拿捏，”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院文宗瑜说，增长过快不利于调整结构，因为一些传统行业会侵占社会资源；但增速太慢也不利于调整结构，这会令转型更加艰辛。

文宗瑜建议，当下，中国应尽快确立“合理投资”的核心及范围，避免政府主导的产业投资过度膨胀。

　　在中国颁布的“稳增长”政策中，已经“圈定”了投资领域，包括“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已确定的铁路、节能环保等项目。

　　中国国家发改委投资所研究员张汉亚认为，这说明中国目前进行的投资，仍是更好地扩大消费的投资。而依靠消费实现稳增长，是中国制定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和目标。

　　货币政策属微调仍稳健

　　６月８日、７月５日，时隔不到一个月，中国央行两次降息，以充裕流动性。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目前使用的一些货币手段，尤其是利率市场化的变化，仅属于微调。货币政策依然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没有转向。

　　一般而言，提高货币供应量和增长速度被视为货币政策转向的标志。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认为，评价一个国家货币多不多的指标可以用货币供应量和ＧＤＰ的比例来判断，去年ＧＤＰ总量是４７．３万亿，算下来比例是１９０％左右，而２００８年则不到１５０％，可见中国货币的供应量之大。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到去年年底，中国货币供应量已达８５．７万亿。

　　“因此，必须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动摇，但同时可以予以一些必要的微调手段。”他认为，目前央行的一些微调措施恰逢其时。

　　事实上，对于２００９年以来实施一系列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拳，央行已经通过对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等手段予以了纠正，自去年四季度以后，纯粹的来自政府方面的外部收缩已经结束。

　　魏杰表示，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是要按照既定的方针，今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是１４％左右。他建议，货币政策应加强信贷对于实体经济的渗透性，依靠重点投资项目和重点投资领域的指导，采取定向放松。

　　专家普遍预计，今年下半年的货币政策还将围绕降准、公开市场操作、下调利率等方面进行微调，以保证全局流动性的相对宽裕。

[新华网]

信心与忧患：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释放双重信号

新华网北京７月１３日电（记者程云杰　刘宝森）中国经济增长已连续六季度回落，在二季度首次“破八”降至７．６％，并拖累上半年增速下滑至７．８％。一些智库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认为，这一调整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正常现象，它有利于激发中国社会的忧患意识，推动变革，确保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的落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汪同三说，这一轮经济增速回落主要由外部原因造成，与美国的消费乏力和失业率居高不下有着密切关系，更是美国金融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双重效应叠加的结果。

他说：“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与世界经济的整体运行趋势相一致，同其他新兴经济体和金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速依然处在较高水平。除非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否则实现今年７．５％的经济增长目标没有大的问题，谈‘硬着陆’就更为时太早了。”

由于欧洲金融和银行业危机日益恶化、美国经济复苏缓慢，亚洲开发银行１２日将中国和印度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８．２％和６．５％，东南亚国家经济体增速预期保持在５．２％的水平。

汪同三说，中国在“十二五”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目标为７％。从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中国的决策者已充分考虑到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要实现保增长的短期目标，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２００８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中国实施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次年全国财政赤字规模为９５００亿元，占ＧＤＰ比重的３％。今年，财政预算赤字为８０００亿元，占ＧＤＰ的１．５％。当时的存款准备金在１７．５％左右，现在的存款准备金率是２０％，一年期存款利率目前为３％，当时是２．１％左右。

“两相对比，即使财政政策保持不动，仅通过货币政策中国经济就有很大的调整空间，因此不用发慌。２００８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更像是一个急性病，中国经济发烧发得很厉害，所以要重拳出击。现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慢性病，把中国经济变得不温不火，对治策略上因此也要更从容。”汪同三说。

他认为，要保持从容就必须抓住伴随增速放缓而出现的机遇。“经济增速高的时候，人们往往忽略了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性，但是在经济增速回落时就会更有动力和忧患意识，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的双重作用下，更加注重结构调整。这对中长期发展还是有好处的。”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认为，要兼顾保增长与调结构的目标，中国必须妥善发挥好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由于外部需求疲软，国内消费刺激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投资作为带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依然会对中国经济发挥主要作用，但关键是要处理好“调结构”的问题。

温家宝总理本周在与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时也作出了“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包括促进消费、出口多元化等，但当前重要的是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的判断，提出“在促进投资当中，非常紧要的是要注重投向、注重结构、注重质量和效益，要有利于改善民生、有利于科学发展”。

庄健说，这一判断表明中国的决策者对当前的形势保持了冷静的思考。“经济下滑不一定是坏事，即使低于７．５％又怎么样？关键是看增长是否伴随结构调整，是否能对中长期的稳定发展有所推动。”他说。

专家建议政府引导投资进入比较薄弱的领域，比如农村基础设施和水利，以确保中长期粮食生产和现代化农业的发展，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包括公交、污水处理等领域。在产业结构上，应避免投资重化工业的老路，加大对教育、卫生、医疗和现代服务行业的投入。政府还应适时推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因为刺激消费的根本动力就在于收入增长。

此外，政府职能转变也是关系到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汪同三说：“繁荣、萧条、衰退、复苏是经济发展的正常周期，因此经济增速放缓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抓住不同阶段的发展机遇。当经济增速放缓时就要在资产重组、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中推行优胜劣汰，而政府要做的就是尊重市场规律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去保去压。”

庄健也认为，如果政府干预过多，经济结构调整的阻碍就会增加，基础的供求关系应该让市场发生更大的作用，政府要更多参与到规划制定上面，为企业提供服务，加强制度建设。此外，小微企业与民营资本的发展对结构调整非常重要。没有私营企业的参与，结构调整就很难有大的变化。

目前国务院各部门已发布２０多个旨在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新３６条”实施细则。温家宝在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强调要抓好落实，尤其要在铁路、市政、能源、电信、卫生、教育等领域抓紧做几件看得见、鼓舞人心的实事，以提振投资者信心。

“要避免将这些实施细则变成文件汇编，就必须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使私营部门获益，真正进入到垄断行业。”庄健说，要稳步推进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就必须在稳增长中思考长远问题。如果没有大的顶层设计，仅仅靠零打碎敲，那很难起到什么效果。由于中国的人口结构在变化，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削弱，一些改革措施如果不及时跟进，就会陷于被动，今后五年将非常非常关键。

[新华网]

央行：宏观调控面临“两难” 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

　　稳妥有序地扩大商业银行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支持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拓宽自身资本补充渠道

　　央行昨日（7月13日）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2》强调，要稳妥有序地扩大商业银行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支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报告指出，2012年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长期矛盾和短期问题相互交织，宏观调控面临更多“两难”选择。下一阶段，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经济金融运行情况，丰富和完善政策工具和手段，适时调整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政策参数，加强各类工具之间的相互协调和有机配合，增强政策实施的灵活性，为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探索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有效途径。

　　报告提出，银行业要继续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积极推动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稳妥有序地扩大商业银行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支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继续强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管理，继续支持有还款能力的项目建设，避免资金链断裂，严把新增平台贷款的投向和流向关口。在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基础上，支持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合理需求。

　　继续支持基金管理公司进行产品创新，重点推动跨境交易所交易基金(ETF) 产品。继续推动QDII法规的修订工作，为扩大QDII业务试点奠定法规基础。继续跟踪基金参与转融通和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况，继续研究保障性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推出的可行性。

　　研究扩大引进境外机构参股期货公司，稳步推进期货公司合资步伐。加快期货公司境外期货经纪业务试点筹备工作步伐，研究期货公司代理QFII进入境内期货市场的途径和方式。同时，鼓励基金管理公司“走出去”，到中国香港、台湾及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继续推进和支持境内机构开展境外募集业务。适当加快引进QFII步伐，增加其投资额度。逐步扩大RQFII试点范围和投资额度。

　　支持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次级债券和短期融资券等债务工具，拓宽自身资本补充和流动性管理的渠道。

　　继续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探索发行人存量股份发行配售机制，抑制二级市场盲目炒新行为。稳步推进退市制度改革，健全退市责任追究机制，形成有利于风险化解和平稳退市的基础。完善恢复上市的条件，逐步形成衔接顺畅的转板制度。加快股权柜台交易市场建设，建立多层次的股权柜台交易市场体系。（记者闫立良）

[新华网-证券日报]

经济失速引发“中国式焦虑”

新华网北京７月１４日电（记者陈思武倪元锦）无论对决策层还是经济学家来说，最新公布的中国经济半年报告都难以称上一份令人鼓舞的“答卷”。

国家统计局１３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同比增速３年来首次跌破８％至７.６％，上半年经济增长７.８％，略高于年初确定的全年７.５％的增长目标。从２０１１年第一季度起，中国经济增速一路走低，从９.７％、９.５％、９.２％、８.９％、８.１％到今年第二季度的７.６％，连续６个季度下滑。

投资者对未来经济走势的看法使周五的中国股市陷入胶着状态，上证综合指数当天历经１５次变向后勉强高收０.０２％，深证成指则上涨０.４％。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健康状况备受关注，悲观者认为中国经济正面临“硬着陆”与“通货紧缩”的风险，而乐观的分析人士则认为中国经济已成功在第二季度见底。

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一再强调，中国经济增速虽然继续下滑，但在农业、就业和物价等方面有很多亮点，从世界范围看７.６％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速度”，因此他对中国经济未来前景“充满信心”。

在占世界ＧＤＰ总量８０％以上的二十国集团经济体中，中国７.６％的增速依然领先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但与欧洲人为解决主权债务危机而焦头烂额、美国人为增加就业和巩固脆弱的复苏基础而绞尽脑汁不同，对经济放缓的“中国式焦虑”主要集中在面对转型“阵痛”时，中国应怎样摆脱长期形成的政策依赖，重塑经济结构，解决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说，中国必须立足于经济增速不能掉到７％以下，“否则会引发失业等很多社会深层次问题。”不过，他反对通过“救市”的方式实现中国经济“稳增长”，因为“救市的结果是延续矛盾，错过深度调整中国经济的机会”。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首席经济师梁优彩表示，经济增速下行通货紧缩压力往往上升，因为历来通缩都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ＰＰＩ）下降速度比居民消费价格（ＣＰＩ）要大，ＰＰＩ已连续几个月负增长，而且下降幅度越来越大。

中国外汇投资院院长谭雅玲认为目前讨论的通缩与物价关系不大，而是与情绪有关，“我觉得没有通缩前兆”。

为应对经济放缓，国务院上半年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新３６条”实施细则，中国人民银行更出人意料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两次宣布降息，累计将基准存款和贷款利率下调５０及５６个基点。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表示，目前经济增速回落已取代物价压力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短期内“稳增长”仍然需要靠投资，因为在“消费、出口、投资”这三驾马车中，出口受海外需求影响大，消费转型是个中长期的过程，唯有投资最有效。他预计中国下半年经济增速有企稳回升的趋势，但未来３至５年增速会下降。

“唱空没有必要，过分乐观也没有必要。重要的是现在还有一些制约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如土地流转制度、户籍制度、养老制度、保险制度、教育制度等，都需要通过改革释放这些约束，激发潜在增长能力，才能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他说。

“我们担心的是政策反应过度。”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李稻葵说。他不赞同国家再次推出类似２００９年“４万亿”的刺激计划，因为从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行业等因素判断，现有的“稳增长”措施足以让中国经济出现“Ｕ型回升态势”。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表示，中国目前面临的外部需求下降，与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２００８年世界金融危机相似，“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结构问题，是增长方式问题”。

从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保增长”到２０１２年经济下滑形势下的“稳增长”，中国正面临外部需求环境恶化、人口老化、劳动力成本上升、“中等收入陷阱”等挑战，宏观经济政策过去数年也经历了几次转向，尽显经济转型之难。

中银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中国经济展望研究报告中预测ＧＤＰ增速在第三季度会好转，全年可达８％。他说：“中国经济未来增长要增加的是效率而不是总量，最重要的是能否转变结构，使中国经济增长更有效率，更有质量，而不再有数量上的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表示，必须扭转习惯两位数增长的宏观经济观念。“现在我们已进入中速发展，７.５％（的目标）虽然比中国过去看起来是低了，但在全球仍属于高速，我不希望为了增长而增长。”

他指出，从投资拉动到消费拉动，经济增速难免会下降。“到２０２０年，中国要习惯７％－８％的经济增长，２０２０年以后还要习惯５％。”

尽管对未来经济走势以及改革方向的看法存在分歧，但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都认为，中国要利用加快改革来促进经济发展，把“稳增长”和“促改革”、“调结构”与“促民生”等长期经济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

“现在外需和内需不振，需要依靠投资，但是改革非常重要！现在最大的结构失衡是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所以加大收入分配改革的力度，进行打破垄断行业的改革，减少管制，才有利于企业发展，才可以促进经济长远的发展。”梁优彩说。

[新华网]

中国企业入围全球500强超日本被指虚大而不刚强

日本企业在榜单中的遭遇可谓前车之鉴

一年一度的“《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如约而至。

7月9日，美国《财富》杂志发布了2012年世界500强排行榜，美国上榜企业数量依然雄踞榜首，中国则首次超过日本，位居第二。

在这份榜单中，中国(包括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共有79家企业上榜，其中中国内地和香港上榜企业达到73家，比上一年度增加12家。

“今年榜单的主要亮点有，中国上榜企业数量首次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另外，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结束了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连续两年的榜首地位。”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鸣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始于1995年，是衡量全球大型公司的最著名、最权威的榜单，由美国《财富》杂志每年发布一次，主要依据营收进行排名。“今年的榜单规则与以往相比没有多大的差别和改动，只是入围门槛变为全年营业收入220.06亿美元，相比上年有小幅增加。”白朋鸣说。

当然，这一份份榜单也是中国企业快速成长的见证者。

在1995年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中国只有3家企业上榜，2000年增加到了10家。而在2010年的这份榜单上，中国企业的数量已经达到了54家，达到了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如今，中国企业在榜单中的数量超过日本，达到了世界第二。

但骄人成绩的背后同样也存在不少隐患。一方面，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中，中国企业异军突起，交出了一份靓丽的成绩单；但另一方面，与日、美来自制药、软件、计算机等技术密集型企业相比，中国入选世界500强的企业绝大部分来自石油、金融等垄断企业，中国企业“大”而不“强”的弊端也日益凸显。

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上榜的73家企业中，除5家民企之外，其余全是国企，而且它们大都属于能源、银行、汽车、电力等行业。更值得注意的是，金属行业成为中国企业入榜最为集中的一个行业，全球18家上榜公司中中国企业占了一半。但在零售、制药、食品、娱乐等领域内，中国企业上榜的数字几近为零。

“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企业的确称得上是‘大而不强’，与日、美等国技术密集型企业相比，中企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差距和不足。”白朋鸣说。

在白朋鸣看来，一方面，上榜企业在国内绝大多数都处于行业垄断地位，基本上还是靠资源、廉价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在推动企业的发展；另外，在技术创新方面也存在差距，日、美等国都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氛围，而国内反而被仿造和造假的烟雾所笼罩。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这种单纯依靠规模扩张的上榜理由很容易受到经济增速下滑的冲击，日本企业在榜单中的遭遇可谓前车之鉴。

对此，白朋鸣表示，单纯依靠规模扩张的上榜理由在直观上会使大家更容易接受，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在经济周期处于衰退阶段的情况下，这种模式也存在很多缺陷，日本很多企业是以知识、技术、资本密集型为主，但是受金融危机冲击影响，致使很多企业达不到上榜标准，所以中国企业必须采取措施，使企业真正做大做强，实现崛起。

“首先，坚持改革开放，对外学习先进技术和引进先进设备，对内优化企业运行机制；其次，培育和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和土壤，使企业真正能进行自主创新而不是被动接受。”白朋鸣建议。

[腾讯网-中国产经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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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房地产调控不能放松

新华网北京７月１３日电（记者王希刘铮）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１３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房地产调控不能放松。

盛来运在回答有关房地产调控与经济增速下滑的提问时说，尽管房地产的主动调控在短期内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调控房地产有利于国民经济更持续健康地发展，特别是有利于防止房地产泡沫化对经济长期发展造成冲击。

上半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继续回落，商品房销售降幅缩小。数据显示，前６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３０６１０亿元，同比名义增长１６．６％，增速比一季度回落６．９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１６．３个百分点。

前六个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３９９６４万平方米，同比下降１０．０％，降幅比一季度缩小３．６个百分点，上年同期为增长１２．９％。全国商品房销售额２３３１４亿元，同比下降５．２％，降幅比一季度缩小９．４个百分点，上年同期为增长２４．１％；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６．５％。

“房地产调控成效比较明显。”盛来运表示，总体上来说，房地产价格上半年延续了去年以来稳中有降的态势，投机性需求得到了明显遏制，房地产的投资虽有明显的回落，但还是一个比较适中的速度。

他说，上半年保障房建设成效显著，继去年新开工１千万套后，今年上半年又新开工４７０多万套，这对缓解低收入阶层的住房矛盾将会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房地产调控政策，进一步巩固房地产调控的成果。”盛来运说。

[新华网]

财政部公布2011年全国财政决算去年全国财政收入超10.38万亿元

新华网北京7月11日电（记者韩洁、徐蕊）财政部11日向社会公开了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2011年中央决算，并同时公布了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决算表等17张全国财政决算表格及说明。

此次公布的2011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和支出决算表显示，2011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决算数为103874.43亿元，完成预算的115.8%，其中税收收入89738.39亿元，完成预算的113.2%。去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109247.79亿元，完成预算的109%。全国财政收支差额为8500亿元，比预算减少500亿元。

2011年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和支出决算表显示，去年汇总地方本级收入及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后，地方公共财政收入92468.32亿元，完成预算的113.9%，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合计92733.68亿元，完成预算的111.5%。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为2000亿元。

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批准的2011年中央决算报告显示，2011年，中央公共财政收入51327.32亿元，完成预算的111.9%，比2010年增长20.8%。加上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1500亿元，使用的收入总量为52827.32亿元。中央公共财政支出56435.32亿元，完成预算的103.8%，增长16.8%。中央公共财政收支总量相抵，赤字6500亿元，比预算减少500亿元。

此外，汇总2011年中央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用当年财政拨款开支的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支出，合计93.64亿元。其中，出国（境）经费19.77亿元，车辆购置及运行费59.15亿元，公务接待费14.72亿元。

汇总2011年中央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维持机关运行开支的行政经费，合计899.7亿元，比上年增长1.42%。

[新华网]

预算外“三公经费”能否算清楚

7月9日，国务院公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全面规范机关事务管理活动的行政法规。

“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应当采取定员定额的方式，编制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的规模和比例，三公经费支出不得挪用其他预算资金”，条例中对于“三公经费”的相关规定被认为是最大的亮点，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评价说，这是迄今为止针对“三公经费”最严厉的法律规范，让人看到了约束“三公经费”的希望。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邓淑莲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2011年七八月间中央95个部门公开的“三公经费”支出的准确定义都是“财政拨款中的三公经费”，而在各个部门的相关支出中，财政拨款仅是其中一部分，其余行政事业性收入、预算外收入等非财政拨款中，往往隐含着更大的“三公经费”支出空间。

目前尚未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的这部分收入数量比较庞大，科目也很庞杂，就中央一级财政看，大量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都在其列，数量很难掌握。

正如邓教授所说，6月27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国务院关于2011年中央决算的报告时表示，93.64亿元的“三公经费”支出，是汇总了2011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用当年财政拨款开支的总数。

邓淑莲告诉记者，按照目前的预算科目分类，没有完整的“三公经费”这一科目，各个部门预算的支出，一般分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两大类，通俗地讲，基本支出是“养人”的费用，资金来源于各级财政的直接拨款，项目支出是“做事”的费用，其资金来源则是各级发改委的项目拨款以及配套资金。

“三公经费”属于基本支出，但在邓淑莲看来，目前中央各个部门和部分地方政府公布的“三公经费”支出中，属于基本支出的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

邓淑莲解释说，基本支出属于“人头费”，定员定额，预算管理相对严格，只能支付正常的招待费、小型会议费用，而项目支出没有具体的标准，部门随意性支出很多，一些违规的“三公经费”支出就被转移到项目支出里了。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条例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编制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要采用定员定额方式，‘三公经费’不得挪用其他预算资金，意义很重大。”邓淑莲说。

6月27日，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11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时表示，“三公经费”概念不清晰、口径和标准不够规范，不利于发挥约束和控制作用，也容易造成社会公众误读。

随后，审计署行政事业审计司司长刘正均表示，目前，社会公众对“三公经费”的认识不够全面，有的甚至将其视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公款出国旅游、公车私用和公款吃喝的同义词，而各政府部门在公开“三公经费”时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解释，有可能误导社会公众。

“三公经费”标准不完善。目前，国内公务接待尚无明确标准，外宾接待费和出国住宿费依照的分别是1998年和2001年开始执行的标准，与实际情况已有较大差距，部门超标准列支现象比较普遍。

“三公经费”口径不一致，既反映在各部门“三公经费”预算编制口径不尽相同，也反映在预算批准的标准不统一方面。

但是，实践中，“三公经费”很难有统一标准。2012年3月下旬，四川省省市两级部门公开了“三公经费”，在公开过程中，更现实的难点，在于“三公经费”概念不清晰，标准模糊，管理不够规范。

据了解，财政部在1998年曾颁布过行政事业单位业务招待费列支的相关规定，各地政府的开支标准，不得超过当年单位预算“公务费”的2%。如果以这个规定来看四川各部门的公务接待费用，不少部门都已超标。

“像公务接待费标准，找不到一个严格的标准，只要合理就行。我们把握的原则是，体现工作价值，体现实际工作需要，避免大的不合理增长。”四川财政厅有关负责人说。

“比如，对招商局来说，对外接待是主要工作，接待费必然就高。”四川省审计厅副厅长陶志伟说，类似的还有公安部门办案使用公车费用和外事部门的出国费用。不同部门职能的差别很大，决定了“三公经费”难有统一标准。

相比公务接待和因公出国（境），公车的标准、口径较为容易统一，按照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规定，从2011年1月6日起，一般公务用车统一配备排气量1.8升（含）以下，价格（裸车价）18万元以内的轿车。

除了一般公务用车，公车还应包括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如环境监测车、急救车以及执法用车等。

早在1994年，中央就下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公车配备的规定，明确规定了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或相对固定用车。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离休、退休后享受部长级和省长级待遇的，不配备专车。按照此规定，很多官员都应该没有配车，然而现实是，配车不仅多，而且超标准配备的情况也很常见。

这不仅是因为严重缺乏外部监督，内部监督不能变成一种硬约束，在一个部门、一个地方，首长负责制的体制现状也决定了，配车多少是由首长说了算，费用与配车名目总能找到一些变通的理由。

不少学者认为，中央对于“三公经费”的压缩有非常大的决心，那么财政体制改革应该不断跟上，完善政府预算和支出体制，“三公费用”不应再被归入、转嫁到“其他支出”项目，只有预算细化，才有据可依。

[中国青年报]

“凉民证”稀释了政府公信力

湖北利川旅游“我靠重庆”的广告风波未平，恩施旅游广告又引争议。昨日（7月12日），武汉市民刘先生称：“景区号称要为市民颁发‘凉民证’，创意是谐音于日军侵略时所发的‘良民证’，很伤感情！”恩施旅游局表示，这是广告公司所为，与旅游局无关。（7月11日《武汉晚报》）

在“凉民证”一事上，当地旅游部门声称是公司行为是说不通的。景区宣传“凉民证”没有政府部门审批难以想象，最起码也是背后默认和纵容所致。

从日本侵略中国时的“良民证”演绎到当地景区推出的“凉民证”，如果说地方政府不了解这段历史是说不过去的。如果说对于“凉民证”可能引发的民族尊严感的挫伤察觉不到，也是说不过去的。一些地方或景区为何搞出这些无厘头的，甚至低俗恶俗或伤害民族尊严的宣传，与时下社会不良风气有关。媒体时有报道在一些中小学附近，可以买到制作精美的“处女证”、“处男证”、“色狼证”、“白痴证”及“寂寞证”等数不清的“证件”。这种不良调侃和戏谑风气有蔓延趋势，某地房产商为了宣传房产地段优越，专门打出“我靠地铁”这样的宣传标语。

社会风气不良，浮躁奢华，会影响政府和官员心态，“戏谑”心态和“搞笑”之风会传染到政府机关和官员身上。日前，湖北利川市旅游局在重庆做了广告词为“我靠重庆，凉城利川”的广告引发热议和抨击之后，最多不过是广告“一撤了之”。一方面是不良宣传风气大行其道，且地方政府推波助澜；另一方面是“缺乏追究机制”，连续出现“我靠式”城市宣传实在是必然中的必然。

然而，政府部门毕竟不同于商家，也不是不谙世事的小学生，不能以为偶尔搞笑一下，无伤大雅。政府形象由于公权力属性和公信力的问题，是不允许像“嬉皮士”那样玩“无厘头”和“开玩笑”的，政府行为可以亲民却不宜像普通人那样随意“卖萌”。政府红头文件可以吸收新时代网络语言，却不适合处处“淘宝体”，这也是为什么教育部公布《2011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并公开对政府部门使用淘宝体发布公文或公告表示批评的主要原因。

政府形象总体上应是庄重的，和学生那样“逗乐”、像商家那样“玩噱头”，不仅影响政府形象也会偏离政府工作本职。“凉民证”的背后必然是政府公信力的降低。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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