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11-28
南都记者徐文阁摄
■嘉宾简介
林少华，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亦从事文学创作。祖籍山东蓬莱，生于吉林九台。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曾在暨南大学、日本长崎县立大学任教，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青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外国文艺》编委等职。居青岛。
我特别喜欢三位作家，两位中国作家，史铁生和王小波，史铁生2010年12月31日去世，王小波14年前去世。另一位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这三位作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看重灵魂的质地，都追求灵魂的自由。
阅读史铁生：触摸纯正灵魂
先说史铁生，2010年最后一天，他结束了生命的最后一刻。那天青岛很冷，我一进教室，学生们就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和史铁生素昧平生，我在给研究生推荐的不多的课外阅读书目中就有他的《病隙碎笔》。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文字之美，还因为他的思想之美、人格之美，甚至生命存在状态之美。我想通过这位残疾人作家让学生在这个流行选美和消费美的时代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残疾。
史铁生总是在文字中传递思想之美。举一个例子，他说：良心的审判，注定的，审判者和被审判者都只能是自己。可以说，铁生的文字和他的思想，在争相炫耀碎片以至垃圾的当今时代，宛如没了“贼光”去了火气的年代久远的青瓷罐；在众声喧哗的尘世漩涡中，好像远处教堂管风琴低沉而悠扬的奏鸣；在光怪陆离的各种“神坛”中，仿佛夕晖下安谧古老的地坛。文字之美、思想之美，无疑意味精神之美、灵魂之美。史铁生以残疾的肉身，爬上了我们许多躯体健全的人所没有爬上的精神山巅，以缓慢的轮椅，到达了我们许多乘坐奔驰、宝马的人所未能到达的灵魂腹地。
铁生是一个极有爱心的人。他21岁截瘫，在轮椅上生活38年，透析12年。但他的作品没有任何阴湿之气，没有怨天尤人的哀叹，而是充满明朗的光照、干净的情思和细腻的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铁生捐献了自己的肝脏，救活了一位患者。天津红十字会通知铁生夫人陈希米：史铁生捐赠肝脏的受捐者，因为有了这个充满生命力的肝脏，才亲眼看见了他刚出生的孩子。
铁生这一捐赠行为固然是出于爱，但并不仅仅是出于爱。而且可能同他对灵魂的认识有关：在肉体同灵魂之间，他无疑更看重灵魂，认为肉身可以毁灭，但灵魂永存。相对于肉身的滞重，灵魂是自由的。完全可以断言，阅读史铁生作品的过程，即是感受和触摸一颗出色的纯正的灵魂的过程。它可以使我们浮躁以至暴戾的心获得宁静、开始沉思或拥有真正由内而外的澎湃激情和渴望，从而使自己的灵魂超越世俗，超越功利，实现形而上的飞升和自由，遨游于天地之间。
自由王小波：不老实的边缘人
如果让我找一位与村上春树最相近的中国作家，我想找王小波，他和村上春树的相近纯属巧合，王小波除了文体，更表现在骨子里的相似，那是两颗质地相近的灵魂的不期而遇。所谓骨子里相似，主要是指这两个人都有自成一体的思想和价值系统，都追求灵魂的独立和自由。
村上春树为此采取个人主义立场，小波则采取自由人文主义立场，但二者身上又有相同之处，那就是追求个体生命的尊严，追求自我主体性的超拔与纯粹，都藐视权威、体制和世俗价值观。两人书中的小人物都无视被设置的生活轨道，村上春树对失踪的大象情有独钟，小波则欣赏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和村上春树都力图通过这只小猪和大象所隐喻的被边缘化的小人物冷眼旁观主流社会的光怪陆离，进而直面人类生存的窘境，展示人性的扭曲及使之扭曲的外在力量的强大与荒谬。
更重要的是村上春树和小波都具有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敢讲真话的勇气，王小波最讨厌假正气、伪善和精神复制品，最不甘心俯首帖耳，做沉默的大多数。他认为对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在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并不神圣，神圣的是讲真话，实际上他的杂文也通篇是真话，真话是其文章的灵魂。大家知道，在中国讲真话是多么艰难，而讲假话是多么容易。有时候不讲假话都不行，甚至沉默都不被允许。正是讲真话这点，最终使王小波超越了他的边缘人的身份，从而引起了无数读者的情感共鸣。
村上春树就不用说了，无论作为现代都市的影射还是作为审视和批判日本历史和当代社会体制的战士，他都是侧身于主流之外的边缘人。小波更是边缘人，《中华读书报》在纪念小波去世10周年的时候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其中这样写道：“在中国，如果一个人只是智商高、聪明，而不太善良，或者说不太追求善良和道德完善，他会生活得很好，因为他可以用他的聪明，很方便地达到他的目的，或者这个人资质一般，甚或中下，但天性淳朴，甘愿听大人、听领导的话，也会得到大人老爷的恩赐，甚至博得大家的好感与同情。而不幸的是，王小波恰恰十分善良，但同时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他除了在生活上愿意听李银河的话和他妈妈的话之外，在其他方面，他不愿意听任何人的话，他只相信自由和尊严、科学和理性，还有他毕生追求的艺术和智慧可以带给他的至高无上的幸福，他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可想而知的命运就是边缘人的命运，而他又是一个不老实的边缘人，总是对主流怀有不合时宜的戒心，不时旁敲侧击，甚至像个天真烂漫、口无遮拦的孩子，说“皇帝身上其实什么也没穿”。从而使得他以边缘人、以非主流的身份超越了主流，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平庸生活提供了耀眼的光照和会心的微笑。
小波和村上春树之间还有一点相同，就是这两个人都重视文体(语言风格)，而且都是文体家。
村上春树：关心灵魂是否自由
最后谈谈村上春树。想必大家知道，村上春树在中国出版的作品主要是我翻译的。
村上春树文学中到底是什么东西打动了那么多中国读者？或者说村上春树文学中的核心魅力是什么？按照村上春树本人的说法，它的小说之所以到处受欢迎，一个是因为故事有趣，一个是因为文体别致。但不仅仅如此，那么打动我们的到底是什么？
村上春树的小说，无论是《挪威的森林》，还是《奇鸟行状录》抑或《海边的卡夫卡》，读罢掩卷，都能让你“三天五天缓不过劲来”。就好像整个人一下子掉进夜幕下无边无际的大海，又好像感受着大醉初醒后的虚脱，整个人被彻底掏空。对了，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是的，灵魂！
村上春树的小说之所以看完后能让人久久缓不过劲来，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他触动了、摇撼了，甚至劫掠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的灵魂瞬间出窍，让我们的灵魂破壳逃生，而更多的时候是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灵魂仿佛同宇宙某个神秘信息发生倏然沟通的快慰。换句话说，村上春树笔下的故事和文体中潜伏着、喘息着、时而腾跳着一颗追求自由和尊严的灵魂。一句话，村上春树的文学作品是关于自由魂的故事。
关乎灵魂是村上春树文学的灵魂，那么对于灵魂，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是自由。关心灵魂就意味着首先关心和审视灵魂是不是自由的。2003年初，我在东京和村上第一次见面时他曾明确表示：“我已经写了20多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在社会上我们都是不自由的，背负种种的责任和义务，受到各种限制。但同时又想方设法争取自由。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使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头，我想读的人大概也会怀有同样的心情。”
事实也是这样，他的小说很少以现实主义笔法对主人公及其置身的环境予以大面积精确描述，而总是注意寻找关乎灵魂的元素，提取关乎灵魂的信息，总是追索和逼视现代都市夜空中往来彷徨孤独的灵魂的可能性，力图以别开生面的文体和“物语”给孤独寂寞的灵魂以深度抚慰。主要办法就是让每个人确认自身灵魂的尊贵和无可替代性。说白了，就是让我们把自己当个正经玩意儿。
我想正是这点使得他的作品在日本和中国等国等地一纸风行。在日本称之为“疗愈”，在中国不妨称之为救赎，都是对灵魂的体认和安顿。都提供了一个灵魂安全岛或者精神避难所。至少它使读的人获得了一种自信，我至少精神上比你强，我至少占领了精神制高点。
就他的表达方面而言，如果把村上春树的作品分为前后两个15年(今年是他出道第32年，姑且把他30年的创作一分为二)，前15年主要是通过个体的诗意操作获取灵魂的滋润。以《奇鸟行状录》为界，后15年主要是在个体和体制或者制度之间的关联和冲撞中争取灵魂的自由。
显而易见，在前15年的作品中，村上总是让他笔下那些有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主人公们处于不断失落、不断寻找的循环过程中，通过这一过程传达的高度物质化、程序化、信息化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后现代社会的现代都市人的虚无性、疏离性，以及命运的不确定性，传达他们心里的孤独、寂寞、无奈和感伤。但村上春树从来不让主人公们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更不让他们怨天尤人、气急败坏，而大多让他们在黄昏时分坐在公寓套间和酒吧里，看着窗外的霏霏细雨，半喝不喝地斜举着威士忌酒杯———诗意地、审美地、优雅地把握现代人种种负面感受并使之诗意地、审美地、优雅地栖居其中。同时不动声色地提醒每一个人：你有没有为了某种功利性目的或主动或被动地抵押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你的灵魂是自由的吗？从而促使每一个人坚守灵魂的制高点，寻找灵魂的自由和出口。
问题是，仅靠个体心灵本身的诗意操作来获取灵魂的自由有其局限性，有时候很难找到灵魂的自由和出口。这是因为，人们要面对体制，而体制未必总是那么健全、温柔和美好，有时甚至扼杀灵魂的自由。这样，势必同体制发生冲突。于是村上春树的创作进入后期，进入下一阶段的15年。其标志性作品是《奇鸟行状录》，这是一部真正的鸿篇巨制，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认为这“很明显是村上创作的转折点，也许是他创作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在作品里，村上站在一个高度，一个多数日本作家不曾站过，甚至不敢站的高度，那就是他把强行剥夺个体自由的原因归于日本战前的天皇制和军国主义。2002年的《海边的卡夫卡》大体延续了这一主题。经过2004年的《天黑以后》这部实验型作品之后，今年2月15日村上获得了耶路撒冷文学奖，他在耶路撒冷授奖仪式上作了一个题为《高墙与鸡蛋》的讲演。讲演中，村上态度鲜明地表明了自己作为作家的政治立场：“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这其实也是广义上的爱，一种悲悯心和同情心。当时以色列正在进攻加沙，不用说，他在以色列讲演，当然是指以巴之争的隐喻，高墙指以色列的军事力量。“但不仅仅是这个”，村上春树说，“还有更深的含义。请这样设想好了：每一个人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坚硬的高墙———体制。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我写小说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
那么体制指哪些呢？村上春树这次演讲后不久，接受《文艺春秋》杂志的采访，对于体制他提了两种，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天皇制和军国主义曾作为体制存在，那期间死了很多人，在亚洲一些国家杀了很多人，那是日本人必须承担的事。其二，体制还包括原教旨主义等其他多种因素。因此，村上春树认为文学或物语是对抗“精神囚笼”和体制的一种武器，在对抗中为自己、为读者争取灵魂的自由。他说：“看上去我们毫无获胜的希望。墙是那么高那么硬，那么冰冷。假如我们有类似获胜希望那样的东西，那只能来自我们相信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的无可替代性并将其温煦聚拢在一起。”
最理想的社会当然是没有高墙的社会，没有高墙也就无所谓破碎的鸡蛋。整个社会好比一个巨大的孵化器，保障每只鸡蛋都有新的生命破壳而出———孵化自由，孵化个性，孵化尊严，孵化和谐。可是，任何社会、任何团体、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没有高墙。而且高墙也分两种，有保护每个人的，有贬损以至囚禁每个人、尤其囚禁人的灵魂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就面临村上春树式的选择：在高墙与鸡蛋之间站在哪一边？而最为触目惊心的场景，无疑是所有人都站在高墙一边，最后所有人都沦为破碎的鸡蛋。
村上文学是关乎灵魂的自由的东西。以刚才的“高墙与鸡蛋”比之，前15年主要从鸡蛋内部孵化灵魂的自由，后15年则设法在高墙面前争取灵魂的自由。前者是“小资”，后者是斗士。二者都是村上，都是为了“灵魂的自由”。
在中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不少人已经把自己的肉身安顿在装修考究的公寓套间、别墅里，甚至是在奔驰、宝马这样全球定位的小汽车空间中，躯体获得了自由。可是我们的灵魂呢？灵魂是自由的吗？放眼周围种种现实，我痛切地感到无论如何是到了安顿灵魂、看重灵魂的质地和自由的时候了！我们再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灵魂在高墙面前卑躬屈膝、在物欲横流的臭水沟里痛苦地翻滚。
在这里我还想引用史铁生的话：“我希望既有一个健美的躯体又有一个了悟人生意义的灵魂，前者可以祈望上帝的恩赐，后者却必须在千难万苦中靠自己去获取。”在这位已故残疾人作家的文字面前，我们不能不问自己：我们为获取这样的灵魂努力了么？□林少华
(本版文字为嘉宾11月20日演讲稿，有删节，更多文字、视频请登录论坛官方网站gzlt.oeeee.com浏览。)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