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籍华裔作家哈金提出中国缺乏“伟大的小说”，在国内引起了争论，作家残雪、诗人韩东曾在我报“大家”版撰文对此论题进行探讨，今日本版刊出作家肖复兴与旅美学者薛涌的评论，继续深入讨论。

    大概一个多月前，哈金曾来我任教的大学演讲。组织此事的教授，还特地请我以及其他几个教授一起和他吃饭。我没有去。这不是对他的不敬，而是我在此之前实在不知道他是谁，想不出能谈什么。这一来说明我自己的孤陋寡闻，二来也显示现代文化的驳杂和丰富。

    我这么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实在没有余力再对哈金作一番了解。然而，现在我也许应该为不去吃饭后悔了。编辑告知，哈金最近说中国需要“伟大的小说”，引起国内文学界的震动。这下子我即使不懂哈金，也感到有话要说了。

    哈金的话引起这么大的震动本身，就揭示了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小说”的原因。最近我一直在想一个似乎是与此无关的事情：中日关系由于历史问题进入冰期，日本政府对战争的不反省态度，引起了我们的愤怒。但是，在愤怒的同时，我想问：当时日本蹂躏了中国文化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几百万国民死于非命。

    这样一个民族的苦难，在文学上是怎么表现的？我们有这方面的伟大作品吗？再看日本，老百姓在战争中也受害，特别是吃了两颗原子弹的苦头。虽然他们所受的苦难和中国人的苦难还是没有办法比，但日本作家井伏鳟二的《黑雨》已经成为描写“原爆”的经典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日本人在“原爆”中所经受的苦难，也因此成为人类的苦难的一部分被记忆。对比一下，我们的作家是否有些失职呢？

    更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人出来问这样的问题？人类的苦难，是文学最大的一个主题。中国二十世纪经历了多少苦难？我们的文学又反映了多少？为什么要等到对中国人的经验多少隔一层的哈金出来一说，大家突然才觉得这是个问题？

    有的作家对哈金的说法质疑，称文学要表现一种普世的情怀，不能陷于狭隘的民族范围，不必讲什么“中国的伟大小说”。相反，文学应该关注人类的经验。这些话，说起来好听，却不够真诚。什么叫“人类的经验”？中国作家，在国外没有住过几天，也不懂人家的语言，抛开中国的经验去谈人类的经验，是否有些作秀？在我看来，中国作家最了解的就是中国人的经验。

    他们的使命，就是把中国人的经验变成人类的经验。举个例子说，这次中日因为历史问题的争执，西方许多媒体倾向日本。其中一大原因，就是我们虽然受了那么大的苦，却没有类似《黑雨》这样的作品；许多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经验太隔膜，不容易同情。这是我们文学的失败。

    记得十几年前在北京学英语时，美国的老师给我们出了一个作文题：“你生活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是如何应付的？”同学们写出来的东西五花八门，让那个老师看得目瞪口呆：有讲在文革时下乡的经历的，有讲自己作为“黑五类”而受尽种种歧视、后来是如何奋斗的。老师后来公开承认她感到自己是多么微不足道。她事先给大家写好的范文，是讲她第一次考汽车驾驶执照失败后，是如何克服心理障碍、最后通过考试的。这就是她生活中所经历的最大挫折！她感慨美国的生活实在太单纯了。相比之下，每个中国人的经历似乎都是一篇动人的小说。

    苦难孕育着伟大的文学。中国人在上个世纪的经历，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素材。但是，我们却是个不记日记的民族。没有人知道中国人在这些苦难中的心灵经历是什么。放着这些宝贵的财富不去开发，反而讲什么“人类的经验”，这不是在痴人说梦吗？

    “伟大的小说”，要从伟大的心灵中产生。心灵麻木，对中国经历的种种苦难就丧失了感知力；人家外国人突然说一句话，大家才好像一下子受了什么触动。说白了，许多人不是在感受自己的生活，而是在盯着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并随时作出相应的反应，看自己能作什么秀。这实在是文化的自主性和创造力丧失的表征。

    □薛涌（旅美学者）

    近日因美籍华裔作家哈金写了一篇《中国需要“伟大的小说”》而惹得文坛热热闹闹。文坛从来不缺少热闹，这一次哈金为我们带来的热闹，是因为哈金为“伟大的中国小说”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切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当然，哈金可以持“经验说”，但也还可以有“情感说”、“良心说”、“忧患说”、“精神说”、“主旋律说”等等，这样的定义可以下无数种，如果“伟大的中国小说”真的能够存在的话。

    正如宏大叙事一直是我们的文学中最常见的一种叙事方法而被我们惯性地顶礼膜拜一样，企望中国文学伟大起来，一直也是我们膨胀的文学血液。过去，《红楼梦》是口口相传的伟大的一个标杆，“诺贝尔文学奖”是梦寐以求的伟大的另一种象征，如今，又来了哈金式的伟大的小说的文学追求与呼唤。文学的伟大，伟大的文学，就是这样折着跟头一样，编着花儿似的，在我们的眼前晃悠。我们的文坛一直爱制造口号，就像我们的街道一直爱竖标语牌一样。

    且不说我们文学的现状离着哈金或哈金们所说伟大的目标还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因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前辈作家孙犁先生就不无悲观却一针见血地批评文坛的“商贾化，政客化，青皮化”，20年过后，这样的“三化”只是愈演愈烈，不说“商贾化”和“青皮化”，只看在如何立伟戏谑所言的一片“忍看朋辈成主席”的文坛官场化下，伟大只是成为了主席台上的报告和新闻报道中文学的一个修辞。哈金又来锦上添花，为一直渴望筑起文学长城的烽火台祭起新的烟火，只能够给脆弱的文坛注射一针壮阳剂，让善良的读者有了可望而不可即的一个抓挠，再一次让文学离开它自身越来越远。

    从本质而言，文学无所谓伟大不伟大，伟大的概念应属于社会学，文学从属于心灵，只有深刻不深刻、丰富不丰富、真实不真实、真诚不真诚之说。小说的一个“小”字，正说明了文学的本质，尽管小说发展变化得早已经不是农业时代它刚刚诞生时候的那种样子了，但它的一个“小”字，依然是文学脱胎而得抹不去的胎迹。文学当然和时代休戚相关，文学当然也应该是社会的良心，而能够让一般人富有同情心，乃至善感、敏感、而美感，但这都只是润物无声一般的滋润作用，就是小说中“小”字的作用。可以说，文学是时代流淌的一脉血液，你可以说血液是高贵的，但能说血液的伟大的吗？因一部小说而传遍大江南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而且那样的时代恰恰是文学不正常的时代，而要求一部小说“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更只是天方夜谭的痴人说梦。

    伟大是一个好的字眼，并不是说伟大不值得尊敬，而是说，现而今我们中国的文学，要想有进步有起色，先把远离文学的读者寻找回来，而不是先制造一个炫目而蛊惑的口号，就像我们的足球，先想法子把远离赛场上的球迷找回来，而不是先招呼什么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伟大口号。因此，从这一点而言，我们中国文学暂时先离伟大这一口号最好远点儿，先把膨胀的心收收，脚踏实地地努力才好。

    □肖复兴（作家，《人民文学》副主编）

巴人论评

    文学之伤痛已痛到至于无可奈何

    中国文学的衰弱，在我看来正是政治体制高度垄断、社会意识同时代潮流对立的奇特体现。在所谓的“政治家”看来，这是一个政党的光荣，一个政党的精彩，一种有效统治模式稳定的表现，因为没有人敢于批评和著述同时代下所发生的一切。事实上，文学也是社会的文学，对于许多敏感问题不能表示态度，这恰恰说明了赋予文学的血腥和恐怖！

    许多人对于文学的现状感到疼痛，更有甚者认为太多的应有记忆没有记述，文学没有了血肉，文风淡化了，文人胆怯了，而我不以为然。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即便文学一时走入了迷茫，掉入了枯井，然而文学还是可以有救的。这一点信心还是要有的。

    即便我们不从文学本身来考虑，将来的人们也是有资料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退化。未来的人们比我们要聪明得多，他们会从这种奇特现象中发掘出许多东西，他们会问他们自己“为什么当时没有能够产生伟大的文学名著呢？”“是这些古朽太过愚昧了吗？”“为什么被当时统治者宣传为最伟大的新时代却没有人写出反映伟大新时代的作品来呢？”从这一点来看，文学还是逃离不了社会生活的。

    当写作与出版被限制到只能记述一些高谈阔论的虚妄之言时，文学的创作自由之限制早已经胜于“八股文”的模式了。一切社会生活的纪录不过是真正按照一种新式东西——“党八股”模式存在。开会，作报告，甚至书信往来...无不都是如此的。

    当然，文学之伤痛是一种社会之痛，更是一种心灵之痛。这种痛在当时是觉悟不出来的，只有将来的人们才能看得更为清楚。这就是我们常爱唠叨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正因为文学之伤痛是一种心灵之痛，故而也不可能被将来所遗忘！

    人类总是要进化的!慢慢地走路，快速地思考，后来的人比我们更为聪明！文学的一切表演和隐藏都不可能逃过他们的慧眼！他们爱恨之切至于无可奈何之境时，无外乎痛骂而今的人们为“十足的饭虫！”羞与不羞，人都作了古了，还能有什么感觉呢？！

    呜呼，文学之伤痛，已痛到至于无奈，我还能怎么说好呢？！[巴人 2005-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