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是一种文化，象不同种类的语言一样，每一种形式的语言都包含了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历史、心理、习俗的信息。很多艺术形式更是没有方言说失去了这种艺术的独特魅力，千篇一律的语言会使这个世界失去很多色彩，“方言，是中国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载者，是中国民间思想最朴素的表现形式，也是含义最丰富最深刻的语态。”“我们对方言已经越来越陌生。在这个一切都被简化、被‘缩减’的时代，要走入一个方言的世界，对我们来说谈何容易。方言的死亡，差异的寿终正寝，意味着鲜活的感性缩减为干巴巴的、号称为理性的方程式以及电脑键盘上的符码。”“方言的本身，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方言文学的本身，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它们自己发达，它们永远存在。” （“方言不只是工具，更是文化之根，丢不得！”专家如是说，中国新闻周刊。）《方言之美》的作者杰克•海福德甚至认为“圣灵藉方言更贴近我们的怀中”。

    1996年，我刚从另一个城市重返重庆，那时重庆电视台正在播放《山城棒棒军》，每到开播时间，万人争睹，也是每二天议论的快乐话题。地道的重庆方言让我更加爱上了这座城市，因为只有通过方言，我们才能了解重庆人的幽默和对生活的热情，后来其他电视台播放了这部电视剧的普通话版，没有了原汁原味的重庆话，整个就暗然失色、索然无味。重庆的评书作家吴文说：重庆是个爱造词的城市，足坛口语“雄起”、“下课”都是重庆造，漂亮的女娃儿叫“乖”，横不讲理叫“歪”，贪污受贿叫啥子？一个字，植树造林—“栽”。重庆农民唱周杰伦的歌《双截棍》，能把人笑翻了。鲜活的方言，让没有到过重庆的人可以通过“听”，就可大致了重庆和重庆人的形象。我在重庆多年，离开重庆的时候，最怀念的总是重庆的茶馆和茶馆里亲切、麻辣的重庆话。如果没有了方言的重庆，那还叫重庆吗？同样，某些发生在重庆的故事用重庆方言拍成电视剧，无论是“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视剧”还是“少儿题材”，处理得当，会更加真实和亲切，也会更有感染力。其他地区的人是否愿意看是另外一回事，但只少对重庆人而言，他们喜闻乐听。

    有人强调方言是文化多样性的需要，这固然没有错。其实，文化多样性，只是保护方言的一个表面的理由，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方言文化产品能够给理解这种方言的人带来特有的快乐。快乐，就可以是唯一的理由，所以在地方电视台，拍摄和播放方言电视剧，是民众快乐的权利，它是文化权利的一种，就如民俗、宗教，它不需要太多功利的理由，精神上的快乐，可以成为它存在的全部意义。任何语言只有是否方便交流这一功利上的差别，没有任何道德上的优势可言，它没有高下优劣之分，没有洋与土、雅与俗之分，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叫标准语言，在美国，大家都很随意地说着自己家乡口音的英语，没有一个英语“普通话”。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某人说了一口地道的“纽约东区音”，或者是地道的“伦敦BBC音”。从政府管理信息的角度，把某一种标准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当然没有错，但是，如果对作为艺术形式的语言形式加以限制，则是违背艺术规律的武断的做法。

    广电局限制方言文化产品，就是用国家权力干涉人们这种快乐的方式。自从1955年10月中国开始推广普通话，方言的话语权逐步被削弱。在之后的城市化进程中，方言被打上了浓重的乡村烙印，甚至成了搞笑的工具。这种做法，表现出强势文化对老百姓快乐的不理解和浅薄；而权力的介入，则表现的是文化权力部门对文化的无知和傲慢。文化管理部门的官员，应当是对文化有深刻理解的内行，作出如此规定，让人感到难以理喻。可以解释的理由有两种：一是从便于交流出发，通过艺术形式推广某一种形式的语言；二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认为革命历史题材使用方言，将贬损革命人物的形象。对前者，功利不能作为艺术的目的，因为艺术本身就是属于精神与心灵的需要，它虽然已经市场化，但最终只能以精神与心灵的需要作为其终极价值的标准；对后者，则是一种多余的担心，任何语言形式都可以朔造伟大的形象，也可以创作出反面的人物，这种基本的艺术规律，文化部门的领导应当能够理解。使用了“规范语言”，其旋律就规范了，是一种很简单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