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道德经》是全人类最伟大的本体论之书，然而两千多年来在中国，《道德经》却成了玄经，老子则成了神秘主义的玄学之祖。这实际上是秦汉之后，历代中国儒家文人强加于老子及其《道德经》的一场最大的冤屈。这种冤屈不仅歪曲了老子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更严重而且更可悲的是，中国人，尤其中国文人自己，理解事物的能力却从此被葬送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尤其中国文人，只有记诵，而丧失了理解。中国文化传统，只剩下了记诵之学，而丧失了理解之学。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反倒成了中国文人读书的典范。是不可悲，孰为可悲？

　　上述结果，与秦汉以来，尤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儒家文人对《道德经》（也包括《易经》，关于《易经》，另外撰文论述。）的蓄意而严重的曲解密切相关。

　　老子在《道德经》中开宗明义，他的开场白即把自己的观点亮得清清楚楚：“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道”，从可能性的实际运动开始，经过否定性的自由的碰撞、假设、试错等等中介，然后达到永恒的必然性的因果的联系的阶段。这是一个完整的从可能到自由，再到必然的万事万物（宇宙、生命、人、智慧等）的客观演化过程的规律性的描述。“常道”，即客观的、必然的规律。“道”是规律，而“名”则是主观的认识（命名），与“道”的规律性相承相应。

　　显然可见，老子的本意原就认定，“道”有三：可能的道、自由的道和必然的道，正因此，后面才可能会有“三生万物”之说；而且这个“道”，也是人类可以“说”，也即可以认识并加以运用的。

　　然而，两千多年来，所有中国的儒家文人，都把老子这开宗明义、明明白白的两句经言解成了歪经，不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即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虽然稍有差异，而意义全一样，都是把可说的道解释成了“非常道”。这等于说，老子不是肯定“道”可说、可名，并从而“常道”——永恒规律性的真理可以认识，甚至可以达到和运用，而是相反，老子在否定“道”的可说性和可认识性，而且凡是可道、可名的“道”或“名”，均只能是“非常道”、“非常名”，也即是说，这个世界简直无规律、无真理可言，更不要说可以达到和运用它们。

　　这种曲解的后果对于中国历史所造成的严重的灾难性，实在是太巨大了。它事实上整整误导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文明历程，使得中国人整整两千年不知万事万物（宇宙、生命、智慧等）的规律、真理为何物。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既不信仰真理，更不知道追求真理。这种无视真理、规律的文化传统直至今天也依然如故。然而，老子在《道德经》中原本明明白白地告诉过中国人，“常道”（也即真理）既是必须信仰的，也是可能认识并加以追求的。

　　朋友们想一想，上述对老子的曲解能不说是一场大冤屈吗？它不仅是对老子的巨大的冤屈，实际上更应是对中华民族文明的某种巨大得多的伤害。它使得几十代中国人几乎永远地丧失了对真理的信仰和追求，从而也几乎完全丧失了提高对事物的理解力的一切可能性。

　　这等于说，中国人的智慧在这两千年里几乎完全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之中。由此，我们也可以直接获得解释：为什么中国人不可能自己兴起近现代自然科学，其历史根源，即在中国人根本丧失了对真理的信仰和追求。我们怪谁呢？

　　我们不妨追问，究竟是什么人在曲解老子及其《道德经》呢？我的回答是：独尊儒术的极权专制者和历代的儒家文人。

　　中国人的解释老子及其《道德经》，大体从魏晋时期的王弼（公元226—249）开始。王弼以儒家的面目解释老子，实质上是纳“道”入“儒”，蓄意使“道”神秘化。“道者，无之称也”，王弼以“道”本身为“无”，而“无”生“有”，并由此而推论出“以寡治众”，“以少治多”，以此而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政治统治提供理论基础。自此之后，王弼成了历代解释老子的权威。说来也怪，王弼一生只活了23岁，小小年纪，竟然成了中国两千多年来解释老子及其《道德经》的“玄学”权威。除了在具有崇古、拜古、复古传统的中国之外，哪个民族可能出现如此咄咄怪事？试想今天，一位23岁的青年，他可能会有如此的权威么？历史事实证明，后来所有的文人，包括今天的解释老子和《道德经》的人们，也依然在以上述“非常道”的句读来歪曲老子的崇尚和追求“常道”的本意，也即仍然在以否定真理、规律的存在性和可知性来歪曲老子的肯定真理、规律的存在性和可知性的本意。

　　我今天把这个关于老子的大冤案彻底揭示出来，目的决不仅仅在于老子及其《道德经》本身，还更希望能戳醒盲目迷信儒家文人传统、闭塞自己心窍的中国人的复古的旧梦，从而用理性批判的清醒之眼来重估文化传统的一切价值，做到对传统的精华与糟粕真正能有所扬弃和批判的继承。

    2005年11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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