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郭沫若与鲁迅、胡风的一笔旧帐

　　笔者最先读到的是房向东的《如今咒骂郭沫若并不崇高》。文章中针对所谓的“如今咒骂郭沫若”，一上来就“归纳”出一个所谓的“无非是”：“我读了若干这类文章，归纳起来，无非是：郭沫若焚书一事，郭沫若投毛泽东所好写《李白与杜甫》一事，郭沫若治学不严谨，时有错谬甚至有抄袭之劣行等几件罪状。”

　　关于“焚书一事”，房向东的辩护分为三个方面：其一，郭沫若与平常人不一样，他具有“本性难移的固有的诗人气质所派生的冲动”。其二，“郭沫若也是人，我们若是持平常心……对郭沫若的焚书，其态度是否会平和一些呢？”其三，“若是郭沫若不‘主动’焚书，‘文革’当中是不是就不会‘破四旧’了、不会到处焚书了？”

　　这里其一与其二分明是自相矛盾、自打嘴巴的强词夺理。比之于房向东，田汉于1920年为郭沫若写下的辩护之辞，把这种强词夺理的变戏法，表演得要更加到位也更加坦荡：

　　沫若兄！你的事算大体给我知道了。……但是我对于你干的事情，没有把它当作你一个人的，却把它当作全人类——至少也是恋爱意识很深的人——的罪恶，尤以天才者犯这种罪恶的多。……假使到末日审判那天，有人要宣布你们的罪状，我愿意挺身而出，做你们的辩护士啊！[1920年9月28日致郭沫若信]

　　田汉所说的“你的事”，就是郭沫若早在1912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就已经奉父母之命，在四川老家与农家少女张琼华圆房结婚，“自行破坏”了自己连同对方的“童贞”，期间还有过与中学同学同性恋的经历。到日本留学之后，他又与日本少女安娜重婚同居。

　　对于自己的这种不人道的作为，当年的郭沫若是颇有引咎负罪的忏悔之心的。他在致田汉的书信中写道：“像我这样的人，你肯做一个‘弟弟’，像我这样的人，也配做你的一个‘哥哥’吗？”

　　作为朋友，田汉一方面承认郭沫若的行为是“罪恶”，一方面却偏偏要大包大揽地替这种“罪恶”充当“辩护士”。田汉为郭沫若辩护的理由简单明了：

　　大前提是背叛自己的妻子是“全人类——至少也是恋爱意识很深的人——的罪恶”。

　　小前提是他自己和郭沫若都是不同寻常的“天才”人物。

　　结论是像田汉自己和郭沫若那样的天才人物，更有资格和权力去犯下为“全人类”所通同的这桩“罪恶”。

　　一向与郭沫若一样以革命才子自居的田汉先生，倒是在“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语出《论语·子路第十三》）的男权规则上，继承了孔老二的衣钵。按照这样的强权或男权逻辑，那位被郭沫若“破坏”了“童贞”的农家少女张琼华，也就活该为此付出一辈子熬孤守寡的血泪代价。自孔子以来的中国的仁义道德，原本就是这样天经地义般代代相传的。

　　到了1927年的自传体小说《上海》中，田汉又借着为朋友余质夫（即郁达夫）辩护为由头，更为露骨地表白了自己的这套“天才”逻辑：“余质夫是个有妻有子的人，本不应感着性的烦闷，但烦闷既是现代的世纪病，任何手段的性的满足，尤其是艺术家的特权，何况素以寻求官能的享乐为性的生活的全部的余质夫呢。”

　　宣扬这种“艺术家的特权”的田汉，当时已经与亡妻易漱瑜的生前好友黄大琳正式结婚，却又与远在新加坡的林维中书信传情。此后不久，他又在与林维中从订婚到结婚的同时，陷入了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安娥的情网之中，有声有色地演出了一出旷日持久的三角四角的重婚闹剧。如此这般的“艺术家的特权”，与其说是从国外进口的“现代的世纪病”，不如说是中国传统宗法制社会所固有的高度异化变态的男权专制病的现代流变，或者说是这两种并不健康更不人道的异化精神的同流合污。

　　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颇为透辟地把郭沫若、田汉、郁达夫、张资平们所奉行的诸如此类的“天才”逻辑，与中国传统小说传奇中的“才子+流氓”挂起钩来。对于郭沫若、田汉之类脱不掉“才子+流氓”式的流风遗韵的风流人物，当年的中共领袖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还有更为全面的分析解剖：

　　“五四”到“五卅”之间，中国城市里迅速的积聚着各种“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知识青年……他们的都市化和摩登化更深刻了，他们和农村的联系更稀薄了，他们没有前一辈的黎明期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也可以说是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反而传染了欧洲的世纪末的气质。这种新起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热度”的关系，往往首先卷起革命的怒潮，但是，也会首先“落荒”或者“颓废”，甚至“叛变”，……这种人在文艺上自然是“才子”，自然不肯做“培养天才的泥土”；而“很早就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坟》：《未有天才之前》）革命的怒潮到了，他们之中也一定有些消极，有些叛变，有些狂跳，而表示一些“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于是要“包办”工人阶级文艺代表的“事务”。

　　把房向东替郭沫若辩护的自相矛盾、自打耳光的“无非是”戳穿说破，郭沫若终其一生“本性难移”的，其实就是鲁迅所说的“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

　　在谈郭沫若的“投毛泽东之所好”时，房向东又贡献出了他对于郭沫若的所谓“印象”：

　　我印象中，郭沫若是这样一种人，你对我不好，则罢了；你对我好，我就对你更好。毛泽东投之以木桃，郭沫若报之以琼瑶。同是诗人，意气相投，何足深究？遥想当年，鲁迅对郭沫若小有微词，郭沫若也不依不饶，予以反击。而当鲁迅说郭沫若大方向是与其一致的，郭沫若便接连不断发表文章，情绪激动，尊鲁迅为大师、为旗手。蒋介石叛变革命，郭沫若第一个喊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抗日救亡，郭沫若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一文。郭沫若就是这样一个人，好冲动的性格，诗人的气质。我以为，他是单纯的，与投机风马牛不相及。

　　且不说“印象”之类的玩艺可不可以据以立论，单是这“印象”中的“遥想当年”，就颇令人莫明其妙。铁的事实是，一上来就对鲁迅施以罗织罪名、革人性命的围攻与剿灭的，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的郭沫若们，而“予以反击”的则是鲁迅而不是郭沫若。

　　房向东文章中既然引用了鲁迅《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中的一番话，自然应该知道郭沫若1928年化名杜荃发表在《文艺战线》上的那篇题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的奇文。文中以你死我活的极端话语咒骂鲁迅为“资产阶级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其逻辑推理的三段式，比起前面谈到的田汉替郭沫若“辩护”的三段式，来得更加野蛮也更加霸道：

　　大前提：“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小前提：“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

　　结论：“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误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对于自己用化名发表的这篇奇文，郭沫若生前是从来不肯或不敢挺身而出坦白认账的。房向东所说的“他是单纯的，与投机风马牛不相及”，只能是连鬼也不会相信的“鬼话”。

　　郭沫若发表于1930年的《“眼中钉”》一文，所针对的是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至于创造社的攻击，那是属于历史底的了，他们在把守‘艺术之宫’，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的……”一番话。文章中记录了一大堆泛泛而谈的流水账，却对自己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绝口不提，反倒把“革命文学”论争中你死我活的“敌忾”，说成了双方面的“一丘之貉”：

　　在当时的所谓“语丝”也，所谓“创造”也，所谓周、鲁也，所谓成、郭也，要不过一丘之貉而已！说得冠冕一些是有产者社会中的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的集团，说得刻薄一些便是旧式文人气质未尽克服的文学的行帮老板而已，成、郭对于周、鲁自然表示过不满，然周、鲁对于成、郭又何尝是开诚布公？（例如周作人便刻薄过成仿吾是“苍蝇”。）始终是一些旧式的“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那儿作怪，这是我自己在这儿坦白地招认的。

　　这混淆是非的“一丘之貉”，经过接下来的笔锋一转，又变成了同一战壕内部新一轮的同仇敌忾：

　　好在创造社这个小团体老早已经失掉了它的存在了，“语丝派”这个小团体现在已由鲁迅先生的自我批判把它扬弃了。我们现在都同达到了一个阶段，同立在了一个立场。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创造社，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语丝派，我们的眼中更没有甚么钉子——自然站在新的立场上来的“眼中钉”是会有的，我们就不必把别人看成钉子，别人是要把钉子钉在你的眼里——然而以往的流水账我们把它打消了吧。　　

　　经过这一番上下其手的变戏法，俨然是从没有把鲁迅当做“眼中钉”却偏要与鲁迅同仇敌忾地对付“新的立场上”的“眼中钉”的郭沫若，又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被鲁迅冤枉的苦主：“总归成一句话，便是创造社的几个人并不曾‘将语丝派的几个人看成眼中钉’。”

　　这种于冼涮自己、掩饰自己的同时，还忘不了反咬一口的文风，活现出的正是郭沫若们“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的一副嘴脸：“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语出鲁迅《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1931年9月，郭沫若把自己1923至1931年的文艺论著结集为《文艺论集续集》出版，同样没有收录他化名杜荃所写的那篇咒骂鲁迅的文章。建国后的《沫若文集》和《郭沫若全集》，照样要把那篇满带着杀机、敌忾的奇文一笔勾销。

　　对于郭沫若们这种并不光明磊落的既“革命”又“投机”的人品和文风，当年的中共文艺界领导人冯雪峰，在《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中，也曾经有过揭露：“一本大杂志有半本是攻击的文章，在别的地方是大书着‘创造社’的字样，而这只是为着抬出创造社来。”

　　连郭沫若自己也在《少年时代·我的童年》写下过“我纵横是破了脸的，管他妈的！”之类的夫子自道。房向东“郭沫若就是这样一个人，好冲动的性格，诗人的气质。我以为，他是单纯的，与投机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以为”，简直可说是连“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都不配的强词夺理和死搅蛮缠。

　　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鲁迅发表于1936年8月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万言书里，确实有过“说郭沫若大方向是与其一致”的事情，原文是这样的：“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然而，当时郭沫若的反应，却并不是像房向东所说的“当鲁迅说郭沫若大方向是与其一致的，郭沫若便接连不断发表文章，情绪激动，尊鲁迅为大师、为旗手”。

　　历史事实容不得任何人肆意歪曲。铁的事实是，在鲁迅发表这篇文章之后，被他斥之为“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说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的横暴者”的徐懋庸、周扬等人，再没有就两个口号“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反倒是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于这年9月的《文学界》上发表了标题为《搜苗的检阅》的一篇奇文，继《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之后，再一次针对鲁迅和他的追随者胡风展开阴阳怪气的既捧又杀。李何林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一书中，对于郭沫若的变戏法，曾有过颇为周详的解剖和说明：

　　他（郭沫若）一方面虽说“鲁迅先生究竟不愧是我们的鲁迅先生……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一方面也说“读了这篇文章（万言书）的朋友，尤其是年青的朋友，都很愤慨，而且有许多人愈见的悲观，说情形是愈见严重了。”这些对鲁迅愤慨的是些什么人呢？是要请读者想一想的。所以他虽然接着就说：“其实我的意见却恰恰相反。我读了那篇文章之后，我觉得问题是明朗化了。”但他之所谓“明朗化”，是主张这口号“既不妥当便只好撤消，这是再爽直也没有的”；是说胡风“似乎是很聪明而又有些霸气的青年”，要胡风这一部分人悔过转向，说“悔者可以悔其悔，转者可以转其转”。此外就是在恭维鲁迅的词句之中，转弯摸角，细微曲折地对鲁迅的意见进行攻难。而这攻难的立场是又未能跳出这次“口号之争”的宗派主义的圈子的……

　　郭沫若在《搜苗的检阅》一文煞费苦心地绕来绕去，说到底不过是说，鲁迅与胡风等人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最好是撤回”，惟有“我们”提出的“国防文学”才是正统。

　　郭沫若确立“我们”的“国防文学”的正统地位的硬道理，不外乎两款：

　　其一、“国防文学”有“国防政府”（也就是国民党的合法政府）作为政治上的背景和依据：“在政治方面便早有国防政府的建议提倡了出来，希望对于全国人民一致联合起来以作救亡抗帝的殊死战的这种普遍的要求，作为实行之而领导之的汽车头，飞机头，坦克车舵把。而在文化方面也有国防文学、国防诗歌、国防戏剧、国防艺术等的姊妹运动一时诞生了出来，与政治方面的建议相呼应着……”

　　其二、提倡“国防文学”的“我们”是“多数”派：“究竟文坛的‘赫格摩尼’（即领导权——引者注）是在我们的手里，我们一作起理论斗争来，便集中了天下的视听，使‘诸候皆作壁上观’……合乎多数时它可以发生效力，不合乎多数时等于是一张废票。”

　　这所谓的“我们”，是在把所谓“霸气”的胡风排除在外的前提下，才极其勉强也极其霸道地承认“鲁迅先生更一向是领导着我们的领袖”的“我们”。历经政治文坛与文坛政治的多次浩劫的萧乾，在1986年5月12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我”与“我们”》一文，对于这种念念不忘攀附于政治势力之下的“我们文体”，曾经有过深刻的反思：

　　我也许是个神经脆弱的人，每当看到论战的一方用起“我们”时，我就觉得他身后必有千军万马，因而不期然而然地感到些盛气凌人。倘若搬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就更加吓人，像以“本庭”的名义宣读的判决书。这不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上的讨论问题的态度，加上那么一个“们”字，实际上已强占了高地，就摆出了居高临下的架势，就使那个自称“我”的显得单枪匹马，赤手空拳了。

　　更为不堪的是，这场由周扬、徐懋庸等人发难于前，以一大群“我们”的群起围攻继之于后，直至发展到徐懋庸对生命垂危的鲁迅打上门来施以“横暴”的“两个口号”论争，到了郭沫若的笔下，反倒成了将要走到生命尽头的鲁迅“调遣着我们作模拟战”的变戏法。而这种“活见鬼”的变戏法，也只有郭沫若才能够想像得出，与生命垂危的鲁迅并无半点干系。至于究竟是自己在阴阳怪气地争正统，却偏要勒令胡风去悔过的郭沫若“霸道”，还是他“本相识”的胡风“霸气”，自然是不言自明的事情。

二、郭沫若与蒋介石、郁达夫、周作人

　　关于郭沫若与蒋介石的关系，郁达夫当年曾在日记中有所记载。1927年2月12日，郁达夫写道：“接到了郭沫若的一封信，是因为《洪水》上的一篇《广州事情》责备我倾向太坏，我怕他要为右派所笼络了，将来我们两人，或要分道而驰的。”

　　到了3月8日，郁达夫又写道：“接仿吾来信，说沫若亦有信去给他，骂我做的《洪水》二十五期上的那篇《广州事情》。沫若为地位关系，所以不得不附和蒋介石等，我很晓得他的苦处。我看了此信，并仿吾所作一篇短文名《读〈广州事情〉》，心里很不快活。我觉得这时候，是应该代民众说话的时候，不是附和军阀官僚，或新军阀新官僚争权夺势的时候。”

　　当时的国民党党员郭沫若，正走在飞黄腾达的仕途之上。1926年7月，他被蒋介石任命为中校军衔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和行营秘书长，到了当年10月份，他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已经官升三级，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将军衔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官运亨通的郭沫若，直到1927年2月还容不得自己的朋友郁达夫“代民众说话”，他自己却于3月15日在南昌体育场举行的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上，因发表演说的蒋介石的声音不够响亮，充当起了蒋总司令的传声筒，把自己所扮演的“党喇叭”的角色，发挥到了一个极致。

　　与此同时，郭沫若还于此前的1926年11月中旬，秘密寄信给“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先生转陈仲甫先生亲启”，直接向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陈独秀提出入党请求。随着顶头上司邓演达与蒋介石的貌合神离直至分道扬镳，郭沫若与蒋介石之间也宣告决裂。1927年3月31日，在听说武汉中央政府将发布免除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情况下，躲藏在朱德家中隐姓埋名的郭沫若，奋笔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檄文。郭沫若在文章中所喊出的口号是“反蒋”，而不是房向东所说的“打倒蒋介石”，更不是房向东所谓的“第一个”。

　　到了1930年，郭沫若在化名麦克昂发表的《文学革命之回顾》的文章中，把“代民众说话”的老朋友郁达夫，也推到了你死我活的对立面：“郭沫若和郁达夫的对立，明白的说便是无产者和有产者的对立。……一方面郭在参加革命，另一方面郁偏在孙传芳的统治期中骂‘广东事情’。一方面郭在做‘文学与革命’，另一方面郁便在骂提倡无产文学的人是投机分子。”

　　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也曾于1934年7、8月间与携妻访日的周作人有过接触。郭沫若在8月6日的日记直言不讳地表白了自己对于名利与地位的耿耿于怀和斤斤计较：“岂明此时小寓江户，江户文士礼遇甚殷，报上时有燕会招待之记事。岂明先生是黄帝子孙，我也是黄帝子孙。岂明夫人是天孙人种，我的夫人也是天孙人种。岂明先生交游的是骚人墨客，我的朋友却是刑士宪兵。”

　　把这一番话与郭沫若抗日战争中“别妇抛雏”却与党组织委派到他身边的于立群重婚同居的事实结合起来看，他所最爱的并不是祖国，也不是被他奉之为“圣母玛利亚”的“我永远的恋人安娜”，而只是六根不净、多情多欲的他自己连同他自己的名利地位。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眼见自己的亲生儿子惨遭杀害，郭沫若依然在充当歌功颂德、山呼万岁的“党喇叭”，其实就是他六根不净、多情多欲的极端自私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

　　关于郭沫若与毛泽东的关系，并不是几段文字能够交待清楚的，这里只好从略。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两人之间绝对不单纯是房向东所谓的“同是诗人，意气投好”的关系，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一种并不对等的政治交易的双捧场：一个凭其政治地位把另一个树立为继鲁迅之后的文坛旗帜。另一个极尽歌功颂德“跳加官”之能事，把对方捧为从政治到文化等一切方面的“顶峰”。特别是在毛泽东掌握政教合一的绝对权力之后，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的郭沫若，所充当的实际上是一种因“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而“甘受奴役”（语出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劣势角色。

三、“无非是”的“学术规则”

　　在为“郭沫若的治学态度和抄袭问题”进行辩护时，房向东谈到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十批判书》。笔者不是考据家，没有时间和精力考究其中的真与伪、抄袭与原创之类的糊涂账。更何况比之于郭沫若几十年来一直利用形形色色的“武器的文艺”来革人性命的那种杀机和敌忾来，抄袭问题实在是很小的问题。只是由于它被房向东及其论争对象提高到“学术道德”和“学术规则”的高层次来论争，笔者也只好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从房向东的“丁东对余英时的观点，不作学术上的考证，没有调查研究，跟着鹦鹉学舌，咒骂郭沫若‘有悖于起码的学术道德’。小伙子甚至奢谈什么学术规则，用轻飘飘的语言说：‘这些规则对于郭老来说，本属ABC，小儿科，是无须讨论的常识。’”一段话来看，房向东自己应该不是一个“小伙子”。不过，“学术道德”和“学术规则”自有其本身的独立性和真实性，并不以谁的胡子长短或官位高低作为标尺和准绳。就归纳法的逻辑规则来说，其根本性的大前提，就在于对相关材料的全面掌握。而一上来就“归纳”出了所谓“无非是”的结论的房向东，偏偏就在这种“本属ABC，小儿科，是无须讨论的常识”的“学术规则”上，经不起推敲与考究。

　　仅就笔者手边的相关著述来说，涉及到郭沫若的为人与为文，却并没有被房向东“归纳”进所谓的“无非是”，也没有被收录进丁东编选的《反思郭沫若》一书的，就有好多种。限于篇幅只能列举一二。

　　其一是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该书第30—31页写道：“翻开《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这种革命的火药味：这同样是炮火连天的‘战场’。开头炮的是郭沫若，他在《斥反动文艺》里……把他所说的‘反动文艺’分作‘红’、‘黄’、‘蓝’、‘白’、‘黑’五种，而以‘红（粉红）’、‘蓝’、‘黑’为主要对象，对他所说的几个代表人物大加讨伐，……在一个月以后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则干脆说要把这些打引号的学者们‘赶出地球以外去！’”该书第252页又写道：“郭沫若以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给予了（沈从文——笔者注）致命的一击——他又是如此的粗心，竟把《看虹录》说成《看云录》。”

　　不用说，郭沫若1948的这种不择手段地罗致罪名、革人性命的变戏法，是他20年前攻击鲁迅等人时的故伎重演，其病根正在于“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

　　其二是《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3期所刊载的张毓茂《萧乾先生印象》。文中“先生说，他对那位权威（即写《斥反动文艺》的郭沫若——引者注）是很尊重的，……至于骂他是黑色反动文艺的代表，可能是由于他为《大公报》写纪念‘五四’社评时，说了‘我国作家，年方五十，就称公称老’，这话刺激了对方，引起人家的强烈反感”一段话，为房向东所说的“郭沫若是这样一种人，你对我不好，则罢了”，提供了反证。

　　其三是龚济仁、方仁念的《郭沫若传》。该书第407页写道：“当沫若看到毛泽东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所写的批语之后，又赶紧在全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表态说：‘胡风集团已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坚决要求“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

　　郭沫若对于胡风的杀机，早在1936年的《搜苗的检阅》中，就已经有过充分表现。“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的他，当然不会放过依仗政治势力来剪除手无寸铁的异己者的天赐良机。谁让胡风是鲁迅的嫡传弟子呢？！

　　其四是董健的《田汉传》。该书第787页对于郭沫若在反右派运动中的表现，另有这样一段夹叙夹议：　　

　　郭在“鸣放”中也曾积极发言，批评过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等等，但一听说要“反右派”，立即变了一副腔调，大讲“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有罪”这样强词夺理的逻辑了，甚至说什么“据我的看法，文艺界的现况，实在不是民主不够而是集中不够，不是自由太少而是纪律太少，不是个性不能发展而是……发展个性的统一意志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这些话离真实太远了，然而郭沫若因此成了“反右派”的先锋斗士了。　　

　　不是“小伙子”的房向东，连“小伙子”丁东“用轻飘飘的语言”说出的“本属ABC，小儿科，是无须讨论的常识”都不具备。他所谓的“归纳”，并不是逻辑规则和正常思维的结晶。他所谓的“无非是”，以一言以蔽之，不过是“无是非”。换言之就是一种比郭沫若的动不动就要罗织罪名还要低级的强词夺理。 

四、所谓的“咒骂”与“忏悔”

　　房向东的文章标题为《如今咒骂郭沫若并不崇高》，他自己却偏偏不能免俗，通篇文章实际上就是以“咒骂”开篇，以勒令别人“忏悔”而告终的低级奇文。其基本套路，正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的郭沫若们所惯用的罗织罪名、革人性命的“武器的文艺”。这其中最成问题的，就是与他一上来就“归纳”出的“无非是”相提并论的“问题是”：

　　一些骂郭沫若的人，若是在当年勇敢指陈，那我是会诚心诚意地佩服的。问题是，当年这些批评者都闭上了鸟嘴，当年他们也早请示，晚汇报……到了今天，却跳出来争当事后诸葛亮。这好比有的女人，自己在暗地里春心萌动，甚至于红杏出墙，却指着婊子的鼻子——有的只是被诬为婊子——骂道：破鞋！如此，既表明了自己不是破鞋，又升华了自己的人格。

　　由这么一段话，笔者不禁联想到的是鲁迅《娘儿们也不行》一文中另一段话语：“孟夫子说过的：‘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唯送死可以当大事’。娘儿们只会‘养生’，不会‘送死’，如何可以叫她们来治天下！……懂得这层道理，才明白军缩会议，世界经济会议，废止内战同盟等等，都是一些男子汉骗骗娘儿们的玩意儿；他们自己心里是雪亮的：只有‘送死’可以治国平天下，——送死者，送别人去为着自己死之谓也。”

　　房向东虽然远没有修炼到“自己心里是雪亮”的层次，然而，郭沫若动不动就革别人性命、送别人就死的心肠，他却是具备的。鲁迅的刀笔虽然毒辣，如此居心却并不多见。在1934年8月13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谈起林语堂，鲁迅就曾有过十分感人的一段话语：“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比“不让人说话”还要登峰造极的“不让人不说话”的非常年月里，真正能够“闭上了鸟嘴”的人物，反而是难能可贵的大智者和大勇者。如此境界绝非几十年如一日革别人性命、送别人就死的“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的郭沫若，以及连“才子加流氓”的低层次都不能入流的房向东，所能够做到的。至于指着婊子的鼻子骂破鞋，虽然有侵犯人权之嫌疑，却也自有其实事求是的合理性存在。明里暗里的春心萌动乃至红杏出墙，只要不以损害和出卖别人为前提，比起堂而皇之地操持着革别人性命、送别人就死的营生与买卖的郭沫若们，连同等而下之的房向东们，总是要高尚许多倍的。

　　被房向东点出大名的王元化、丁东诸人的相关文字，究竟算不算是对于郭沫若的“咒骂”，笔者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所以不便轻易做出结论。并不是“小伙子”的房向东，针对王元化等人所提出的质疑：“该不会没有读过林彪的《再版序言》吧？该不会一次也没有做过早请示晚汇报吧？该不会在‘文革’中没有留下任何违心的文字吧？”同样可以反过来运用在他自己的身上。房向东借用“‘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样的名句”来发泄出的罗织罪名、革人性命的杀机和敌忾，以及仿效郭沫若的《搜苗的检阅》所写下的结束语“忏悔吧，那些通过咒骂郭沫若而捞取崇高的人！”同样可以反过来运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颇为凑巧的是，在题为《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文中，鲁迅也曾经特别提到过“忏悔”与“崇高”之类的事体：

　　许多青年们，共产主义者及其嫌疑者，左倾者及其嫌疑者，以及这些嫌疑者的朋友们，就到处用自己的血来洗自己的错误，以及那些权力者的错误。……但绞架还不算坏，简简单单的只用绞索套住了颈子，这是属于优待的。而且也并非个个走上了绞架，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有一条路，是使劲的拉住了那颈子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这就是用事实来证明他内心的忏悔，能忏悔的人，精神是极其崇高的。从此而不知忏悔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就成了该杀的罪人，而且这罪人，却又给了别人无穷的便利；他们成为商品，可以卖钱，给人添出职业来了。

　　鲁迅确实是去世得太早了，郭沫若的《搜苗的检阅》不知道他生前看到过没有，如果看到过，他又会作何感想呢？假如他重写一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郭沫若在《搜苗的检阅》里面已经露出端倪的把别人送到绞索圈套里，自己非但没有一线一毫的“内心的忏悔”，反倒凭借永远正统、永远正确的“武器的文艺”勒令就义者“忏悔”的“鬼魅”式的变戏法，是肯定不会被他轻轻放过的！

五、“不逻辑”的“敌忾”

　　由翟清福的《关于郭沫若“抄袭”说与“焚书”说》，笔者又明白了两个方面的事实。其一是房向东所“归纳”出的“无非是”，即使不能被算作是对于翟清福、耿清珩的《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一文的抄袭，也只能算作添油加醋的鹦鹉学舌。其二是自我标榜要“弄清真相”的翟清福，在两篇文章中不仅对“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的郭沫若，打从20年代倡言“革命文学”时，就开始挥舞着“武器的文艺”来罗织罪名、革人性命的“真相”只字不提；反倒对于郭沫若耍弄了几十年的“才子加流氓”式的死不认账的变戏法——“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颇为认同，说是“郭沫若‘烧掉’的意思，就是‘凤凰再生’、‘新生’的意思”。郭沫若自己倒是一直在“新生”和“再生”之中飞黄腾达；连他自己的亲生儿子郭民英、郭世英在内的别人，所付出的却是生命不保的血腥代价！！

　　署名方舟子并标明是“寄自美国”的《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一文，与房向东《如今咒骂郭沫若并不崇高》一样，充满着郭沫若式的罗织罪名、革人性命的杀机和敌忾。绝妙的是，这位方先生还贡献出了笔者此前从来没有读到过的出自“郭沫若在一九五0年为《十批判书》写的后记”的一段话：

　　不逻辑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老实说，做学问的人是不能够这样的，一定要虚心，要把别人的著述先作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别人，然后才能进行批判。不懂就不要假充内行，假充内行的结果，只是表示自己的无知。单纯的无知倒还可以救药，只要虚心地多读书，改正一下头脑，知识倒也会积蓄起来的。假使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是的，那才是“很有问题”的！

　　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在浪尖潮头上狂舞着“武器的文艺”的郭沫若，不反省一下自己“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的“敌忾而且很强”，却偏要在“不逻辑”的“敌忾”方面贼喊捉贼地教训别人，这其实依然是鲁迅所说的“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的“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的旧病复发和旧调重弹。方舟子竟然拿这种本身就“不逻辑”的“敌忾”作为“武器的文艺”来教训别人，他这种“假充内行的结果”，并不“只是表示自己的无知”，更表现了他自己的无耻之尤。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与鬼气和杀气难解难分，其“始作俑者”，自然是非孔老二莫属。就是这位动不动就“天丧予，天丧予”地大呼小叫的老先生，刚“摄行相事”没几天，便动用国家机器诛杀了手无寸铁的异己者少正卯。满带着杀气和鬼气的方舟子，虽然“在海外多年”，却依然不能脱胎换骨。他显然是近乎于本能地练就了一身靠着罗织罪名、革人性命来吃政治饭的看家本事，这种看家本事在“后现代”的美国，想必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于是乎，在技痒难熬的“吃不开”中，方舟子只好退而求其次，把下半身留在美国享受“后现代”文明，把一颗削尖了的脑袋伸回到“后文革”的祖国，以便在文坛上抢滩圈地逞威风，而且居然能够在同一期的《书屋》中，一下子推出三篇奇文。在《法轮恐怖》一文中，方舟子写道：

　　中国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是以批判的自由为先决条件的。对于一个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危害治安，而且用种种方式打压不同意见、妨碍别人自由、制造恐怖气氛的“邪教”团体，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清除。看透人情世事的佛陀在两千多年前对法轮功这类附佛“邪教”的下场早有预言：“弟子与师，俱陷王难。”现在大弟子们已陷“王难”，老师的下场，我们拭目以待。

　　一句“弟子与师，俱陷王难”，把方舟子怀揣绿卡、心系“王难”的险恶用心，暴露无遗。

200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