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5-03-23
调查称课题经费用于学术研究不足三成
近年来，我国科技投入持续大幅增长，中央财政科技支出更是保持年均20％以上的高速增长。然而，《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在调研中了解到，当前，科研经费使用不仅效率较低，甚至还出现了跑冒滴漏、挪用乱用、腐败贪污等现象。
套取经费手段五花八门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在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大量科研经费没有用于科研本身，大到发放工资、福利，小到充饭卡、交电话费，科研经费几乎“无所不能”，套取科研经费的手段“五花八门”。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南京审计学院教授蒋大鸣认为，有的课题经费真正用的学术研究的不到5成，有的甚至不到3成。
一是挤占挪用。随着科研经费的增加，不少人把科研经费当做“唐僧肉”，想方设法中饱私囊。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涉嫌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经费转至其名下公司被批捕；浙江大学水环境学院院长陈英旭，因将巨额科研经费转到自己所开的两家皮包公司获刑10年……近日一些曝光的案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关注，影响恶劣。
二是扩大用途。一些单位对科研资金的管理态度基本上是谁搞到的资金由谁负责。拿到科研资金之后，单位提取一部分管理费，剩下的课题研究、经费分配、报销等方面，往往是课题负责人一个人说了算，容易导致私用、挪用经费情况的发生。有的单位“吃喝拉撒睡，都能靠经费”，科研经费用于发工资福利、出国考察、吃饭、买车、交通、盖房、装修、买家具，甚至有的经费说不清花到哪里去了。
三是弄虚作假。一些人总能想出各种歪招，巧立名目之多，令人眼花缭乱。包括编造劳务人员名单或用学生身份证冒领“劳务费”、以差旅费、办公经费等的名义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等。
记者发现，很多单位财务报销流程存在“漏洞”。一名科研单位的财务人员说，从财务角度，他们只审核发票的合法性，不管发票的合理性。很多科研人员坦承，到财务部门报账时，若遇到麻烦，一般通过技术处理大多可以“通融”。
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惩处力度不足助长问题经费的发生。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虽然对经费管理制定了操作办法，但不少在执行中容易大而化之。对违反经费管理规定的惩处，有的是进行“内部通报”，有的要求课题负责人把违规资金退回了事。
重立项轻验收导致经费流失
当前，我国科研经费分配导致重立项轻管理、重申请轻验收的现象较为严重。只要项目立了项，经费就能拿到手，疏于对科研过程的管理和科研结果的评测，难以保障科研经费的产出效率，大量科研项目“不了了之”，或者仅仅停留在论文上，成果无法转移转化也造成了经费的流失。
一些专家指出，我国科研资金在申请项目的时候，就定下来钱怎么花。只要花钱过程中不出问题就行，至于出没出成果，反而没人真正关心。
一家研究机构自动化所财务资产处处长表示，国家科技投入落实到微观上，具体哪个项目能促进经济发展，哪个能得诺贝尔奖，不是所有人关心，在验收的时候也是一个圈子里的人，一些专家既当裁判员也是运动员，相互你好我也好。
记者了解到，现在很多竞争性项目经费量巨大，少则千万，多则上亿，不少科研人员热衷追逐这些项目。然而很多项目缺少原创技术，打包现象越来越严重，还美其名曰“集成创新”。更关键的是，不少课题完成后，无法转化，科技经费浪费严重。
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吴少鹏说，目前，国家科研项目拿钱养活一批人，这些人这个项目做好了，没钱了怎么办，只好转向做别的课题项目，今年做杯子，明年做桌子，结果都是半吊子水平，杯子、桌子都不是全世界最好的水平。
吉林省教育厅负责人表示，受国家和地方科研评价体系和评判标准的影响，绝大部分高校没有将科研成果能否产业化、产业化后能带来多少经济效益作为重要评价标准。2003年至2012年，吉林省高校专利授权数、技术合同转让金额均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2012年，吉林省高校技术转让成果226项，远低于全国高校省均331项的水平；科技成果项目转化率仅为14.8%。
南京工业大学一位教授表示，前几年用钱砸出来了许多论文，许多科研成果，但是真正重大的不多，真正在市场检验的不多。这样的科研泡沫必须挤干。（原标题：科研经费“跑冒滴漏”流失严重 课题经费用于学术研究不足三成）
[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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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血液流失黑洞 科技掮客与企业合谋套取拨款
编者按：随着科研经费的快速增长，我国在众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多项重要科技指标大幅上升。但我国科研活动与经济发展在不少领域脱节，突出表现为科研投入分散、考核机制扭曲、研发层次低端、市场效率低下等方面，阻碍了创新驱动能力的提升。作为创新的“血液”，科研经费的流失与低效触目惊心，本报从今天起推出《创新的“血液”哪儿去了》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统计显示，2006年以来，我国科研投入进入快速增长时期，2013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达1.19万亿元，占全球研发投入比重达到11.7％，规模居世界前列。多家科技型企业负责人对《经济参考报》记者反映，随着科技经费快速大幅增长，科研管理体制中的某些弊端也暴露无遗，一些政策缝隙被撕裂、政策漏洞被击穿，科技投入中途截流、跑冒滴漏普遍，甚至被套取挪用。
部分企业打科技牌捞“快钱”
政府为支持科技创新不遗余力，然而一种科技“掮客”出现在科技市场上，其手法是与企业合谋套取科研拨款，再收回扣。某些企业打着高科技的牌子圈地搞科技园、产业园，其实是利用政府提供的廉价土地资源，搞房地产开发，获取土地增值暴利。
“科技市场上最近出现了一种科技‘掮客’，与企业合谋套取科研拨款，再收回扣。”江苏一位企业董事长说，“我们公司的这几年发展较快，已占国内人造草坪市场45％份额，并出口到几十个国家，地方政府给予的支持很多，受到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不久前，有一个熟悉科技项目运作的人找上门来，表示能够争取到相关部门的科技项目经费，可达1000万元。如果企业愿意配合上报项目，等争取到经费后，双方各分500万元。我当场拒绝了这个要求。”
“政府为支持科技创新不遗余力，财政投入、税收优惠、土地划拨等方面投入巨大，尤其是大型民营企业，创新机制灵活，特别受照顾。”云峰基金发起人、江苏五星控股董事长汪建国说，“我所知的一家大型民企，在全国圈地12宗，一年赚了30个亿。打着高科技的牌子圈地搞科技园、产业园，其实是利用政府提供的廉价土地资源，搞房地产开发，获取土地增值暴利。科技创新需要坚守阵地，耐得住寂寞。现在大家都在想方设法捞‘快钱’，没人愿意踏踏实实做事。政府对企业太照顾，有可能害了企业。”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某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已获得了国家科技经费20亿元，并拥有自己的上市公司，近日在某地级市圈地2800多亩，计划投资100亿元建设一个科技园区。该园区计划打造一个集应用与服务、产业孵化、科技体验与休闲观光、国际高端学术交流和技术外包服务等体系的综合园区。
该项目一位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这个科技园土地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还规划了酒店以及住宅地产。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该科技园更像是一个大型综合房地产开发项目，俨然是一个新城镇的规模。“我们这种国家重点项目，省里不敢管，市里抢着要。挪用国家科研拨款搞房地产开发，尽管可能获利丰厚，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但是这种做法会分散许多精力，也是不符合资金使用规定的。”该企业内部人士说。
企业本为主体反成傀儡
“以企业为主体说了很多年，其实企业常常被当成炮架子利用。现在申请科研项目要求必须有企业参与，否则主管部门不批准，于是许多企业被拉进来做样子。”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主席、新松机器人总裁曲道奎说。
曲道奎是留德博士，目前兼任一家研究机构博导，长期在科研机构和企业从事研发创新实践。他介绍说，“我经历过一些所谓的创新项目：项目申报环节，大学、科研院所早就谈好怎么分钱了；执行环节，没人监督，也没人真正搞创新；到了验收环节，找一帮专家，都是研究机构、大学教授熟悉的人，都是来分钱的。申报、执行、验收三个环节都有问题，很多钱就做了无用功。”
“有的项目让企业进来，其实也就是借用企业的名义，分给企业一些钱，企业根本没有主导科研活动，创新工作也没有核心和主体。”曲道奎反思，“产学研”已经提了很多年，究竟谁是主导？这是最关键的。我国的工业化尚未完成，很多企业自身没有研发能力，没有专家队伍，也不会组织研发，不知道哪个产品该创新，哪个技术有市场。于是，很多科研项目是以“学”为主导，但“学”又和产业离得太远，导致科研创新成果不能形成产品，没有市场推广性，不可能产业化。
曲道奎认为，“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导，前提是企业必须具备主导的能力，我国绝大多数企业是民营小微企业，没有能力主导创新。有的大型生产制造国企，也没有创新能力；有的具备创新实力，但是老总又是行政任命，只想短期出成绩，没有长远打算，没有创新的动力。如果要强迫这些企业主导创新，会成为另一场灾难。因此，当务之急不是要增加多少经费、设置多少项目，而是要筛选出真正具备创新能力的企业，避免经费再打水漂。”
监管体系存漏洞
有业内人士认为，近期出现了许多科研领域腐败案件，究其原因，是体制内管的太死，但没有管好。而科研经费一旦进入市场化的公司和企业，基本就没人管了，因而出现各种寻租现象。
深圳华大基因是一家拥有4000多人研发团队、基因测序能力稳居世界第一的公司。该公司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次从国有到民营的“脱胎换骨”，折射出国有科研机构深层次问题。
华大基因总裁汪建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1999年，他与几个研究人员为了完成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脱离国有科研机构创办了华大基因研究所。他们争取到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1％任务之后，自筹资金1500万元，并获得了国家有关部门3500万元支持，组织完成了基因组计划。2002年，一家研究机构决定以华大基因为基础成立“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将华大基因核心骨干全部纳入中国科学院体系，由“体制外”回到“体制内”。2007年，研究所几十名科技人员再次放弃国有体制，二次创业。短短几年发展成我国生物技术领域领先团队。
汪建表示，体制内一些机制严重制约了研究工作，两次脱离国有体制是“逼出来”的。
首先，体制内缺乏决定“研究方向与任务”的权力。假如留在体制内，不可能集中4000人专门从事基因测序与分析工作。体制内研究所学科设置完善、齐全，资金分配也无法集中在一两项重点研究，造成许多研究工作没有科学和使用价值，更不可能进入国际前沿。体制内科研资金分配是分散的，华大基因不可能将8亿多元专门用于基因测序与分析工作，用近2亿元经费购买测序相关设备。
其次，体制内对人力资源的调配权有限。目前，华大基因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俊不到40岁，累计在国外顶尖杂志发表论文40余篇，远远超过了许多院士的论文数量。李英睿、徐讯等业务骨干均不到30岁，却发表了近40篇国际一流论文。高中肆业的赵柏闻，17岁时放弃高考进入了华大基因，如今作为主持人带领着一个由近10位外国教授、博士组成的研究团队开展研究工作。这些在体制内是不敢想象的。
“企业要搞科技创新，一定不能按照主管部门制定的战略方向和资源配置方向为方向，因为这两方面常常与市场方向发生偏差，一步走错可能步步皆错。”汪建说。“近期出现了许多科研领域腐败案件，究其原因，是体制内管的太死，但没有管好。而科研经费一旦进入市场化的公司和企业，基本就没人管了，出现各种寻租现象。”
（本版除署名外,均由记者邓华宁、俞俭、许祖华、赵孟卓、丁静、杨宁、吴晶晶采写）（原标题： 创新的“血液”哪儿去了·流失黑洞 科技“掮客”与企业合谋套取科研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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