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文采熠熠的人去了——念唐德刚先生

    文/赵国君

　　■唐德刚小传

　　1920年，唐德刚生于安徽省合肥县西乡山南馆唐家圩，他旧学邃密，十多岁即已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1939年秋，他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194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44年在安徽学院史地系讲授《西洋通史》。1948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

　　唐德刚是中国近代史的大家，也是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在美国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及口述历史工作。唐德刚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妙趣横生。他的著作如《晚清七十年》、《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很受人推崇。

　　1972年冬，唐德刚首次返回阔别25年的安徽探亲，此后长期为中美交流出力。逝世前，唐德刚将全部藏书共计124箱悉数捐给老家的安徽大学。

　　2009年10月26日晚间，唐德刚于美国旧金山家中因肾衰竭过世，享年89岁。

　　1

　　开船的日子到了。

　　1948年的上海，天地玄黄之际，故国清秋，士子离乡，唐德刚远赴重洋。在《五十年代的尘埃》一书里，他记述得仔细。

　　“一辆三轮车把我们带到共和祥码头……船慢慢地向大海上漂出去。在斜阳之下的祖国，逐渐模糊，终于在暮云深处消失了。”

　　一个时代，一段背影，一次启程，一世人生。

　　唐德刚从此在异国他乡学而专，专而深，亦硕亦博，在历史的行当里谈见识，展才情，所谓史学散文，口述历史，两岸、三地，中学、西学，书缘、人缘，渐渐就成精了。

　　说来有意思，唐的成名作并非史学专业的宏文，而是一篇《梅兰芳传稿》。这传记写得天马行空、文采斐然，无考据癖，不掉书袋，完全的文学笔法。《梅兰芳传稿》首发于1952年，唐氏留洋之中，学业苦修之际，刚一发表便名动四方。而后香港、台湾地一路转载，风生水起、争相传诵。

　　这种史学加文学的笔法纵贯了唐氏一生，加之功底深厚，性情放达，其文章气势磅礴却老滑俏皮，理路森然又盎然多姿。

　　且看他如何写孙中山：我们中国人，搞了几千年的“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君父主义”，而中山则是搞“无君”思想，甘为“半个禽兽”的第一个“现代中国人”！“君”是我们中国传统思想、传统制度上最大的混蛋。我们政治上的官僚主义、特权阶级、一党专政、吹牛拍马、送红包、走后门、有权便有一切……一切一切，都是从这条总根里滋生出来的。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便是在近代中国第一个主张并实行割除这个民族毒瘤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政治家。

　　为孙中山定位，畅快淋漓、妙到毫巅。

　　即便对“执弟子礼甚恭”的胡适之先生，写到高兴处，也是飞沙走石、天摇地动：

　　胡适之这个迂阔的大学究，在那“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时代，他要搞“民治、民有、民享”。

　　在那一百人中有八十五个不识字的社会里，他要搞全民投票；在那强邻压境、国运危如累卵之时，他还是反对“走捷径”；在那饿殍载道、白骨如山的饥荒年代，他要去喊“议会政治”。谁又料到，胡适当年的迂阔之言，居然逐渐地变成中国政治史上“现阶段”主题了。

　　至于这种史学加文学的笔法该不该用，挚友胡菊人、周策纵先生一再为其明辩。唐氏自己也旁征博引，大讲古来“文史不分”、“史以文传”的道统，言美国的平铺直叙和英国人的文采灼灼。

　　唐氏脚踏中西文化，游走两岸、三地，古语俗语信手，英文译文随口，他的“意蒂牢结”、“烟丝皮里纯”是译文的随手插架，他的“贫下中农”、“修正主义”是内地语言的借花献佛，待他讲白话，用文言，真是语言场里打滚，历史局中布阵，那言说的方式信息海量，妙趣多多，读起来触目惊心、荡气回肠！

　　2

　　1987年，唐德刚第三次来内地。这次，他是带着学术论文来的，因为西安的“周秦汉唐史学研讨会”请他做嘉宾。在刚刚思想解放不久，史学界还是一片沉闷。海外学人的唐德刚给会上带来的是清新气象和深刻见识。

　　他细数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一曰传统派，由左丘明、司马迁到钱穆，内地、台湾均有师承，一路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内地一枝独秀，还有一派可叫做社会科学派，由19世纪的西方“汉学”发展而来，西方汉学逐渐现代化和社会科学化后形成的现代西方中国史学。

　　这个提法让人耳目一新。不仅如此，针对着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在另一个学术会议上，唐氏鼓励年轻学人做“第四主流”，就是后来居上的通吃三家的超越派。

　　从1939年考上大学到那时，唐德刚已在史学界做了近半个世纪的研究，那阅尽人事的老道，看穿古今的深刻为当时的内地史学界带来的触动可想而知。

　　不独如此，使得唐氏享誉学界以及世间的还是他的口述历史，这门学问也不是唐氏独创，但他在这一领域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因缘机会，加上功底、才情，使得他把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个“位高隆著”的大家：顾维钧、李宗仁、张学良、胡适都“做”了。

　　因为他的作用，哥伦比亚大学有了中国的口述历史学部，他也成了最早的口述历史的作者，身体力行，四处播火，从而台湾有了，内地也正红火着，一门学问的立与行，尽在唐氏一生的推导中，功莫大焉。

　　说到口述历史，并非简单的“你说，我写”，那考据的工夫，史学的方法，一个也不能少。口述只是史料的一部分而已，大部分需要查据资料，补充考证。

　　唐德刚说，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左右”可以用之，其余的就看你的史家工夫与学术训练了，要不断的修订和丰富才成。

　　李宗仁、张学良这等武夫，军人性格，讲话有力，却谬误错误处甚多，争辩处也颇难化解，史学家必须有求真问道的勇气，方能不断更正错误，贴近真实。

　　当然，遇到胡适之这样的大学者就颇有不同了。唐德刚与胡适亦师亦友，且是胡适最失意、最穷困、最灰溜溜的时代最孤独的一个小门生，他们的关系自然熟稔亲近很多。

　　夏志清说《胡适杂忆》做得最好。

　　这个杂忆不是一般的回忆录，几近两大才情卓著、性格相投学人的对话。胡、唐师徒两人在史学训练、文学情趣上很是接近，对话也好，口述也罢，才有血有肉，才气纵横、博学多识的唐德刚围绕着老师“上蹿下跳”，“出出进进”，把个胡大学者的“生活八卦”、学问人品写得活龙活现，跃然纸上。

　　不特如此，传记写得好是一方面，主要是我们这些读书人要通过传记一览传主的真面目，才是目的。这吃透的本事，做细的工夫就是史学大家的功力了，而胡适也在唐氏鲜活井然的描述中呈现出来了：

　　读历史的人，公平地说来，近七十年来惟一手挥大斧，要为我们劈锁开枷之人———不是康、梁，更不是章太炎、黄季刚，当然更不是什么“三圣七贤”、“七君子”、“五烈士”———那只是一个人，一个有其

　　学、有其力、有其势的人，这一个人就是胡适之。

　　胡适前半生“劈”的是学术思想，后半生“劈”的是集权政治。没有胡适，则中山的民主火炬就要熄灭！

　　3

　　我们夸赞唐德刚文笔妙，功力深，还是看他考据的工夫、求证的路子对不对，好不好。史家第一位还要告诉我们历史是什么，然后才何以为是。

　　说着说着，唐德刚就来了个历史三峡说！诸位，名史学家有名在哪里？不在皓首穷经的书斋里，不在咬文嚼字的考据里，那个学问家还不够，要有名，要出名，就是在史实的基础上概念化！

　　没读过《国富论》不要紧，知道什么是“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就可以了。

　　没读过汤因比，知道什么是“挑战———反应”模式就好。

　　没读过福山，知道“历史的终结”就好。

　　同样，没读过唐德刚不打紧，知道“历史三峡”说就够了！

　　这概念化不是简单的出名化，符号化，它恰是普通学人与大师的分别，搞了一辈子都在转述、注经的多如过江之鲫，读罢万卷，能够书里来，书外去，概念化出一定义，一口号的，那可不得了！

　　概念化不是一时愤激的情绪，不是为我所用的策略，而是经过现代科学方法与史家训练后的结晶之语。

　　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概言之便是，中国历史在秦朝出现了第一次“大转型”，由封建制转到郡县制，前后历时二三百年之久，自此这一秦汉模式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便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亦即毛泽东所谓“千古犹行秦法政”。

　　第一波是封建转帝制，紧接着便是帝制转民治，唐德刚说：“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

　　这个“历史三峡”是唐德刚封建、帝制、民治“三段论”的形象描述。

　　1999年岳麓书社的《晚清七十年》现在已经是一册难求了，但他的“历史三峡”论已然成为学界诸子的口头禅。不少人将其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并论，他们对内地史学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为学、为人的一代巨子又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再添内涵，为我们这个可歌可泣的求进步、求解放的国家更注新力！

　　“别开生面”的唐先生已然不朽，但愿“别开生面”的社会也会灿然于不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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