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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评委会:去年莫言能得奖 颁给瑞典诗人是为其贺寿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2-11-05

 

诺奖评委会:去年莫言能得奖 颁给瑞典诗人是为其贺寿

  ●诺贝尔文学奖只关心文学本身,与政治无关

  ●除了莫言,还有很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评委会是怎么工作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如何出炉的?……这些问题恐怕没有人比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更加清楚。前不久中国作家莫言突然折桂诺贝尔文学奖,让这个奖项的评选标准也备受关注。近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瑞典文学院院士、著名诗人谢尔·埃斯普马克先生在南京先锋书店出席了译林出版社的新书发布会,记者对这位82岁的诺奖评委会轮值主席进行了专访,他曾经连续17年担任诺奖评委。他对记者表示,诺贝尔文学奖和政治无关,但能够通过诺贝尔文学奖,让那些相对无名但是非常优秀的作家走上世界,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作用之一。发布会上陪同埃斯普马克先生的,还有著名作家毕飞宇、苏童以及翻译家万之。

  “阅读莫言”是瑞典文学院今年的“暑假作业”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由18位瑞典文学院院士组成,他们的主要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作品。“从2月至5月,先从全球200位被提名作家中选出20来人,5月底再筛选出5个决选名额,通常这5个作家来自不同国家。看这5名作家的全部作品,成了18位院士整个夏天的暑假作业。这5个名字,只有这18位读者知道,我们必须小心地守住秘密。当9月开会再聚时,经过三周的激烈讨论,最后由全体院士投票,决定今年的获奖者。”在发布会之前的数日中,埃斯普马克已经多次向记者陈述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过程。

  埃斯普马克告诉记者,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格向评委会推荐作家。“有四类人有资格提出候选人的名单,他们分别是:瑞典文学院院士本人、诺贝尔文学奖前任得主、文学教授以及各个国家的作协或者笔会的主席。”翻译家万之在一旁为埃斯普马克做翻译,打趣道:比如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就有资格向诺贝尔文学奖推荐作家,她应该每年也会收到推荐邀请,今后莫言也有资格向评委会推荐作家了。

  莫言去年就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

  对于莫言的得奖,埃斯普马克和翻译家万之都显得非常淡然,甚至透露出这样一条消息:其实早在去年,莫言就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去年颁给了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其实有一个外界很难猜测的原因。

  埃斯普马克说,和外界的误解不同,特朗斯特罗姆在瑞典是家喻户晓的诗人,在北欧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虽然他1990年就已经中风,失去了和外界交流的能力。《航空信》中有一封信在1985年4月10日写于北京,特翁说自己“用筷子毫无障碍,甚至可以夹住很滑溜的面条”,后来就无法通过语言和外界交流。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诗歌被人们反复吟唱。实际上,诺贝尔文学奖为了能够鼓励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学发展,在特朗斯特罗姆获奖之前,已经30年没有将奖项颁发给北欧人。所以在瑞典文学圈内,一直有声音再问:文学院什么时候颁奖给特朗斯特罗姆。去年,莫言就很有希望获奖,但去年恰逢特朗斯特罗姆的80岁寿辰,于是瑞典文学院将诺奖作为了特朗斯特罗姆的寿礼。埃斯普马克说:“其实他在瑞典的呼声早就很高了。也算是送给他80大寿的礼物。”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一直在变二战之后趋于理智

  谈及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埃斯普马克为记者“从长计议”,他认为诺奖的评选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且经历了几个重大转变。他说,当年诺贝尔的遗嘱虽然清楚,但是对他遗嘱的解释却各具立场,因此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让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埃斯普马克告诉记者,“二战是诺贝尔文学评选标准变化的重大转折点。”他说,在二战之前,诺贝尔文学奖曾经倾向于通俗文学的作家,而且对欧美之外的很多优秀作家关注不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的选择更加明智,并且有意识地扩大了选择的范围,现在的权威性正是来源于此。”埃斯普马克对记者耐心地介绍,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标准的争议一直都存在,不仅仅是在各个国家,甚至在评委会内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着不同的标准和选择。

  当记者问起今年中央电视台首次获邀直播诺贝尔文学奖的公布现场,是否算是诺奖评委会的一次“剧透”?埃斯普马克则非常严肃地说,博彩公司和电视台受邀都不代表评委会在结果公布之前透露任何风声。事实上,这也是不被允许的。“为了扩大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力,每年都会邀请一些从未直播过诺奖的媒体,今年邀请了中国中央电视台,并不代表评委会对结果进行了任何形式的透露。”

  让非著名优秀作家扬名是诺奖的作用之一

  为了进一步阐释如今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标准,埃斯普马克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197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格,在获奖之前并不是很著名,而当时获奖呼声较高的作家格林已经是非常知名。最终瑞典文学院将诺奖授予了辛格,正是为了扩大优秀而非著名作家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力,以期让更多优秀作家走上世界舞台为人所知。

  因此,埃斯普马克也特别指出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与政治无关,他们只关心文学本身,尽管作家的政治倾向是融合在作品之中的。言外之意,优秀的文学作品远远高于政治。埃斯普马克说:“我们评选诺贝尔奖从不考虑政治。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他们有各自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但我们在评选的时候,从不考虑这些。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有人就说,这是政治原因。第二年,我们把奖颁给了聂鲁达,聂鲁达是个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可这些人又说,看,这是政治原因,瑞典学院是左派。这太愚蠢了,无论是索尔仁尼琴还是聂鲁达,都是同一批院士评出来的。但他们又说,这是搞平衡。我们真的无话可说。”

  瑞典人已经十分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有人说,要过很多年后才能真正评价我们的选择,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我们在每个年代的选择都是很好的。”在采访中,埃斯普马克依旧没能够饶过莫言的话题。“有人说,我们只把文学奖颁给那些老人,可是我们也常常颁给一些相对年轻的作家,把一些作家介绍给全世界,比如莫言,当然我们也会错过一些很伟大的作家。也有很多作家,他们是在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创作了更多优秀作品,比如叶芝、托马斯·曼。在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我对福克纳特别感兴趣,他是1949年拿到文学奖,可是在此之前,没人听说过他,甚至可以这么说,是诺贝尔文学奖发现了福克纳,然后介绍给了美国读者。而在之后的几十年中,福克纳影响了那么多伟大作家,包括马尔克斯、托尼·莫里森,以及莫言。”埃斯普马克将莫言归类在诺奖获得者中“比较年轻的那一类”,并且认为诺贝尔奖将会给莫言更大的舞台。“在以前,在很多地方没人知道莫言,但现在不是了,他拥有了世界名声。”

  埃斯普马克特别指出,当下瑞典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已经非常大,甚至不输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关注,他认为除了莫言之外,还有很多当代文学作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评委不好当必须“慎言”未得奖作家

  谈到担任诺奖评委的过程,埃斯普马克也不得不交代了作为评委必须履行的一些忌讳,原来评委的言行有如此多的“禁区”。埃斯普马克表示,因为世人对于诺奖评选的高度关注,使得评委会的评委们对自己的言行都格外小心。“我不能够在公开场合仔细评价还没得到诺奖的作家。”他告诉大家,他甚至在飞机上阅读时,都常常把一本地理教科书的书皮包在正在阅读的小说上,因为他不敢让大家知道,作为诺奖评委的他,最近正在研读谁的作品!除此以外,评委会对于评委的私人道德水平也十分“苛刻”,赌博、说谎和贿赂都是不被允许的,一旦发现有“出格”的行为,则很有可能失去评委的资格。

  不过埃斯普马克也直言,他一直带着兴趣在追踪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例如最近也在研读当天一同参加活动的毕飞宇和苏童。

    [江苏网]

诺奖评委会前主席:我们是不可贿赂的

  莫言获奖后,诺奖评委马悦然、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都来到中国。两人都是为了推广自己的书来的(马悦然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的《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埃斯普马克的七卷本小说《失忆》首部),但抛向他们的问题几乎都是关于莫言的。23日上午,埃斯普马克和《失忆》的译者万之与几家媒体的小型见面会,基本成了“莫言专场”,所幸,作为一名作家与文学评论家,埃老的回应又超越了目前的“莫言热”,回归到文学本身。

  鲁迅曾谢绝诺奖提名

  林语堂、刘半农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沈从文去世前曾上“五人名单”。

  记者:外界有很多传闻说中国作家鲁迅、老舍和沈从文都差一点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你能和我们具体说说背后的故事吗?

  埃斯普马克:是的。我们确实讨论过鲁迅。问题是,在二战以前,没有来自东亚国家的提名。后来赛珍珠提名了林语堂,还有一个很好的中国学者、人道主义者刘半农也被提名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人们并没有将他看成一个作家。

  我们最先考虑的是鲁迅。当时瑞典著名的地理学家斯文赫定是后面的推动人。他们找到刘半农去问鲁迅,鲁迅说我不想得奖,我还不够格。鲁迅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后来他去世了。

  记者:鲁迅被提名的时候是哪一年呢?

  埃斯普马克:他没有被提名,是我们去问他的。你看,这就是问题所在:提名不够,许多好的作家都没有被提名。所有的教授、笔会、作家协会、前诺奖得主都可以提名候选人,但是许多好的作家没有被提名,然后诺奖评委会自己会提名候选人。

  后来,沈从文被提名了。沈从文差一点就得了奖。诺奖有一个50年保密的政策,但很幸运的是,总是会有一些秘密被泄露出去。几年前马悦然告诉上海的一家媒体沈从文差一点就得了奖。我想如果他没有在1988年去世,他会获奖。在5人名单上他是评委最喜欢的一个。

  诺奖从无“政治企图”

  没向瑞典驻华使馆询问过老舍,文学院从不听命于政府。

  记者:老舍呢?外界也有关于老舍的传闻。

  埃斯普马克:关于这件事我无法回答你们。我能告诉你们的是,瑞典学院在上世纪60年代有关于好几个日本作家的讨论,他们请了四位懂外国文学的专家,这个讨论持续了7年,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去世了,最后川端康成得了奖。

  万之:确实有传闻说,因为当年中国处于“文革”时期,瑞典学院在1968年给瑞典驻北京大使馆写信询问老舍的情况。

  埃斯普马克:不对。我们很小心,基本不会和任何政府机构接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瑞典学院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的。它不会接受任何的指令,也不会接受政府的一分钱资助。政府也很高兴这样,这样它就不用为学院的任何行为负责,因为学院做出的很多决定一些政府可能会不喜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1970年我们在讨论索尔仁尼琴,这是我知道的瑞典学院惟一一次去和大使馆联系,他们问驻莫斯科的瑞典大使馆如果把奖给索尔仁尼琴,会不会给他个人带来人身危险。因为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奖,给他个人带来了非常坏的影响,他不得不拒绝接受这个奖。瑞典学院不想让这种情况重演,所以他们问瑞典驻苏联大使馆,但强调只是考虑个人的风险而不是其他。大使馆回答说索尔仁尼琴不会有风险,但这可能会影响苏联和瑞典两国的外交关系,但瑞典学院回答,情况可能是这样,但我们相信,索尔仁尼琴是最好的人选。这是瑞典学院不会听命于外交部门——即政府部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我们讨论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层面时,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政治企图”(political intention)与“政治效应”(political effect)这两个词。一个国际性奖项总是会有政治上的效应,但是,这个奖背后从来没有政治企图。

  马悦然“被贿赂”仅是传闻

  马悦然仅是18名院士之一,没有人可以独自决定诺奖归属,此次来华与莫言获奖无关。

  记者:马悦然最近对媒体说有中国官员试图贿赂他,你听说过吗?

  埃斯普马克:这完全是编的,我听说过这个传闻,但这完全是胡说。没有人试过,他们知道我们是不可贿赂的。我还听过传闻说马悦然在诺奖评选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他都不在五个人组成的诺贝尔评选委员会里面,他只是18个院士之一。

  艰苦的工作是由这五人小组做的,他们负责提名的工作,将提名缩小到20人,然后将提名人的简介和作品交给其他人,到5月底这个名单缩小到五个人的短名单,整个学院所有人夏天的工作就是去读这五个人的作品。

  记者:所以五人小组会阅读所有人的作品,提出短名单的建议,然后18名院士决定谁获奖?

  埃斯普马克:是的。他们会提出五个人的短名单,但是他们不能决定获奖者,决定由18名院士共同做出。任何一种关于某一个人可以决定诺奖评选的说法都是不成立的。曾经有一个传言,关于一个现在已经过世的院士,传言说他是评委中很强势的一个人,所以许多获奖者得奖后会专程到他家去感谢他,他们不知道他其实是投了他们的反对票的。如果你见过这18个院士,他会知道他们都是很有智慧、很有主见的人,你就会知道关于其中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说法是多么荒谬。

  记者:莫言获奖后,你和马悦然恰好都来到了中国,这是不是也是诺奖的一个“政治效应”?

  埃斯普马克:这其实是一个巧合。我来中国是三月份就收到了邀请,来谈瑞典诗人马丁松的《阿尼阿拉号》。正好我的小说《失忆》在这个时候出来了,这是另外一个令人高兴的巧合。

  ■ 谈莫言

  埃斯普马克:

  幻觉现实主义堪称莫氏独创

  (诺奖颁奖词中)我们用的词是hallucinationary realism,而避免使用“magic realism”(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已经过时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会让人们错误地将莫言和拉美文学联系在一起。当然,我不否认莫言的写作确实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但莫言的“幻觉的现实主义”(hallucinationary realism)主要是从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当中来的,比如中国的神话、民间传说,例如蒲松龄的作品。他将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与现代的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讨论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例如《铁皮鼓》的影响,但我个人认为马尔克斯和格拉斯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他们真正的重要性在于让中国式的故事讲述方式变得合法了,他们让中国作家知道可以利用自己的传统艺术写作。

  所以我想,将虚幻的与现实的结合起来是莫言自己的创造,因为将中国的传统叙事艺术与现代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是他自己的创造。人们还讨论了其他人的影响,比如鲁迅,比如福克纳,福克纳创造了一个地方叫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意识到,我有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就是高密。就像鲁迅也有自己的鲁镇。

  但是,高密县与约克纳帕塔法是非常不一样的。在我看来,莫言在他所创造的高密县中所做的是将世界上的不同地域集中起来。在高密没有沙漠,但在莫言的高密县有。同样,历史也在他的作品中凝聚起来,其中有二战的历史,也有当代的故事。在我心目中,一本书就像一个微观的世界,有自己的条件和状况,你可以进入其中体验。文学世界是一个双重世界,它是一个自在的世界,但与此同时,它会强迫外在世界显形,展现它的面目,或者换一句话说,它打开我们的眼界。例如,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我们用卡夫卡的眼睛来看世界,会发现我们从前没有发现的东西。文学的这种双重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而文学常常被政治辩论所掩盖,人们常常忘记了文学是一个自在的世界。

  新京报特派记者 吴永熹 发自上海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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