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调查表明，在华东等六个地区的县级以上市场中，随机采购大米样品91个，结果显示：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另有调查显示，我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
近日，超标镉大米风波持续发酵，引来舆论哗然。镉大米事件不仅导致湖南、江西、广东等地的大米销路遇阻，更让公众对农田污染给百姓餐桌带来的威胁有了新的担忧。作为问题大米的风暴核心，广东省已经开始了全面清查。面对镉污染，还有地方至今未对事件原因和影响作出说明。
作为一名普通消费者，人们心中不禁要问，污染大米的镉从何而来？从地头到厂家，再从市场到餐桌，这几道防线，我们守得怎么样？保证人们吃饭的安全，农田污染该如何治理？
谜团：大米缘何会含镉
近期，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网站公布了第一季度餐饮食品抽验结果，其中一项结果为44.4%的大米及米制品抽检产品发现镉超标。广州市食药监局共抽检18个批次，有8个批次不合格。
在广东省食安办公布的抽检31个批次的不合格大米中，有14个批次来自于湖南，镉含量从每公斤0.26毫克到0.93毫克不等。
5月21日，镉大米来源地湖南攸县官方通报了不合格大米的镉含量范围，披露原稻主要收自当地农户，涉事米厂手续齐全，周边也无重金属企业。
既然生产环节无污染、原稻来源也没有问题，那么，污染大米的镉又源自哪里？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教授潘根兴说，这些重金属的确不应该存在于农田，因为它们原本来自矿山。
早在2007年，潘根兴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全国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六个地区的县级以上市场中，随机采购大米样品91个，结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研究还表明，中国稻米重金属污染以南方籼米为主，尤以湖南、江西等省份最为严重。潘根兴表示，大米镉超标的关键在环境污染，“这取决于两个因素：土壤和品种。”
“镉污染大部分来自开矿。工厂排放废气中含有镉，可能会通过大气沉降影响较远的地方。”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吉喜表示，此外，一些肥料中也含有重金属镉。即使冶炼厂距离远，其排放的废气扩散后也可能随降雨落到农田中。
专家表示，要寻找稻米镉超标的原因，需对当地大气、水和土壤都进行检测。
现状：农业污染状况触目惊心
当前，镉大米事件已经引起了社会对于农产品特别是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安全及农田污染问题的关注。
“目前，我国土壤污染呈日趋加剧的态势，防治形势十分严峻。”多年来，中国土壤学会副理事长张维理长期关注我国土壤污染问题，“我国土壤污染呈现一种十分复杂的特点，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污染混合的局面。”
农药化肥污染同样严重。据张维理分析，我国农药使用量达130万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而据测算，每年大量使用的农药仅有0.1%左右可以作用于目标病虫，99.9%的农药则进入生态系统，造成大量土壤重金属、激素的有机污染。
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研究员侯彦林指出，一项针对30多年来近5000篇中文论文的统计数据表明，矿山周边、工厂周边、城镇周边、高速路两侧、公园等经济活动和人活动密集的区域，土壤几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并且经济越发达，污染越严重，南方比北方严重。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罗锡文也曾公开指出，有调查显示，我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
专家指出，污染的加剧导致土壤中的有益菌大量减少，土壤质量下降，自净能力减弱，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危害人体健康。
环保部门一项统计显示，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治理：法规和技术亟待完善
专家指出，控制镉污染，保障消费者安全食用大米的根本办法，是查清污染源，有针对性地治理环境。
“这是一项长期策略，需投入大量资源，短期很难见效。”侯彦林指出，切断污染源无疑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治理农田的重金属污染，不能破坏土壤原有使用功能。比方说有些化学药剂能析出重金属但会破坏土壤功能。要采取生态治理的方法。”侯彦林说。
侯彦林呼吁，建立国家级的长期运行的预警和预测系统，对农田污染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及时监控。
“技术层面上也依然落后，没有有效的监测体系，就无法及时发现耕地质量变化的最新情况，不能制定准确的修复方案。”张维理认为，目前我国耕地质量测试指标和方法陈旧，我国对地力的评价通常采用土壤有机质含量，但实际测定的却是有机物质全量，而不是活性有机质，这样的测试结果根本无法准确反映耕地地力和土壤演变。“更为深层的问题是，我国耕地质量保护法规不完善，作为耕地使用主体的农民缺乏保护耕地质量的主动性。目前，对土壤污染，国家层面缺乏法规和技术标准，地方标准更是空白，立法刻不容缓。”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指出，从整个食物的安全链角度看，在源头加强检测是重中之重。工业污染造成的损失不能由农民承担，而应该由工业排放企业承担。找到责任主体，问题解决起来就比较容易。
“要想让公众彻底吃上安全的大米，市场监管、土壤治理与行政问责一个也不能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府治理污染的决心。”李国祥说。(本报记者 李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