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等四位科学家向邓小平写信，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邓小平做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的批示。当年11月，“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启动实施，对我国基础科学的发展影响深远。这一段科学家建言献策、与最高领导人密切互动的佳话，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进入转型的新世纪，科学家们在把握科学发展方向、破解资源和环境等各种社会难题上起着重要的决策参谋作用，他们建言献策的渠道也更加多元化。
近日，科学出版社推出的一套《中国科学家思想录》，首次公开发布1998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学部完成的咨询报告和院士建议，将科学家的思想成果一次性集中展现在公众面前。中国科学院学部，作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受国家委托或根据院士的建议，组织院士对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发展规划、技术决策提供咨询。从这套书中，不仅可以解读出当今社会的热点话题，更是一次针对公众的科学普及和启蒙教育，并可以寻觅出科学家们建言献策的思想路径和社会担当。
开卷：国计民生问题均有建言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进入经济大发展和改革转型的深水区，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进一步呈现——从2003年的非典引发的公共卫生问题，从三峡库区引发的环境保护问题，从动车故事引发的交通安全问题；食品安全、城镇化、老龄化、住房、教育、医疗等等，牵动着无数国民的神经。《中国科学家思想录》记录了院士们在国家发展过程中针对这些问题的战略研究和咨询建议。这些咨询报告和院士建议为国家宏观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许多已经被采纳并成为公共政策，真正服务于民众。
比如，针对社会发展和进步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陈可冀、秦伯益等院士，综合大量数据和资料，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保障、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并探讨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出路。
气候问题也是一个备受瞩目的问题，近几年来频繁出现的雾霾沙尘天气，让人们逐渐熟悉了PM2.5这个新词，叶笃正、丑记范等院士提交了“关于我国华北沙尘天气的成因与治理对策”的报告，早在十余年前就对华北的沙尘天气起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了防治措施；秦大河等院士在另外一篇“气候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与防灾对策建议”中，也针对气候问题给出了分析和对策，提出了建立重大天气气候灾害预警与防御系统的建议。
医疗改革关乎着千家万户，曾益新院士等就目前突出的“看病难”问题，提出“我国现行医疗体制改革的建议”，建议对医疗卫生系统进行改革，完善低收入人群的基本医疗保险和城市职工医疗保险等等。
针对中小学生课程负担重、素质教育差的现状，李大潜、孙义燧等院士，提交了《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的报告，为中小学生的素质教育高呼；转基因是近年来公众关心的热门话题，有大量的人士对转基因存在误解和质疑，张启发、李振声等院士提交了《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在教育、交通、住房、“三农”、食品安全、环境等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这套书中都能找到相应的分析及政策建议。
收录报告最多的院士，当属有“两栖”院士之称的何祚庥，书中共有他的20多篇报告，内容涉及能源、交通、环保、资源、经济等领域。何祚庥院士在社科领域也著述颇多，近年来一直活跃在媒体和公众平台。
历史：从边缘的“畴人”到“院士”
中国科学家建言献策的历史，是伴随着近代科学家群体的形成而开始的。
在古代，科学技术被视为“形而下”的末艺，天文历算家被称为“畴人”，在传统士人中处于边缘地位，科学成为不了晋升之阶，更无法在国家重大决策中发表言论。近代后，“畴人”逐步向科学家转变，他们在学习传统科学技艺的基础上，逐渐与西方近代科学接轨，例如华蘅芳，在全面学习了古代算学的基础上，研读并译介了大量西方数学论著。洋务运动期间，中国出现了第一批掌握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科学家，徐寿、吴嘉善、杜亚泉、丁日昌等，都是在译著和研习的双向过程中，实现了向近代科学家的转变。他们有科学救国的热忱，但还没有真正登上建言献策的政治舞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家群体，出现在20世纪初，是与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和留学运动结合在一起的。
1896年至上世纪20年代末，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留学热潮。这些学生中，一半以上是理工科学生，许多成为开创学科的优秀人才，如丁文江、李四光、翁文灏、丁西林，等等。他们积极投身于科学救国的实践中，提出“专家治国”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个“学者从政”的热潮，科学家正式走上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之路。
中国的院士制度始于1948年，81人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其中数理组28人，生物组25人，人文组28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郭沫若成为第一任院长，但院士制并未确立。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举行学部委员成立大会，选定了233名学部委员，其中包括社会科学部61人。十年动乱期间，学部活动完全停止，直至1979年春，中国科学院恢复了学部活动。1984年，中科院第五次学部委员会上，明确了学部委员大会的职能：由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改为咨询机构，规定了学部委员的主要任务是：对国家重大科技问题提供咨询，对中科院的重大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1994年，学部委员改称院士，中科院与新成立的中国工程院正式实行院士制，院士大会两年召开一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科学家与高层领导人密切互动、建言献策的热潮。
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自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管理上彻底分家，虽然有关部门曾经数次做过设立社科院士的考虑，但终未通过。本文中的科学家，主要指的是以两院院士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
渠道多元化与进一步拓宽
科学家参与政策决策，有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两种形态。
直接参与的常见形式包括：科学家在政府部门中正式任职，当代世界各国政府官员中有许多具有科学家背景，我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也有许多具有理工科的高学历背景；科学家在政治系统中充任某种政治角色，如通过民选的方式以民意代表的身份而进入政治系统，在我国的人大、政协中，均有科学家参政议政的身影。
这套《中国科学家思想录》中，便收录了大量提交给全国人大和政协的报告提案。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中，何祚庥院士称，他的报告多是在他任第8、9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提交的。苏纪兰院士也表示，书中收录的《进一步规范科研项目经费预算，化隐性收入为明收入》一文，也是前些年提交给政协的提案。
第三种方式是科学顾问委员会或政策咨询机构。比如美国内阁级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科学思想库，长期以来组织院士开展战略研究和决策咨询，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何祚庥院士称，中科院有一个内部刊物《院士建议》，院士有一个咨询委员会，院士们的建议会刊登在刊物上，有重要的报告建议，院士工作局会批送中央或相关单位。有特殊或重要的建议，院士们往往也有自己呈送渠道。比如关于核电站的建议，何祚庥就选择了通过自己的特殊渠道上报。何祚庥称，其实中央领导并不是只喜欢听说好的意见，说不好的意见，往往也愿意听，某种意义上更欢迎逆耳的意见。
第四种方式，直接向政府决策中枢提出建议或意见。比如二战期间物理学家里奥·西拉德起草、爱因斯坦签名的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催生了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再如1986年我国几位科学家联名上书直接促成的“863计划”，成为中国科学界的一段佳话。
间接参与的方式更为多样，典型者如参加社团活动，院士大会等。另外，在媒体上发表批评或建议也是重要的渠道。中科院原办公厅主任柳怀祖对记者表示，院士们建言献策的渠道很多，比较正规的渠道有人大、政协、院士大会等，另外，直接写信、在媒体或内参上发文、托科学院转交等也是常见的渠道。进入新世纪，他感觉科学家建言献策的渠道进一步开放拓宽。
责任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科学家建言献策、参与政府决策的过程，其实是科学家社会担当和道德责任的一部分。
但是，科学家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曾经有不赞同的说法。诺贝尔奖得主恩斯特·钱恩持无道德责任说：“科学如能限制在研究、形容自然的法则，它绝不会牵涉到道德和伦理问题，这包括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物理学家奥本海默也赞同此种观点：“我们的工作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条件，但是如何利用此种改变是政府的问题，不是科学家的事。”
时至今日，更多的学者主张有道德责任说。尤其二战以后，在科学知识变成巨大的力量和权力的情况下，科学家对社会的道德责任被显著地提到议事日程。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玻恩说：“从那时（第一颗原子弹投掷广岛）以来，我们已经认识到，由于我们自己的工作的结果，我们已经同人类的生活，同他的经济和政治，同国家之间争夺权力的社会斗争完全纠缠在一起了，因此我们负有重大责任。”
在这套书中，中国的科学家从把握前沿的科学发展问题，到破解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均表现出作为一个有责任担当的科学家群体，所应该发挥的思想宝库和国家智囊作用。
在看待现代科学家的知识成就与社会担当的问题上，何祚庥院士称自己继承了中国儒家的传统，并引用了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两句话来解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当大官时制定国家的方针政策，要时时刻刻关注老百姓；处江湖之远，退休了，国家大事仍然在心中。他觉得这两句话，刻画了一个先进知识分子，在不同的位置上，怎么办事，如何将社会责任付诸行动。
柳怀祖称，科学家社会责任非常重大，但科学家的道德问题，得和整个社会的道德问题连在一起。现在的科学家感觉跟原来的科学家有根本不同，原来科学家追求无私奉献，因为整个那一代人都是讲无私奉献，工人、农民都是如此。现在大家都追求经济效益，对科学家提出特别的要求是不现实的，比如现在的课题费和花费跟过去是天差地别。所以，他不赞成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单独拿出来说道。
作用 一个复杂的话题
科学家们建言献策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是一个复杂的话题。
客观地说，国家相关政策是多个方面推动的结果，院士建议和咨询报告在其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很难像当年“863计划”那样，由科学家的报告或建议导致了某个重大政策的颁布和执行。书中收录的报告，基本都会涉及各种复杂的现实和利益问题，专家建议所起的作用，也不是短时间可以看得出效果或一概而论的。
何祚庥院士对此深有感触，他在采访中用天然钍的发展利用受阻，以及核电站的案例，来说明专家建议推行中遇到的利益机制阻挠。他的感觉是，“整个来讲，院士们建言采用的几率很少。而且，院士建议往往喜欢微言大义，点到为止，真正有争议的话，不容易出来。”
柳怀祖对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感觉进入新世纪后，科学家建言的渠道更加开放，采用得更多了，任何建议都会遇到各种历史和现实的问题，当然也会遇到利益机制的阻挠，利益问题不只是科技界，别的界也有好的意见不能吸纳的问题，他说曾跟周光召院士讨论过，觉得这是全社会的浮躁，是全社会的利益都在博弈。
有学者以“863计划”为例，研究了科学家在中国科技决策中的影响。从1983-1986年的酝酿出台阶段，到1987-2000年的一期阶段，再到2001-2005年的“十五”阶段，以及2006年后的“十一五”阶段，科学家的决策与管理职能一步步地被剥离，到现在仅限于提供咨询、评审和监督，实际影响力一步步下降。非科技知识需求增加、价值分歧程度增大以及制度框架的大幅调整是“863计划”科学家决策影响力下降的深层动因。
其实，放眼世界，科学家与政府的关系并非一直处于蜜月。二战以后,美国科学家在公共决策中的参与程度和作用水平，也经历了从高潮到沉寂继而再度兴起的变化过程。
本文参考了曹永胜《科学家在政府决策中的参与及作用》，汝鹏、苏竣《科学、科学家与公共决策:研究综述》《科学家在中国科技决策中的影响力研究——以863计划为例》等文。
何祚庥语录：我赞成搞自然科学的人，多向人文科学的人学习，学习他们关注价值问题的一些理念。反过来，人文学者，多向自然科学家学习他们在科学上比较严肃、严格的一些方法。这样的话，大家就有共同语言了。
采写/新京报记者 邓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