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卫报》网站12月13日文章，原题：为什么萨曼•拉什迪在谴责莫言之前应该三思 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遭到来自西方的一些非同寻常的敌视。本周，英国作家萨曼•拉什迪称他在中国政府面前是“懦夫”。
著名汉学家林培瑞曾说：“当今的中国作家，不管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必须选择如何与这个国家的政府打交道。”显然，这是指莫言没有做出正确选择，即做一个直言不讳的“异见人士”，反对国家的“专制政权”。
但是在“自由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作家的想像”不是也与“国家的想像”相矛盾吗？在1986年于纽约召开的一次拉什迪也参加的国际笔会上，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曾应邀发表讲话，谈的大体就是这个问题。当时美国作家E-L．多克托罗对此非常生气。拉什迪本人则批评美国作家，称他们“放弃了抨击美国在全世界的巨大力量的任务”。
拉什迪和多克托罗都试图指出，美国作家对这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有一种盲目的、漠不关心的态度。
当然，“暴力和剥削支撑着每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不管它是不是民主国家。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最强大的国家可以把这种不合时宜的现实“外包出去”。受害者虽然很多，但往往都是无声的。
最近几十年，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原帝国外围的作家们让西方读者了解到令人不安的事实。9•11恐怖袭击等事件迫使欧洲和美国的许多作家重新评估自己的作品。在不那么幸运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社会中，这种教育从来都没有必要。在这些国家，许多作家充分接触到暴力，多种多样的、赤裸裸的暴力。禁忌会隔开他们最自然的一些主题。与此同时，委婉和间接表达的需要也可以使文学想像更加灵活。
莫言十分有趣的小说就是这样。然而，西方最激烈的批评者大多很少提到——更不用说评价—他的作品。他们指责他是因为他的政治选择。但我们这么严厉地批评过西方作家的政治倾向吗？
事实上，我们几乎从未仅仅根据其政治观点来评判英国和美国的作家。如果在美国无人机的袭击中受害的索马里人、也门人或巴基斯坦人谴责美国作家，说他们试图给奥巴马的杀人机器装上人性的面具；或者如果他们谴责曾经在唐宁街10号与劳拉•布什和切丽•布莱尔一起喝茶的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在英美关系面前是懦夫，在我们看来会很荒唐。
但是对于莫言与中国政府较亲近的立场，西方的轻蔑态度中潜伏着一种未经审查的假设：英美作家与政府站在一起是顺应历史的。当然，不能指望他们公开反对政治阶层所发动的灾难性的、全然不必要的战争。实际上，很少有作家利用其不受限制的自由这样做。许多作家甚至以“不关心政治”的立场为傲。（作者 印度作家潘卡杰•米什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