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送红军》引发著作权纠纷 央视被告上法庭！

　　认为《长征》剧中的《十送红军》曲调是改编自40年前自己谱写的《送同志哥上北京》，曾执导过《白毛女》等话剧的导演王庸日前将央视、《十送红军》作者朱正本告上法庭，索赔10万元。

　　王庸称，1960年，朱正本到江西井冈山采风，他将《送同志哥上北京》等作品送给了朱正本，《十送红军》是朱正本以《送同志哥上北京》曲调改编的。2001年6月，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长征》时反复播放《十送红军》一曲，片尾注明的曲作者仅为朱正本。王庸认为，中央电视台及朱正本侵犯了其著作权。

　　2001年6月，朱正本则向媒体介绍了他《十送红军》的创作经过：“1960年春，我们空政文工团几位创作人员到江西采风。在当地我了解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战斗频繁。每当红军上前线，各个村子的百姓经常到村头、河边、大道旁送别红军，有时一边送一边唱。其中一首送别红军歌的曲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半年之后，空政文工团创编《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其中有一场送别红军北上长征的内容。词作家张士燮编创了一首《十送红军》歌词给了我。我接到歌词立即想到那首江西的送别红军歌。整个曲子谱得相当顺畅，总共不到一个小时。”

　　2001年6月，央视首播《长征》时对该曲并未署名，直到7月3日才打出歌曲作者朱本正的名字。王庸认为，朱本正对其获得《送》曲并据此改编一事完全回避。为此，他认为，两被告侵犯了其著作权，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现此案正在审理中。

　　这里引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乡亲们送红军北上长征的感人场面，一个才是这首歌曲的真正作者，其中究竟有多少真相可以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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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送红军》真相——那些被异形附身的民歌

   文/魏寒枫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上野鹿声声哀号叫/树树梧桐，叶呀叶落完/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三送红军到拿山/山上包谷金灿灿/包谷种子红军种/包谷棒棒咱们穷人掰/紧紧拉着红军手，红军啊/撒下的种子红了天/紧紧拉住红军手，红军啊/撒下的种子红了天

　　五送红军过了坡/鸿雁阵阵空中过/鸿雁能够捎来书信/鸿雁飞到天涯与海角/千言万语嘱咐，红军啊/捎信多把革命说

　　七送红军五斗江/江上船儿穿梭忙/千军万马江畔站/十方百姓泪汪汪/恩情似海不能忘，红军啊/革命成功早回乡/恩情似海不能忘，红军啊/革命成功早回乡

　　九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的手/心象黄连脸在笑/血肉之情怎能忘，红军啊/盼望早日传捷报

　　十送红军望月亭/望月亭上搭高台/台高十丈白玉柱/雕龙画凤放光彩/朝也盼来晚也想，红军啊/这台名叫望红台

    ——《十送红军》歌词

　　龚晓跃来北京，一起KTV，非要我唱《十送红军》。这首歌以前在南方体育KTV时，必要一唱。但我很少进KTV，更别说唱歌了。老领导点名，只好勉为其难了。龚总对现代中国革命，对毛泽东，自有其看法。但大抵有一点我们相同，一个说不清的情结，事实上，这大概是中国人的情结吧，如程益中所说，喝着狼奶长大，甩都甩不掉。而对毛泽东，要想湖南人彻底批判视之，恐怕很难。湖南人民基本说起来，无论是半尊敬还是半调侃，都是叫毛嗲嗲啊。就我来说，我总力图本着现实的批判，存入历史的宽容；基于价值观的否定，考虑方法论的借鉴。

　　上面题头是《十送红军》歌词，据《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校。歌词里省却赣南（即赣州）客家方言：里格、介支个。“里格”是“这个”的意思，和赣北都昌话差不多；“介支个”不知道是啥意思，按比较权威的解释是：客家方言中的衬字与语气助词。但也没说清楚该词独立状态是啥意思，有说是“那几个”的意思。怎么念叨，都想不出都昌话里有相同的词，相同的是都昌话把“介”也读成“gai”。

　　这首歌，并非当年赣南民众屁颠屁颠跑在路边，满含深情地送别红军所唱。梁山泊式火并王佐袁文才，清洗江西本土籍共产党，裹胁政策导致乡村经济破产，军营式治民体系带来恐惧，赣南民众对红军已经是冷眼相待，甚而有领着白军打红军的情况。赣南中共控制区240余万总人口中，先后有33万余人参加红军，那送行的民众，站在两边，灯笼火把交相辉映，然而，与其说感念军民鱼水情深，不如说是凄绝送别此去不归的家属，和自己身不由己的命运。

　　此处不是历史论证文章，无法过多涉及赣南中共控制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当地民众和红军的关系。虽然《十送红军》曲调搜集整理者朱正本，回忆它采风时的了解说：当年每当红军上前线，各个村子的百姓经常到村头、河边、大道旁送别红军，有时一边送一边唱，其中一首送别红军歌，旋律婉转优美（此话真实度几何存疑）；虽然无数革命回忆录包括共产党政斗失败者的吴法宪，在回忆自己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都仿佛洋溢着阶级的仇恨和找到组织的喜悦；然而现有的当年史料已越来越多证明，壁垒式军管之下，参军既是血酬定律的最好体现，也是恐惧不能自主的无奈。所谓扩红，披红挂彩的背后，充满着泪水和恐惧，“反革命”三字的恐怖，导致人们害怕就能使兵员激增。虽然当年和多少年后的宣传画，“打土豪分田地”和“翻身农民闹革命”显得那么伊甸园，但这样的政策，农民革命几千年见怪不怪，丝毫不影响流寇或军管式从农民身上对金钱、粮食、劳役和兵源的裹挟与榨取。没有一次农民革命，不是一时的、树典型的开仓赈民欢乐，和永恒的普遍的对手无寸铁的农民的恐怖裹挟。上溯几十年，被中共称颂作为先驱榜样的失败的天平天国，其高级官员、军事领袖李秀成后来就曾轻描淡写地回忆：西王（萧朝贵）在我家近村乡居驻，传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全家食饭，何必逃乎？我家寒苦，有食不逃。临行营之时，凡是拜过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烧之。家寒无食之故而随他也。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後又有追兵，而何不畏？秀成一生，身不由己，这是最初的表达。他的既因革命食饭更被革命恐怖裹挟，是无论包裹着什么外衣的农民革命，最一以貫之的对立统一。所以，当《送郎当红军》调起，扎入乡愁体味优美的同时，内心有一片空间在时刻提醒，地底下，有痛苦的父母妻儿，有亡魂在呐喊。

　　江西在中共革命中付出的代价不小，官方统计数字显示，江西有238844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其中赣南占10.8万；中央红军西走陕北时的8.7万人中，有5万余人是赣南籍子弟。湘赣和两广有相似之处，因为移民而有千丝万缕联系，毛泽东就是唱着“老表”的口号进入江西。然而命运待他们并不厚，太平天国广东人做精神领袖广西人控制世俗权力，两广老兄弟同坐江山同享尊荣的历史没有重现，江西本非中共革命领袖起事之地，它只是革命的一个驿站，加上江西籍高层在井冈山、赣南的覆没，到后来方志敏被执，张国焘败走，江西终至就算从中共自身评价体系言，也是廿万子弟百战死，才换三员上将廿年归。

　　几万子弟背井离乡，逃荒已经绝望，这不是逃荒，而是扛枪的逃亡。那些绝望的父母妻儿，站在于都河岸，想着可能永远不归的儿子丈夫，忧心红军去后不测的命运，能不撕心裂肺、肝肠寸绝？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最后一代唐诗图景，产于现代中国，落在江西赣南。少共江西省委书记、留守性质的中共苏区分局委员李才莲是兴国人，1935年5月，21岁的他在瑞金突围时战死。她的妻子池煜华每天站在自家门槛上望郎归，一等71年，直到去世，因为他的丈夫曾经说过：战争时候什么消息都有，如果有人说我死了，你千万别信，我一定会回来找你。早些年，我的同事曾经采访过此位老人，这个故事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它内涵的时代中大人物的传奇和祭台上小人物的凄绝，让我百感交集（此事真实度几何存疑）；而以共产党的被遗弃者写进历史的吴法宪，则用无线凄凉的笔调，描述除他参军以外的作为平民的一家七口，因围剿、还乡团原因，死掉六个，最后孤苦的父亲流落街头，贩卖黄烟直到解放，可还未见到衣锦还乡的儿子就不幸离世。考虑如此，则于都河的送别，撕心裂肺当有之，然而，这和“恩情似海不能忘”、“撒下的种子红了天”的咏叹，就是两码事了。

　　这首歌，赣南民众可能不会唱。但最关键的是，那时压根没有这首歌。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从另一个层面也可作些有意思的说明。《十送红军》中，三送红军到拿山，七送红军五斗江，十送红军望月亭，加上下了山、过了坡，上大道，这是彻头彻尾的井冈山地名和路途。而那时，我们的红军长征，按官方定义，较为客观的出发地表述是：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党政军首脑机关撤离瑞金，于10月17日傍晚在于都率领8.7万名红军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瑞金、于都是赣南，井冈山是吉安，中央、红军和毛泽东那时侯早就在赣南的瑞金红都了，吉安湘赣界的井冈山1929年就撤了，谁送啊？你看这歌情深意切，肝肠寸绝，天知道不仅时间挪位，空间上更是睁眼撒谎。或许赣南送别，领头的是博古他们，加上毛很背，比不上当年红色山大王的风光，于是事过境迁，就来他个乾坤大挪移，这种事情，没少干。

　　已经无法记起第一次是何时听到《十送红军》，或许，也是通过广播吧。我们家乡是在赣北，和赣南、井冈山也是路途遥远。然而，这并不妨碍《十送红军》的旋律，伴着秋雨梧桐的凄凉梦境，永远刻在少年的我的脑海。因为笼盖我们的，是如陈凯歌电影《无极》里大圈圈套小圈圈的紧箍宫殿一般的革命的情感。书本上接受的是宏观的革命景象；落到江西，接受的是江西是老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井冈山和南昌两大中共过客式用兵之地，是江西全民的图腾幻境；落到都昌，则是处于身边切身体验的革命情感。都昌同样是老革命根据地，高考可以有加分优势，虽然我印象中，等到我大姐惨痛的高考经历时，这个已经不起作用了，都昌这个老革命根据地算不得什么，不过是燎原星火中渺小的一点而已，远不能和赣南、吉安比；落到汪墩，这自己的生活环境，则是每个清明，涉步不远，去扫烈士墓。这里当年也上演过血腥的党派和宗族仇杀，现在最后战胜方当年所牺牲的亡魂，正享受着至高无上的道德供奉，他们的子弟，也幸运地进入当地政界，成为头面人物，而曾经风光一时的最后失败方，则杀头的杀头，逃亡的逃亡，早已树倒猢狲散，他们的后代，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了。清明时节，通常乡下会做米粑吃，这是都昌民间最受人欢迎的食物之一，而那春日艳阳，和风拂柳，漫山的映山红开放，映山红，本就是江西风土和革命的典型吉祥物，还是一种略带酸甜的上好食物，加上松涛阵阵，写出一篇祭奠先烈努力学习的文章，能得到带队老师的夸奖，则革命一词，已经和清明结为一体，成为乡间少年难得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了。

　　一旦你从少年时代起，就是处于这样的环境，则你的思想命运，通常也就难有大的例外了。而一旦进入成年，因为两次下雨的意境对接，则对《十送红军》里秋雨梧桐的梦境，已经是欲罢不能了。头一次是下雨天的傍晚，天色昏暗，细雨沾衣，走在崇山峻岭、景色幽深的山路上，那是当年中共游击队活跃的三县交界处，茫然无依的孤独，伴着对当年枪声和英雄运筹帷幄的想象，幽灵已经进入你的心中，你无丝毫反感。再一次是看戏，堂皇的剧院，动情的演员，正在现代光影设施制造的瓢泼大雨天中，上演着赣南山野一次惊心动魄的革命情景，那是在讲述一个乡间美丽女人如何挽救一个革命者。这出戏的剧种叫采茶戏，是赣南客家和江西的代表性剧种，它曾经咿咿呀呀不厌其烦地通过波频传送给全江西，但江西的乡愁或许是被黄梅戏和越剧所占据，它未曾有一次打动过我。

　　终于有一天，我竟然能听到采茶戏那么美丽动人的声音，那就是《十送红军》。是的，就是传唱中国的《十送红军》，成为共产党和他人民情深似海、患难相依的经典诠释。它是采茶戏。

　　我们知道，1961年，《十送红军》作为歌舞剧《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的一首，由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首演于北京，从此传唱中国。它由共产党庞大而训练有素的文艺队伍中的一员、曲作者朱正本与词作者张士燮搜集整理、创造新词，于1960年发表，也就是现在《十送红军》的模样。而他们搜集整理的，正是赣南客家民歌《送郎调》曲调，该曲调在采茶戏中叫《长歌》。古老的乡土中国，从《诗经》开始，民间就对爱情进行最淳朴热烈的讴歌，那些忧伤动人的民谣，延续到罗大佑、崔健，一直勾引着中国少年悠远的情愫，成为这个国家典型的文化意境。《送郎调》就是从南到北，从东倒西，从汉族到另外五十五个民族无数这样美丽动人旋律中的一个。它并不会知道，它将和那些美丽旋律一道，遭受那美艳善良的女子妲己一样的命运，被九尾狐狸精害死附身，偷梁换柱，从此人们再不复知道它的本真。越是见不得光的幽灵，越需要附身光明正大、万众所趋的美好事物，一旦俯身，则因为本体的美好，迅速流被。类似的预言，东西方都有作品在诠释。经典电影《异形》里，异形一旦附身，再美好的人类都变得邪恶，当它最后附身电影女主角，那地球上最后的善良母性，看着她绝望的挣扎，和异形一旦附身，就再也洗刷不掉，成为自身一部分，禁不住悲从心来，久久不能散去。

　　那优美的《送郎调》，是客家离人和思妇的乡愁。有人说：送别的情感在客家人中特别浓烈，客家民歌与客家采茶戏中“送郎”、“十送”之类的民歌占有相当大的成份。客家先人告别中原，举家向南迁徙，长途跋涉，艰苦转辗，在漫游中选择一个又一个生存空间。不停地走，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不停地告别、离别、送别。《送郎歌》中的情景是妻子送郎出远门，边送边唱，情深意长，一唱三叹，触景生情，如泣如诉，悲切哀惋，欲言又止。这优美凄凉的旋律，最后通过置换新词，成为《十送红军》，它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通常被一个或一群共产党文工团的美丽女子，穿着现在已经没有的乡间清纯打扮，站在路边，向那些满负荷尔蒙的红色军人，忧伤而多情地挥手。客家夫妇的深情送别，就这样天衣无缝地转化为以赣南女子为形象代表的赣南民众对红军的依依不舍。

　　所以，每当少年的我，听到《十送红军》或《送郎当红军》时，总能感觉出浓重的忧伤。总想是赣南民众眼看着红军和子弟就要远离，白军和还乡团回来，那种断肠的分别痛楚的自然流露。而这，当然是一种忧伤的失败情绪。心想，红色革命中，总算还有像苏俄革命的灵性空间存在。可全然没想到，这块恢弘背景布的后面，是对客家离人思妇的情感表达空间的无情占取。

　　那些发源于春秋战国年间的田头采风传统，同样行进到现代中国，成了铺天盖地的异形式侵入。那些不缺才思和土地精神的文艺工作者，他们不再是爱情和美丽的使者，所做的不再是乐府式抢救和收藏，而成为官方权力控制下，无孔不入，无时不在的异形入侵。以《十送红军》为例，就足见一斑，据曲调搜集者朱正本回忆：空军部队领导为突出老区革命传统，要求他们必须注明《十送红军》是民歌。而当时中共苏区负责文化教育的瞿秋白就指示：没有人谱曲，就照民歌曲调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就能流传，比有些创作的曲子还好些。

　　这些偷梁换柱式妲己附身、异形入侵，从南到北，从东倒西，从汉族到另外五十五个民族，桃花过处，寸草不生。现在，是到了该恢复中华民族美丽的爱情和生活旋律的时候了。我们将要无比艰难地去捕捉，那些被偷梁换柱后早已模糊陌生的美丽的背影：
1.《十送红军》本是客家采茶戏《长歌》。

　　原词有：一送里格表哥，格只介柜子边，双手里格拿到，格只介两吊钱……表哥哥听妹哇，出门里格郎子，都要爱惜钱。

　　改词见文开头。

2.《送郎当红军》本是赣南民歌《十送郎》。

　　原词有：送郎送到天井边，一朵乌云遮满天，青天保佑下大雨，留住我郎宿夜添。

　　改词有：送郎送到十里坡，眼不流泪口唱歌，愿郎革命革到底，等你十年不算多。

3.《八月桂花遍地开》本是河南信阳民歌《八段锦》。

　　原词有：小小鲤鱼压红鳃，上游游到下呀嘛下江来。头摇尾巴摆呀哈，头摇尾巴摆呀哈，打一把小金钩钓呀嘛钓上来。小呀郎来呀啊，小呀郎来呀啊，不为冤家不到此处来。

　　改词有：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啊，张灯又结彩呀啊，光华灿烂现出新世界。亲爱的工友们呀啊，亲爱的农友们呀啊，唱一曲《国际歌》庆祝苏维埃！

4.《东方红》本是陕北民（情）歌《骑白马》。

　　原词有：骑白马，跨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打日本就顾不上。毫无疑问，这已经非《骑白马》的民间歌词。

　　改词不列。

5.《乌苏里船歌》本是赫哲族民歌《想情郎》。

　　其余各地各民族的歌曲被偷梁换柱情况，不知凡几，因非专业人士，不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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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民歌“两只老鼠” 成了黄埔军校校歌

　　苏俄扶持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北伐，红歌开始广为传播，仍以改词为能事。比如那首《工农兵联合起来》，改自李叔同填词的《中国男儿》：“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天府之国，取多用宏，皇帝之胄，神明种。风虎云龙，万国来同，天之娇子，吾纵横。……”而曲调则取自日本校园歌曲《学生宿舍的旧吊桶》。再一查，日本人拿来的原是一首匈牙利民歌的曲子。

　　法国民歌“两只老鼠”，一变而为“打倒列强”，成了黄埔军校校歌，还代了一阵民国国歌的。最绝的还是美国佬，他们在84年奥运会为两岸运动员入场奏了同一个曲子，大陆运动员听见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台湾运动员听见的是《国民革命军之歌》，皆大欢喜。其实，如果北洋军听了也没意见，那是他们唱的《大帅练兵歌》：“中华民国五族共和好，方知今日练兵最重要。大帅练兵人人都知晓，若不当兵国家不能保。……”再往前，清军也不会意见，那是张之洞编词的《大帅操兵歌》：“朝廷欲将太平大局保，大帅统领遵旨练新操。第一立志要把君恩报，第二功课要靠官长教。第三行军莫把民骚扰，我等饷银皆是民脂膏。第四品行名誉要爱好，第五同军切莫相争吵。……”用的是《德皇威廉练兵歌》的曲子。谁说没有普世价值呢？西方那一曲，在我们这儿延续了四家朝庭，至今还算“红色经典”。

　　改词套曲最令人啼笑皆非就是那曲《东方红》，男欢女爱卿卿我我的缠绵调，居然成了响彻太空的颂歌。从《诗经》里的“颂”开始，历朝历代不乏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之词，然而似老毛那样，只准“颂”不准“风、雅”的，却没有。有说道称“国家不幸诗家幸”，据说国运越悖歌声越嘹亮，此类歌总是会兴旺于国家衰微人民遭难之时。就连那些样板戏里，尽皆男鳏女寡，唱词要么杀气腾腾，要么肉麻颂恩，哪怕略有一点人性气息也得打磨干净。

　　还有一段老兵轶闻，说的是孙立人在印度练兵，嫌他原来的“新三十八师师歌”不合时宜了，想换。找来些歌谱哼哼，发现有一首很不错，于是令全师官兵习唱。唱了许久才知道，那是《八路军进行曲》，立马废了，老孙只好自己创作，写了首《知识青年从军歌》，弄好了队伍也扩编了，就成了新一军军歌。红歌果真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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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首中国军队传统歌曲的来源

  在1984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华台北代表队入场时，奏的就是这个曲子，当时许多国人都吃惊地发问，说为什么用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中华台北队入场进行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正是因为由一首旧军歌填词而成。因而在落衫机奥运会上运动员入场式上海峡两岸运动员入场时，东道主均以这个旋律伴奏。哈哈哈！此曲真可谓是横向使用最宽，纵向使用最久的军歌曲谱了。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其护军营为基础编练新军，以后陆续扩编，至1904年，按陆军部新营制编为一镇一协，共16104人，大部驻扎武汉三镇，少数驻京汉铁路沿线。新军招募对象系18—24岁的青年。不仅要求体格健壮，而且要求能识字写字、略通文理，当时有些秀才也应募当兵。对无业游民、吸食鸦片及曾犯案监禁的人则一律不招募。1904年，编练新军的张之洞著下了一首《大帅练兵歌》，这首歌又被后人称为《北洋军军歌》，歌词如下：

　　《大帅练兵歌》

　　朝廷欲将太平大局保
　　大帅统领遵旨练新操
　　第一立志要把君恩报
　　第二功课要靠官长教

　　第三行军莫把民骚扰
　　我等饷银皆是民脂膏
　　第四品行名誉要爱好
　　第五同军切莫相争吵

　　方今中国文武学堂造
　　不比市井蠢汉逞粗豪
　　各营之中枪队最为要
　　望牌瞄准莫低亦莫高

　　炮队放时须要看炮表
　　安放药引须按度数标
　　轻炮分工不愁路窄小
　　重炮车载马拉不觉劳

　　马队自己须将马养好
　　检点蹄铁切勿伤分毫
　　临敌侦探先占敌险要
　　我军酣战从旁速包抄

　　工程一队技艺须灵巧
　　陆地筑垒遇水便搭桥
　　辎重队里事事算计到
　　衣粮军火缺乏不需焦

　　这首歌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名气，但其曲被使用之广却是为后人所惊目的。进入民国后则被重新填词成了民国时的新军歌。

　　中华民族五族共和好
　　方知今日练兵最为高
　　大帅练兵人人都知晓
　　若不当兵国家不能保

　　请看外国军械多灵巧
　　重整武备坚甲历兵高
　　共同练兵个个如虎豹
　　保住国家太平乐消遥

　　陆军营内辎工马步炮
　　各营各连学术比为高
　　陆军棚内正目为主脑
　　服从官长一切做事好

　　第一当兵宗旨要达到
　　莫叫官长费心又费劳
　　第二棚内常讲卫生好
　　无有疾病哪能生疲劳

　　第三枪械自己要保好
　　临阵之时发枪多灵巧
　　第四军服洁净最为要
　　若不洁净外人多耻笑

　　第五棚内弟兄和气好
　　同心处事切莫相争吵
　　第六临阵奋勇向前跑
　　如果退却军法不能饶

　　第七莫看吃酒赌博好
　　官长查出军法不能饶
　　第八莫怕弹雨枪和炮
　　效命疆场才能显英豪

　　第九服从官长为正道
　　遵守营规这事为最好
　　第十功课要受官长教
　　立了战功升官有多好

　　但愿同胞拿起枪和刀
　　卫国杀敌个个逞英豪
　　驱逐强盗平定内忧患
　　保住国家太平乐消遥

　　以上只是两个版本，其实用此曲填词的军歌远不仅此。不知此歌的作曲者是谁，但他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作曲家。从十九世纪清政练新军时最早发现用此曲填词作为队列歌曲。进入民国后，北洋军阀各派系军队，国民革命军，新军阀军队，都用此曲填入新词成为军歌。一直到今天，这个曲子仍然被我们所使用。这首歌正是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说到这首乐曲原型可能不太为人所知，此曲原名《德皇威廉练兵曲》，是一首普鲁士军歌。但是它太适合队伍行进时齐唱了。每到我们举行分列式训练时，总要用这个曲子整齐步伐，因为再也找不到比它的节奏更合适的队列进行曲了。

  《德皇威廉练兵曲》→ 《大帅练兵歌》→ 《北洋军军歌》→《国民革命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合唱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三大纪律我们要做到，八项注意切莫忘记了；

　　第一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
　　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
　　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
　　第四若把东西损坏了，照价赔偿不查半分毫；
　　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
　　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行军作战处处注意到；
　　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流氓习气坚决要初掉；
　　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

　　遵守纪律人人要自觉，互相监督切莫违反了；
　　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军队处处爱人民；
　　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

　　德皇威廉练兵曲

《德皇威廉练兵曲》→ 《大帅练兵歌》→ 《北洋军军歌》→《国民革命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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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源于曾国藩？

　　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的《爱民歌》是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甚至是从后者演变来的。这种说法对吗？本文在详细考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产生过程的基础上对此作了回答

　　关于二者关系的三种观点

　　观点一:借鉴说。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直接渊源于《爱民歌》，二者有极强的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宋树理、刘金元、王泉初等学者。宋树理在《毛泽东评点曾国藩》一书中说，毛泽东“效仿曾国藩治军的《爱民歌》，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显示出了二者极强的联系性与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可是，宋树理在强调二者的联系和借鉴时，没有列出任何具体的史实。刘金元、王泉初在《曾国藩家府收藏的历史性贡献》一文中写道:“在第一师范求学时，毛泽东曾将曾氏多则经典语录抄于读书笔记《讲堂录》上，他曾经也从蔡锷编辑的《曾胡治兵语录》中吸取爱民、爱兵、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教育)的精华，曾国藩曾作有《爱民歌》”，“毛泽东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细细比较，二者从中有着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然而，这里说的细细比较，只是二者字面上的比较，也没有提出史实根据。

　　观点二:参照说。比“借鉴”说更进一步的，是“参照”说，即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参照了曾国藩《爱民歌》。

　　观点三:影响说。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另一些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角度来讨论问题，只认为《爱民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间存在某种可能的联系或文化上的影响。例如，国内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在《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一书中探讨早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时关注到了毛泽东与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曾国藩之间的某些联系。他说:“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没有丰富的中国文化作养料(包括曾国藩的言行)，就产生不出他这样一个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的伟大革命家来。”但李锐只是概括地指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养料的吸取，并未作无端推测，这表明他治学的严谨。历史学者王子今在《毛泽东品题曾国藩》一文中探讨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时说话也很慎重，他认为毛泽东为红军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曾国藩治军经验的某些影响。”王子今的这些话很注意分寸，同样没有作无端推测。

　　提出和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完全是根据当时军纪的实际需要，一些条文是从当时的具体环境中产生的，并不是从《爱民歌》中来的。

　　从以上诸种观点看，如果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从曾国藩的《爱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直接的继承性，那武断的成份就太多了。而从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角度来讨论《爱民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可能的联系或文化上的影响，方法是严谨的。至少，从毛泽东从事军事活动的历史过程来看，提出和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完全是根据当时军纪的实际需要，并且随时进行修订，一些条文都是从当时的具体环境中产生的，并不是从《爱民歌》中来的。

　　据老红军李立在《革命摇篮井冈山》一书中的回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过程可追溯到三湾改编时期。李立说:1927年10月中旬，“我们的队伍到遂川县的大汾时，突然遭到地主武装袭击，队伍一时被冲散了，战士们又累又饿，有的同志看见老表们种的红薯不管三七二十一扒起来就吃。还有少数战士行动散漫，不听指挥，甚至还乱拿群众的东西，又犯了旧军队的老毛病。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又为部队制订了革命纪律，向战士们作了重要的讲话。”10月24日，毛泽东同志向大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底，工农革命军主力在遂川城里过春节时，“毛泽东同志又向战士们提出了六项注意:第一，上门板；第二，捆铺草；第三，说话和气；第四，买卖公平；第五，借东西要还；第六，损坏东西要赔。”“以后，战争更加频繁，俘虏就更加多了，少数战士违犯政策，搜了俘虏的腰包。有的战士在村边的小河里洗澡，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毛泽东同志把六项注意又改成为八项注意，添上了‘不搜俘虏腰包’和‘洗澡避女人’两项。后来，因为情况不断变化，又作了一些修改，例如把‘筹款要归公’改成了‘一切缴获要归公’。把‘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又改成了‘不拿老百姓一个鸡蛋’。长征到陕北后，又改成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李立记得，1928年3月工农革命军进到湖南桂东县的沙田村，毛泽东向战士们明确宣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如下内容:“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七，洗澡避女人；八，不搜俘虏腰包。”

　　李立的这些回忆资料是珍贵的，不足的是把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沙田圩“三十六担丘”田边的土台上，向工农革命军和地方赤卫队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误记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间也不准确。

“六项注意”是怎样变成“八项注意”的

　　对于六项注意怎样变成八项注意，陈士榘(1927年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说法是:“1929年初，工农红军第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开辟新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根据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将‘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新添两条是:洗澡避女人，大便挖厕所。以后又改为:缸满院净，挖卫生(厕所)。”对于八项注意的丰富和最后改定，陈士榘的记忆是:“从1929年以后，战斗更加频繁，胜利一个接着一个，俘虏大量增加，毛泽东将‘八项注意’中又增加了两项新内容，优待俘虏和进出要做宣传工作。最后改定的‘八项注意’，其内容更为丰富与概括。例如，‘打土豪要归公’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不过，对于从“六项注意”发展而来的“八项注意”，其新增两条的具体内容还有一些不尽相同的说法。例如，有文章认为:“1930年5月以后，毛泽东和朱德又对六项注意作了修改，增加了‘七、不得胡乱屙屎；八、不搜敌兵腰包’，从而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写进了9月25日红一方面军颁布的《红军士兵会章程》中。1931年，中共中央代表欧阳钦在向党中央报告中央苏区情况时，具体地报告了红一方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此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措词略有改动，并成为全军和地方武装的纪律。”

　　不仅如此，对于“八项注意”中后两条增加的提出者也有不同说法。例如，饶道良、李春祥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前身》一文中说:有老人回忆说，那后面两条是林彪加的。1969年8月底，林彪带叶群、林立果、吴法宪等人上了井冈山。8月31日下午，叶群、吴法宪等人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当时叫“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参观，在看到陈列品中有一块红军写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背包布时，吴法宪说:“毛主席开始只提出了六项注意，后来征求其他人的意见，都说不出什么来，只有林副主席又提出了两项，就是: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主席听了，同意补上去，这样就成了八项注意了。”

　　显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最初从1927年10月三湾改编时提出的“三大纪律”，最后到1947年10月10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前后经历了20年才最终定形。从军事实践对军事纪律形成的决定作用来看，它完全是在实际中产生和丰富起来的。这一点，还可从红四方面军也曾产生过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相似的军事纪律得到证实。

　　由此看来，毛泽东虽然受过曾国藩的思想影响，但不能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爱民歌》之间有借鉴或模仿关系，因为缺乏史实依据。(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附录：曾国藩《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去民家取门板。

莫拆人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鸡和鸭，莫借民间锅和碗。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进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无钱莫采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第三号令要声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你觉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否就出自《爱民歌》呢？ (本文来源：北京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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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头匠”曾国藩的功过是非

　　“剃头者”，“曾剃头”曾国藩是也！

　　我不喜欢“剃头”这个名字，虽然剃了头凉快，但是以剃头称呼曾氏，我觉得过于轻率，而且很显然的是，剃头论者是站在太平天国那边说话的，我不喜欢这种非此即彼不在此阵营则在彼阵营的阵营式态度，这不是读史的态度。

　　站在传统的角度，曾氏是成功的，１８３８年，２８岁的他以科举中进士，留京师，十年七迁，连升十级，１８４６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时年三十七岁。这一点连曾国藩自己都深感得意，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后因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但正如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一样，曾国藩之誉来自于此，之谳也来自于此。站在政府那边，曾氏是功臣，站在太平天国这边，曾氏就只能是剃头的屠夫了。其实，如果不是林则徐死到了奉旨前去镇压太平天国的路上，那么剃头这活儿可能落不到曾氏的头上，而林公若不是上天眷顾及时的把他拉走，那么林公剃头的功夫也绝不会弱于曾氏。所以，曾氏的剃头，怎么着也只是一个廷臣的本份，恪尽职守罢了。更重要的是，曾氏与洪氏双方都在剃头，你不剃对方的头，对方就剃你的头，就看双方的剃头功夫了。洪氏功夫若了得，中国历史上也就多一个开国的“洪氏元璋”而已，于中国格局似无变动，甚至可能更不堪！

　　从为官清正方面来讲，曾氏也算是清政府一难得的清廉之臣了，虽然也拿灰色收入，但是民族英雄林则徐也拿啊。

　　从个人修养方面来讲，曾氏堪称古典士大夫的道德楷模。他首先是个儒者，治家律已几近圣贤；其次，他还算半个理学家，曾经师从当时的理学大师唐鉴和倭仁。正象身为儒者但没有沦为腐儒一样，受过理学大师熏陶，熟悉程朱理学的曾氏也没有空谈心性。他对倭仁等理学大师有自己的评价。他说倭仁“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仁），然才薄识短”。实际上也正是如此，这些人只能流于清谈，难委于实事。对于一般的借虚名猎利的理学者，曾氏则干脆认定为“虚声纯盗之流”。

　　曾氏的自守与开明更是有目共睹。镇压太平天国成功后，湘军势力如日中天，但曾氏懂得功臣身退之理，自请裁撤湘军２５０００人，削除了最高统治者的疑忌，并转而投入洋务运动，成为清政府最重要的地方洋务代表之一。还有，１８７２清政府开始派遣赴美留学幼童，如果不是曾氏与李鸿章的联衔入奏及曾氏设计出具体的计划上奏给清廷，那么容闳的这一设想根本无从实现。

　　更奇怪的是，后人还有把曾氏论作汉奸的。动不动就把人骂作汉奸的爱好，出自这样几种人：一是清政府的口头革命家们，时称清流派，不会干实事，只会表态。二是以载漪为代表的满洲贵族。众所周知，洋人不支持载漪的儿子取光绪而代之，载漪就看谁都象汉奸。三是义和团。义和团眼里，凡是会说一句鸟语的，给洋人打过交道的甚至卖大白菜给洋人的，统统是汉奸！ 打个比方，随便从这三种人里提溜出一个来，让他去处理天津教案，他准是吃不了兜着走。事实上，清政府最后以八国联军进中国而挨了最重的一闷棍，恰是因了洋务派的中央首领恭亲王老六于１８９８年逝去导致宫中政治势力失衡先趋于新政之极端失败后又趋于旧政之极端之故。也就是说，恭亲王在阻止排汉、排外方面一直处于中流砥柱的地位，一但他没了，宫中顽固守旧势力遂占了上风，拳乱、庚子之辱皆由此而来！在顽固守旧势力占上风的情境下，凡是与洋人打交道的人，注定要落个汉奸名头。曾氏戴上汉奸帽正是由于他对天津教案的处理。天津教案的起因：１８７０年，天津市民中流行教堂给教民发迷魂药诱骗中国儿童，取脑挖心以配药，并且已有人发现成筐的儿童眼珠等谣言，导致群情激愤，遂与洋人发生冲突，火烧法国的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及英美教堂十座，破坏和掠走财物一批。２４名外国人在天津被打死。其中包括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和十名修女。至于中国教徒死伤，中国人似不在乎，史料上只说了个死伤“数十人”，咱就不说了。教案发生时，曾氏由于肝病日重，右目完全失明，正在家休病假。清廷谕旨曾氏前往处理。处理结果：中国人斩首１６人，判刑２９人，赔偿损失４９万两，派崇厚到法国道歉，天津知府、知县革职流放。当时洋人要求杀天津道员、知府、知县为法领事抵命，并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严词拒绝。但曾国藩与李鸿章背后都知道，此案总的责任在我方。曾的奏折是：挖眼剖心，全无实据；津民生愤，事出有因。李鸿章干脆就说：“此案诎在津民。”按大清律，一命抵一命，所以曾氏一个这样的处理结果，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也可交差了。曾氏自己知道，由于怕战争重启，他“办理过柔，以致谤议丛积，神明内疚”，但是他同时表示“果能遏兵，即招谤也听之耳！”所以在我看来，曾氏这样处理，倒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之举了！

　　值得玩味的是，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一对冤家对头同时喜欢曾氏。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礼”，“曾文正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浦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

　　相形之下，作为湖南同乡，毛泽东对曾氏评价更高，他在1917年致他的友人兼老师“邵西先生阁下”（邵西即黎锦熙）的信中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岂止是服，某些方面，毛泽东完全在模仿他的老乡，比如曾氏的“呆兵”与“活兵”之说，可能给了毛泽东独创游击战的灵感，而曾氏活学活用儒家之仁爱之民本，在创建湘军时编下爱民歌，更是毛泽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范本。下面录下曾氏的爱民歌全文：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账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部。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邀些地痞作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名声。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上次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怎么样，看了这歌，还以为咱们的部队来了呢。可是曾氏的评价为何上不去呢？原因可能在于毛泽东对曾氏的另一句评价“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一句话，厉害是厉害，佩服是佩服，可您老人家是地主阶级阵营的，就莫怪我们不捧场了，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无产阶级这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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