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广电部发出通知，强调“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标准普通话”，据媒体采访有关方面得知“东北的地方剧”不在此列。
　　对四川方言剧的创作者来说，这只是多年来他们遇到的类似关卡之一。
　　四川笑星们追求“名分”的过程，也是主流社会对方言文艺爱恨交加的真实写照。
　　
　　■关于学者对汉语与方言的论述，亦请参阅本期《保卫汉语，先保卫方言》
　　【详见第15版】
　　
　　□本报记者　袁蕾
　　
　　“赵本山的‘忽悠’开始谁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们比他们困难的是，中央电视台没有包装我们，如果他们包装‘假打’、‘素芬’，那全世界都能听懂。”四川散打评书领军人物李伯清总盯着赵本山领军的东北小品，他认为四川方言没法像东北话一样在全国舞台上成为主流，缺的就是央视的推广。
　　有职称，趣味就不低了
　　李伯清说，成都人很乐意流传一个段子———当年四川话只差3票就成了普通话。
　　四川话毕竟没有成为普通话，尽管以四川话为代表的西南官话是我国使用人数最多的方言。
　　李伯清一直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不说普通话，他连“心连心”慰问演出也不能参加。早在1990年代中期，李伯清在四川的知名度已经到了“随便去一间收费公厕，人家发现我是李伯清，都不收我钱”的地步。当时，四川每年都要组织一次“文化列车三下乡”慰问演出活动，那是省曲艺团、省川剧院等文艺院团“艺术骨干”的死任务，正规团体的公益活动，李伯清几次申请加入文化列车都被拒绝，理由是“格调不高”。
　　“上面说你是低级趣味，你就要用文化的氛围去站住脚，用职称来确定自己的地位，要上中央电视台放，这样全国都站得住脚了。”这是李伯清的前经纪人马骥给李伯清制定的规划。1994年，时任成都市文学院办公室主任的马骥决定停薪留职全心担任李伯清的经纪人，他的目标是把李伯清从茶馆的评书艺人包装成四川方言民俗文化代言人。
　　李伯清比马骥更看重名分。他4岁时父亲过世，接着母亲改嫁，一直生活在贫困线上，对白眼和屈辱也格外敏感。他在博物馆当炊事员的时候，领导派人通知他早点开饭，因为晚上要放电影，他喜滋滋地卖完饭走去电影院时，才被人告知“临时工不能看电影”，第二天他就辞职不干了。
　　李伯清小学一毕业就开始在社会上混，当过包装厂工人、人力三轮车夫、炊事员、搬运工、木工。1992年说书行业不景气，全国都时兴开公司，李伯清去了广东亲戚开的皮鞋推销公司，当了办公室主任，没到半年水土不服回来了。回成都后，他无所事事地在锦江茶楼喝茶，经理半寒暄半认真地让他过来茶楼说书，李伯清说一辈子都记得那个日子，1994年2月17日开书。
　　茶楼外下着大雪，李伯清开书说了近1个月，偌大一个茶馆，两三百平方米，每天只坐不到20人。李伯清拿这个人迹罕至的场子当实验场，《水浒》不行讲《三国》，《三国》不行讲《聊斋》，《聊斋》不行讲《三言两拍》，每天换一本书，看什么受茶客欢迎。渐渐他发现，台下偶尔来听书的年轻人对“皇宫宝库打开，里面装着电子表和传呼机”这种“小儿科式的插科打诨”已经不满足了。为了拉拢年轻人，李伯清索性抛开本子，用四川话纯粹闲话、调侃社会现象，“给蚊子带口罩、给耗子带手套、给蟑螂带避孕套”。他没想到这种尝试赢得了满堂彩，创造和弘扬了三个在西南无人不知的流行词：假打、散打、素芬。
　　但在成都红火起来的李伯清并没感觉日子轻松了，有关部门看到散打声势越来越大，认为这些低俗下流的东西应该被批判，并通知媒体要限制对李伯清的报道，负面报道除外，取而代之的是对专业艺术团体的宣传。“散打有一个规范提高，普及、提高、再普及的过程。二人转都被赵本山带到了这样一个地步，散打为什么不能？”李伯清说，“如果我一开始就是专业团体的，是国家艺术家，就没有人会骂我。”
　　此时，李伯清另一个“名分”追求———上央视，进展得也不顺利。李伯清在成都刚火，央视的《曲苑杂谈》节目就邀请他上京演出。他欣然进京，但试了一次就再也没去了———上央视可以用方言讲小段子，要讲长篇，必须使用普通话，他感觉“就像让红线女用普通话唱粤剧”一样别扭，“你听不懂四川话，邓小平的四川话你听得懂吗？他一直就说四川话，全国我还没有听见一个人站起来说，小平同志请你重说一次。”
　　怨气厚积薄发，2000年2月，李伯清在《假打外传》开机仪式上不顾形象三哭成都：一哭媒体刊登读者文章声讨李伯清“辱没成都人形象”；二哭四川文化系统一直没把他安排在正规曲艺团；三哭想要他的峨眉电影制片厂能给他的最高待遇只有中级职称。
　　2000年，重庆群众艺术馆终于答应给他一个名分———能在正规国有单位有高级职称、每月领到固定工资。这时他已经50岁了，二话没说抛开年迈的母亲出走重庆。当时，媒体跟踪报道几乎是把他送到了重庆，这件事也被多家成都媒体评选为年度十大新闻。
　　李伯清现在又回到成都居住，但他从没后悔重庆之行，没去之前，他名片上的头衔有巴蜀十大笑星、成都市曲艺家协会会员、巴蜀喜剧艺术家协会副会长；现在又加上了国家二级演员、重庆市群众艺术馆曲艺干部、艺术馆副馆长、重庆市第二届政协委员。
　　事有凑巧，就在李伯清有了“名分”之后一年，他的评书节目《散打法轮功》用四川话在央视三套《艺苑书场》连续播出了半个月，而他偶尔也会作为“四川民俗文化的代表人物”接受《纪事》等央视栏目的采访。他觉得如果自己还只是一个文艺个体户的话，这些想都不要想。
　　沉浸在喜悦中的李伯清没有注意到，2000年前后，就在他轰轰烈烈出走重庆的同时，全国各地方言在文艺舞台上“围攻”普通话，不单四川话，“广普”、“沪普”、“闽普”、“港普”都有渐成主流的趋势。在这个背景下，2000年全国人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同时开始了每年一度的全国“普通话推广周”。
　　春晚为啥没推四川话
　　李伯清说，别人碰到赵本山会用非常客气的语气说，“欢迎赵老师。”
　　1994年，马骥包装李伯清的第一步就是在各种场合叫他“李老师”：“连我都叫他老师，别人谁还敢不叫他老师？”直到现在，李伯清徒弟廖健都不忘提醒每个与李伯清初次见面的人：“不要叫他李伯清，要叫李老师。”但让李伯清苦恼的是，现在大多数人看见他，还是会用粗俗的语气说，“×××，你好久来的哦？”这个×××，可能是已经融入普通话日常用语的那些四川话三字经中任意一个。
　　据说前全兴足球队的巴西籍队员马麦罗说得最标准的一句四川话就是“龟儿子”，无论跟四川人还是外地人表示亲密，都会笑嘻嘻地附上一句“龟儿子”，被推广开来的川普代表词基本上是上不得台面的“龟儿子”、“仙人板板”、“瓜娃子”之类，哪怕是球场上喊的“雄起”，其本意也不是鼓励人上进的词汇。“幺裤”(短裤)、“干啥子”(干什么)、“下课”(被迫离职)等已经算是被全国熟知的四川方言中罕见的中性词。
　　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捧红过几个地方方言，赵本山的东北普通话、巩汉林的广东普通话、赵丽蓉的唐山普通话和郭达的陕西普通话———拿方言开涮的小品已经成为了每年春晚的卖点，但四川话节目上春晚，始终差了那么一点点。很多研究四川方言的人认为，这与全国流行的那些四川话词汇普遍格调不高有关。
　　四川话属于北方语系，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都跟普通话有很大的一致性，大体上的区别只有语音语调上的变化：普通话里的1、2、3、4声往后推一位，就基本上是四川话了。川普是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椒盐普通话”则是对川普里面，用普通话语音语调读四川方言专用词汇的调侃。
　　“你是天上的丁丁猫(蜻蜓)，我是地下的推屎爬儿(屎壳郎)，你在天上打旋旋儿(飞)，我在地下撵趟趟儿(追)。”这是廖健制作的音乐散打专辑《时事播报乱劈财》里《素芬》的歌词，这也是一张完全用椒盐普通话来演唱的专辑。
　　“阿杜的专辑在成都才卖两三万张”，廖健伸出一只手；“周杰伦，也才7万”，他用上另一只手；“我的专辑，14万”，这时他的两只手都不够用了。廖健相信，只要跟川普沾边的事情都能大卖，就像他正在忙的两部四川方言电影：与“超女”比赛上一举搞怪成名的“红衣教主”黄薪拍的贺岁片《初恋情人》，与“超女”评委黑楠拍的黑色幽默电影《血战到底》——在四川放四川话版，在全国就放川普版。所以他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研究椒盐普通话上：“丁丁猫是普通话里面的蜻蜓，但椒盐普通话如果用蜻蜓就完全没有效果了，如果不让我用丁丁猫，我只能换种动物了。”在廖健的作品里，只有“苞谷”没有“玉米”，只有“耗儿”没有“老鼠”。
　　“这是对四川话极不尊重的说法，好像非得说哗众取宠的川普才有听四川话的节目。”李伯清对徒弟这种大力推行“椒盐”的做法极为不满。他认为，用好听的话形容川普是滑稽、好笑，说得不好听就是给别人看洋相。“如果拿十万八万让我用川普表演一场，可以，但必须讲清楚是为钱，如果打着推动本土文化、弘扬艺术的招牌，多少钱都不演。”
　　上世纪80年代，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侯耀文演了一个小品讽刺“广东普通话”，此后“广普”成为春晚上的常备笑料。东北人巩汉林的行头和广普发音，一度让长江以北的人认定广东人就是那样的。让李伯清恼火的是，人们的劣根性就是天生喜欢看别人出洋相，广普是被动地变成人们的嘲笑对象，川普在这个方面则非常主动。
　　2002年，刘德一、沈伐、李伯清、庞祖云等川籍笑星就已经联合声明拒演粗话、土话云集的脏乱差方言剧，而在公开场合，能不用川普就尽量不用川普，即使交换条件是上央视和春节联欢晚会。事实上两年前，维护四川话尊严的李伯清就深受格调不高之苦，他主演的四川方言剧《假打外传》被家乡人认为粗口太多、格调不高，而被高喊下课。今年川妹子邓婕听到自己参与的《宰相刘罗锅》被配了四川话，大呼北京朝廷说四川话简直是“糟蹋经典”。而给刘罗锅配川音的谐剧演员李修正试图解释，有些脏话或脏字属于四川方言特色的一种，像“老子”、“龟儿子”在四川话里已经没有骂人的意思，而是一种语气助词。　　
　　排排坐　拍电视
　　2004年，李伯清参加一场大型文艺演出，拿了四川明星的最高出场费3万元，同场表演的还有刀郎，出场费35万元。
　　“如果是6年前，廖健把刀郎带到我家里来，给我磕头让我收他当学生，要是我答应了，他3天都睡不着觉。”李伯清说。
　　廖健9岁开始学习川剧，15岁行走江湖。1989年，他组建了“手术刀”乐队，在内江的舞厅唱歌，廖健是主唱，罗林是键盘手———这个罗林就是后来的“刀郎”。
　　李伯清感叹说：“夔门是上帝给四川人安排的一道门槛，出去的都对了，我们待在这里就是不行。”
　　廖健第一次见到李伯清，是被5元电影票之父赵国庆找去，给方言电影《麻将棒棒手》主演当候补。当时，廖健很惊讶大明星李伯清竟然不是《麻将棒棒手》的主角，事实上，李伯清只在那部有争议的《假打外传》里当过主角。当时马骥担任着刘德一、沈伐、李伯清、吴文、庞祖云等几乎四川所有知名笑星的经纪人，他更安排前三者结拜成兄弟。对三兄弟的分工，他是这样安排的：“刘德一主攻影视圈，沈伐胜在谐剧，李伯清强项是散打，他们就像三国鼎立，但要是一起拍影视剧，刘德一更拔尖，李伯清不能当主角。”
　　四川方言影视剧始于196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陈戈自编、自导、自演的红色经典电影《抓壮丁》，至今“王保长”仍是外地人对四川人的印象之一。一晃20年之后，1982年宋学斌才拍了第二部四川方言剧《人与人不同》。1989年，江苏镇江人束一德拍《凌汤圆》的时候，终于敲定了四川方言剧的基调——喜剧，也包装出了新一代方言剧明星——刘德一。
　　1992年李伯清还在广州当皮鞋公司办公室主任时，刘德一的《傻儿师长》已经开始得广电部发的“双向奖”了。那年，52岁的江苏导演束一德正好到重庆10年，他拍了《傻儿师长》，这是第一部在全国产生影响的四川方言剧，获得了广电部、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四川省“五个一工程”等多项大奖。到了1996年束一德拍摄《山城棒棒军》的时候，四川方言剧从各个方面达到了一个高峰，这部戏在重庆重播了10次，收视率都居高不下。到《山城棒棒军》原班人马创作的《爬坡上坎》，各地方台一度卖到每集4万元的“天价”。
　　等到赵国庆想拍《麻将棒棒手》时，已经遍地都是“傻儿”、“保长”、“老坎”和“棒棒”了，观众可以看见刘德一在成都一个电视频道当傻儿，同时在另外一个频道当汤圆，这个频道里李伯清和胖妹是一对，换个台就变成庞祖云和胖妹一对了。
　　在曲艺界，要想站稳脚跟，就必须加入团队，李伯清成名前先后拜过3个师傅。现在刘德一带领200多名弟子，成为四川方言影视剧主力；李伯清则率领近40名弟子在散打评书领域呼风唤雨；马骥旗下名艺人所收的弟子，也都算他的弟子，入不了名艺人门下的，也可以拜马骥为师，所以马门弟子人数据说已经过千。马骥说：“干这行就是要靠拉帮结派，要看祖上是谁。就像在西方，首先报门派就说你是什么公爵一样。曲艺圈以前是口口相传的，没有文字记载，师傅把经验口授给弟子听。所以曲艺界必须有君臣父子的心态，单兵作战只能小打小闹。”
　　没有师傅的新人想要进入曲艺界，首先就很难找到表演的茶馆、表演场地，想要演方言剧也没那么容易。老师有了演出机会要分配，首选肯定是自己的徒弟———如果当时廖健就是李伯清的徒弟，《麻将棒棒手》肯定就不是赵亮。
　　赵亮是另一个班底的成员———张国立、邓婕、赵亮组成的张家班可能是夔门之外最有成就的四川班底了。出川之后，除了赵亮不时回来演一两部方言剧，其余的都跟四川方言画上了句号，直到《手机》公映，很多人才知道原来“做人要厚道”的张国立也是四川人。
　　东北方言剧没有四川方言剧历史悠久。1990年赵本山登上春节联欢晚会，紧接着黄宏和宋丹丹《超生游击队》大受欢迎，东北话通过春晚晋升为文艺界主流方言。马上有识趣的影视公司找赵本山拍喜剧《现世活宝》、《一村之长》，但都没有形成大气候。此时方言剧已经全国开花，1996年全国各地方台都在争买四川方言剧《山城棒棒军》，湖南方言剧《故事酒吧》也创下过16％的收视率。
　　2001年小品《卖拐》让东北方言一炮双响，不但节目获得2001年“我最喜欢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小品类一等奖，还让人看到赵本山、高秀敏、范伟、何庆魁的“赵家军”力量。接着，为赵家军量身定做的东北方言剧《刘老根》在央视一套播出，立刻确立了东北方言剧的霸主地位，“忽悠”之后全国一片“咋整”声。此后赵家军在央视相继推出了“刘老根”系列和“马大帅”系列。
　　四川方言人则将方言的热情投入到给经典影视进行四川话配音上。2004年，四川话版《猫和老鼠》第一个月的发行量就达到20万套，4个月创下了100万套的销售纪录，也让全国掀起了给经典配方言的热潮。好景不长，不到半年时间，配四川话的活动就因为广电总局禁止播放方言版译制片的禁令而销声匿迹了。
　　此时全国再次掀起翻新方言剧风潮。2005年3月初，沈伐主演的四川方言剧《王保长后传》，在成都创下了9.5个百分点的惊人收视率，远超央视大戏《汉武大帝》在成都5个百分点的收视率，湖南、新疆等地纷纷购买方言版本，而深圳、厦门等地已经开始了此剧的重播；徐帆、小香玉满嘴河南话的《鸡犬不宁》也即将杀青。不光是方言剧，方言音乐、方言新闻、方言脱口秀卖相也节节高升。
　　看到了收成的方言剧人纷纷准备再战江湖，陈福黔和王保田准备筹拍《王保长新篇》续集，《王保长后传》的制片人陈永宁也要趁热打铁，不但要拍《王保长后传》续集，还要拍樊傻儿的一生《傻儿传奇》，已经有了前传、后传、新篇、正本的王保长、樊傻儿眼睁睁就要被拍成《星球大战》的架势了。
　　最近这些方言剧人的重心突然改变了，“梅老坎”庞祖云激动地说：“现在有人提议取消方言剧，一律使用普通话，我坚决反对，方言剧是语言文学的品牌之一，是谁也代表不了的。”早在去年广电总局下令禁播方言译制片后，上海滑稽剧团副团长张定国就大发感慨：“上海小孩子连上海话都不会说了。”除了被认定为是“带有口音普通话”的东北话外，四川、上海等地都开始了对影视剧的“方言保卫战”。　　
　　■名词解释　 
　　散打
　　李伯清无本化评书的特指。根据武术散打演变而来，切合散打不依套路的特点，听众喜欢听什么讲什么，说书人想到什么说什么。
　　
　　假打
　　“打假”不认真就是“假打”，生活中不真实的、虚伪的、有意夸张的、好面子的行为都可以被称为假打。
　　1.做感叹词，表示对真实性的怀疑。例句：假打哦？(真的吗？不是吧？)
　　2.做名词，意为吹牛。例句：给原子弹抛光、粉刷月球、给长城镶瓷砖———生意这么大，是不是假打喔。
　　
　　素芬
　　全称“贾素芬”，“贾”通“假”，是成都人历来用这个名字来调侃好面子女人，也是李伯清散打评书中最常使用的女性人名，后配合“假打”一起使用。
　　1.做形容词，意为假的、吹牛的，与假打同意。例句：你娃素芬唆。
　　2.做名词，泛指女性，与小姐、女士同义。例句：素芬，你去哪？

    [南方周末]

四川话救了一个电台

　　□本报记者　袁蕾
　　在成都，人们一般会使用三种语言：四川话、普通话、椒盐普通话(即川普)。《吃在成都》的主持人飞哥得意之处，就是能在成都的广播节目里熟练使用这三种语言。
　　2002年5月，飞哥是四川经济广播电台晚间节目主持人，也是电台部门主任，必须每天呆在台里签字写报告，既然来都来了，索性做档节目。下午5点是每个电台的垃圾时间，台里领导也乐得让他拿去，只要3个月内有广告就可以了。当时电台节目大部分是医生讲座，他想做一档跟“性”有关、跟治疗没关的笑话节目。但下午5点这个下班的点，怎么都不像能讲“性笑话”的时间，“吃”无疑是最保险的内容。
　　“某某农家乐，纯情土鸡不抹口红，野生鱼没看过电视；三只耳的火锅鱼锅底，潜伏了5480粒海椒、6640粒胡椒。”有普通话一级甲等证书的飞哥操着四川话开张了。大部分成都人无论工作还是生活，能说四川话就绝不说椒盐普通话，能说椒盐普通话就绝不说普通话。普通话一直代表着电台的权威。在权威媒体上听到纯正四川话，给成都人带来的不仅仅是亲切，还有权威对成都文化的认可。
　　不到一个月，《吃在成都》就达到了台里“要有广告”的要求；几个月之后，飞哥一个人已经忙不过来，又增加了一个兰妹儿；不到半年，每天一小时的《吃在四川》创造了160万元广告收益———当时整个电台收入加起来不到200万元；一年之后，电台将飞哥、兰妹儿安排在两个不同的频道同时间播出《吃在成都》，160万元的广告收入变成了300多万元。
　　“没有四川话就没有《吃在成都》的今天，《吃在成都》救了整个经济广播电台。”飞哥说。2003年，因为这个节目收听率太高，四川经济广播电台重印了节目广告表，原来下午5点的垃圾时段，广告价格被重排了特价，凡是有这个节目播放的电台就会提高广告单价。另外一边，采用地道京腔播餐饮节目的成都交通台，收听率和广告价格一路下滑，一直处于劣势的四川经济广播电台终于打了翻身仗，听交通台的听众也改听经济台了。成都交通台不惜代价将飞哥和兰妹儿挖到交通台来，同样的时段、同样的内容，让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受到飞哥、兰妹儿启发的电台、电视台，纷纷将节目从偶尔用成都话，变成了偶尔使用普通话。
　　“普通话还是高四川话一等，如果全部用四川话说就把他们说水(意为变得不值钱)了。”为了让各个阶层的餐馆都能参与到这个节目中，飞哥会用语言去区分餐馆的档次：100平方米的小店，用带俚语词汇的四川话讲，比如“你娃去嘛”；100平方米以上，2000－3000平方米以下的川菜馆，用普通话词汇、方言语音语调的四川话介绍；店面精致、有些小资调调的餐厅，用椒盐普通话和京腔结合的休闲普通话；观众听到纯正普通话的时候，一定是在介绍正统西餐厅，然后转到椒盐普通话，再过渡回四川话；真正的椒盐普通话，通常是在跟打热线观众对话时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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