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形思维原是人类潜在的一种本能。随着社会文明进步,逐渐孕育成为一种文化素养，作为人与自然沟通的媒介，生成雅俗共赏的丰富多彩的作品。造型艺术，它有时候可能跨越语言所难以表达的、不可言传的意境，激发出超脱现实的灵感，使人们的认知升华到全新的境界。李政道教授指出：“艺术与科学只是同一个钱币的两个方面”。的确，艺术与科学之间，无论从哲学思维或知识创新来看，曾经是同根同源，有许多彼此相通之处的。但是，毕竟这是科学家的艺术观。艺术家未必完全认同！科学家的“匠气”之作，有些艺术家或者会另眼相看，称之为“另类”的。

　　例如在中国古代，山水画和地图在它们的演进过程中，有时殊途同归，有时又分道扬镳。在它们的表达技法和形式上，有时侧重写实，有时又侧重意境。有些作品比较逼真；有的则高度抽象化、程序化或符号化。我们要想把它们严格分开，哪是山水图画，哪是地图，确实是相当困难的。即使时至今日，无论电子地图、数字地球等所谓高科技产品，地图学家还是要研究多媒体的可视化、艺术性问题。任何地图离不开色彩法则、图形概括和符号设计，离不开尺度效应和艺术距离的影响。

　　从古老的小孔成像发展到先进的数字相机，摄影逐渐被社会公认是一门现代新兴艺术。当摄影被应用于科学技术，特别是与航空、航天技术相结合，人类开始远离地球，进人太空，从崭新的视角观测地球，山川秀美，风光无限，不能不说是前所未有的美的享受。大地的色彩如此绚丽；人类世世代代在修理地球，在大地上留下了如此精致的“指纹”，难道只局限于用来精密地测绘地图，分析、解读科学专题；为什么不把它看做是一帧帧现代派分形分维的杰作?把它看做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一首田园诗或浮雕来解读它，欣赏它呢?

　　古老的方块汉字，远在唐、宋盛世，就曾给知识分子、文人墨客带来许多欢乐。诗词歌赋，书法篆刻，谜语楹联，相声戏剧……层出不穷，演绎出汉文化的独特风韵和品味，几乎是无法翻译的珍品。只有像李白那样的天才，近邻的日本、朝鲜等东方国家，以及西方极少数的汉学家，才能心领神会!但是，尽管方块汉字艺术底蕴丰富，源远流长，如果没有科学的创新，它也难逃灭顶之灾。姑不论焚书坑儒、文字之狱，曾经给知识分子带来过诛连九族的灾难。曾几何时，由于行政命令的干预，要求汉字全盘西化、拉丁化，推行罗马拼音，去适应西方打字机的键盘，几乎给汉字带来厄运。幸亏王选院士等科学家们，前仆后继，力挽狂澜，另辟蹊径，自主创新，发明了汉字编辑印刷系统，实现了与电脑接轨，与网络共进，使检索查询、排版、打字的速度，比采用拉丁字母还要快。因此21世纪初，汉字才有可能跃居因特网上仅次于英语的第二个大语言群体。让形、声、意兼备的汉字，重放艺术的光辉，再铸辉煌，自立于世界民族语言之林。

　　我很幸运，小时候受到了一点点艺术的熏陶，也许比我接受科学训练还要更早一些，更多一些。初中的美术老师，给我图画的启蒙教育，在校庆日为我专辟展室。高中的生物老师训练我解剖动物，背诵和习作古汉语。大学的地理教授们指导我描绘地图，素描风景和设计立体图解。老师们一步一步培养我的图形思维的能力和基本技法，后来，偶尔也尝试着把它运用到自己的学习研究和工作中去。例如，1946年，我在浙江大学任助教，把分散在西湖边、大学路和华家池的浙江大学校舍，编绘成透视的立体图，竺可帧校长很高兴，采用作为招生简章的封面。1954年，为了接待苏联科学院顾问团访问南京，我编绘了一幅《南京地质一地貌图解》，加上俄文图例，A.A.格里哥里和柯夫达院士说，用不着翻译，他们全能读懂，而且在他们的《中国的土壤》一书中，引用了许多类似的图解作为插图。1954年，曾世英、任美锷先生鼓励我彩绘了一本《中国地形鸟瞰图集》，描绘遨游太空，俯瞰祖国锦绣山川和建设成就的印象。在人造卫星上天之前，这完全是科学的虚拟。为此，1998年美国地理学会给我颁发了奥·米纳地图科学奖。

　　我认为，自己只是在科学与艺术之间，参与对接的受益者之一。从来没有敢想能够为“艺术创作”有什么贡献。在科学家们看来，这只是雕虫小技，或者称是技能训练的基本功；在艺术家们看来，更是门外汉。所以说，诸如此类“不伦不类”的图画和文字，还是另列为“特种”艺术为好。作为工艺类学的延伸和拓展，作为科技园中的一片绿茵，将使科学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雅俗共赏，其应用前景是美好的，令人神往的。

    [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