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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历史中典籍里传承中发展里《周易》前生今世 "三气周瑜"是杜撰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3-03-12

 

文化在哪里?在历史中典籍里 在传承中发展里

  广义地讲,文化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侧重于精神财富;狭义地讲,文化就是文治与教化。本文重在讨论后者。虽然文化不是“文”与“化”的简单相加,但却是“文”和“化”的有机结合。“文”的本意是彩色交错,花纹斑斓,《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引申为有文采,有品质,有思想,有内涵,包括文艺典章、礼乐制度等。“文”与“野”是相对而言的,“文”乃美和善之载体。美好的东西,很容易吸引人、感染人、影响人、迁化人。“化”的本意即教化、感化、迁化,《说文解字》云:“化,教行也。”文化正是通过“文”这种宝贵的正能量对人的迁染与潜化,“化”其言谈举止,正心诚意,畅美事业,直至改善和优化社会风气乃至风俗习惯。

  那么,文化在哪里?

  文化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文明之河。它从远古浩荡而来,并向未来奔泻而去。我们沐浴在浩瀚的民族文化长河的某一流段之中,背对历史,面向未来,最重要的是抓住当下,回答好文化的“去今来”问题。

  文化在哪里?在生活中,细节里。

  我们所谓当下文化的全部意义,就体现在人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和活动中,以及大大小小的事情里。举手投足是文化,待人接物是文化,企业形象是文化,机关作风是文化,社会改革是文化,制度创新是文化。有一段时间,我的女儿非常迷恋国外一个著名的电子品牌,但我却对之大泼凉水,并断言其不久便会衰微。原因很简单——以它的手机产品为例,在没有什么重大技术创新的情况下,每添加或者修改一个小小的细节,都要批量生产并加价销售。如今这个品牌真的开始衰落了。不是我在恶意唱衰它,它的衰落就蕴含在其营销策略和企业文化中。《吕氏春秋·义赏》说得好:“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同样,一切以偷奸取巧、以邻为壑、杀鸡取卵、饮鸩止渴为经营理念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什么机构,都是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的。尽管文化可以产生财富,然而负面文化亦可以产生负资产、负效应以及负能量。《诗》云:“匪今斯今,振古如兹。”这类反面教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

  文化在哪里?在历史中,典籍里。

  历史越是古老悠久,文化便越是深邃悠长。文化是一条激荡在人类历史中湍流不息的长河。《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文献”之“献”古作“贤”讲,所谓无贤不成礼;现在则不妨把它当成文献典籍来解。只有历史留存下来的文献典籍,才能作为文化曾经存在的凭证和依据。我们说起郡县制,即有《史记·秦始皇本纪》述其原委;我们谈到科举制,亦有《隋书·高祖纪》叙其肇始。我国传统文化历来讲究“修齐治平”,诸如我们今天常说的“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最早分别见于《管子·霸言》和《晏子春秋》,属于政治文化的“治平”范畴;稍微生僻的“以身为本”和“以仁为本”,较早亦分别出自《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和《三国志·魏书·钟会传》,属于修身文化之“修齐”范围。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即使是凝固的历史(遗迹),亦需要文献典籍来佐证,更遑论其他!此谓之其来有自、良有以也。

  文化在哪里?在传承中,发展里。

  文化具有多向性与多面性,既有物质性,也有精神性;既是固态的,也是动态的;既有过去时,亦有现在、未来时;既要传承它,更要创新发展它。然而,任何一种文化(或曰文明)都不可能割断母体的脐带凭空发展,故学习、研究和继承传统文化,是开拓创新未来文化的重要一途。没有读过《易》的人,很难想象那些现在看来仍富于生命力的词语——文明、革命、消息、事业等,均来自古老的《易》。正是由于有《易》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和“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后哲才会创造出“穷则思变”和“与时俱进”这两个颇具时代色彩的新词。尽管《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与当代哲学意义上的“实事求是”,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有较大的差异;但是你得承认,《汉书》的“实事求是”乃基础性工程,是今日之“实事求是”的原始根据。俗话说,往来成今古,无古不成今。庄子亦云,“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未来文化要想创新和发展,必须把根深深扎进传统文化营养丰厚的土壤中,只有根深才能叶茂,没有博大何来精深!

  当然,文化的健康发展,不应拘执于弘扬传统文化一端,要敞开胸襟,面向世界,汲取一切给精神以力量的东西。泰山不却微尘,固能成其大也。

  文化是人类前行的灯塔。探询文化在哪里,是为了追寻文化的意义何在,探求文化的作用所在。文化的本体和本质在于“文”,它的作用和意义却在于“化”。教化可以美风俗。有道是,化当世,莫若口;传来世,莫若书。还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仅好书可以迁化人,好人更能影响人。古代尝用“仁义”化人。“仁者,人也”,做人就要有个人样;“义者,宜也”,做事必须做“应该”做的。所谓文雅与文明,就是文化“化”的结果。一个人的文雅与文明程度的提升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却是全民素质和觉悟的整体提高。白乐天诗云:“乡人化其风,薰如兰在林。”这便是文化的功能和使命所在。

    [人民网-人民日报]

《周易》的前生今世

  文/周山

  中央电视台的“青歌赛”上,有过这样一道文化问答题:“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语出自我国哪一部经典?标准答案是:《易经》。其实,这个标准答案是错误的。正确答案是《周易大传》,简称《易传》。

  《易传》是对《周易》一书的第一次系统解释的著作,因为共有10篇文字,故又称《十翼》。翼是翅膀,这十篇释文就像10个翅膀,使古奥艰深的《周易》得以广泛传播。

  《易经》与《周易》,不是两名一实的重同关系,而是种属关系。《易经》包括三部书:《连山》、《归藏》、《周易》,即古人说的“上古三易”。

  自从阴、阳爻由数字中归类抽象出来之后,很自然地固定为六十四个六爻卦体,对这些卦体作出有序排列,并且各自给予一个卦名,便诞生了第一部《易经》。据史传,这第一部《易经》诞生于夏代初期,其名为《连山》。夏代之前,洪水泛滥,人或为鱼鳖;大禹治水,洪灾顿息,舜将帝位禅让于禹,建立夏朝。由于长期的洪灾,人们对赖以避难的高山心怀感激;洪灾之后的渔猎生活,山上盛产的野果和飞禽走兽,为人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对山的崇拜,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在对六十四卦排序之时,象征山的《艮》卦名列榜首,也就顺理成章。六爻重卦《艮》是由两个经卦“艮”相重而成,象形山连着山。所以,夏代制定的以《艮》为首卦的《易经》,便取名为《连山》。我国最早图腾对象“山”,也因此可以确认。

  由渔猎社会转向农业社会,也是在以“山”为崇拜对象的夏代。个中原因,显然是洪水消减之后,人们纷纷从山上下来,在平原上安营扎寨的缘故。长期的农事活动,使人们对“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粮”的土地产生了感情。于是,由“山”移情于“地”的观念随着农事活动的深入展开而得以确立。

  商汤取夏政而代之,作为治国之策的《易经》,也必须作出相应的改编。由于古籍资料的残缺,我们已无法知道改编的全部内容,但是从商朝初期诞生的第二部《易经》称名《归藏》,可以确定这部《易经》的首卦已由《艮》改换为《坤》。坤为地,以《坤》为首卦的《归藏》,表达了商代先人对大地的崇拜,我们祖先由此进入第二个图腾崇拜时代。

  商代八百年,是农业社会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成熟的农业生产,使先人们意识到农作物的收成好坏并不取决于土地,而是取决于天气: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洪涝旱灾,欠收甚至稞粒无收。于是,先人的观念又开始发生第三次转变,即由对“地”的崇拜转向对“天”的崇拜。商朝末年,周族领袖姬昌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在狱中对第二部《易经》即《归藏》作了全新的编纂,即史称“演易”。经姬昌重新编纂之后的这第三部《易经》,在周朝取代商政权之后正式命名为《周易》,即“周朝的《易经》”。

  由于观念的变化,更由于《周易》的诞生,《归藏》自周代始式微,但是,一直到春秋末期,它还有可能被完整保留着。据《礼记》记载,孔子为了解殷商社会,曾专门跑到殷商贵族集居地宋国,寻找并研究《归藏》;从孔子的“吾欲观殷道……得坤乾焉”的透露,我们也获得了《归藏》的首卦是《坤》,第二卦是《乾》的信息。汉代时,《归藏》可能还有较多内容存世,所以有易学家焦竑的“商时讲学者首重在静”之议论,经学家郑玄在《礼记》注疏中称:“殷阴阳之书存者有《归藏》,是亦以《归藏》为殷易矣”。

  现在所见的《归藏》佚文,一为收录在《道藏》中,二为前些年从湖北荆门王家台楚墓中发掘的竹书残简。这些佚文为姬昌“演易”的背景提供了信息。姬昌(周文王)“演易”,我以为主要包括如下几项内容:

  其一,对六十四卦的次序作新的编排,尤其是将第一、第二卦由《归藏》中的《坤》、《乾》改为《乾》、《坤》,由大地的至尊改为天的至尊。通过六十四卦的排序,系统表达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对事物的类与类之间有机联系的认识。

  其二,对各卦卦名的修订。对照《归藏》佚文,文王“演易”时对卦名作了全面的修订。例如,根据字义相同或相近原则,将《马徒》更名为《随》、《蜀》更名为《蛊》、《规》更名为《夫》、《荔》更名为《解》;根据字形相近或相通的原则,将《狠》更名为《艮》、将《毋亡》更名为《无妄》、将《奂》更名为《涣》、将《员》更名为《损》、将《碱》更名为《咸》、将《兼》更名为《谦》;根据字音相同或相近的原则,将《濮》更名为《剥》、将《林祸》更名为《临》。此外,还有通过增减字更名,例如将《小毒畜》更名为《小畜》、将《大毒畜》更名为《大畜》、将《散家人》更名为《家人》。

  其三,在《连山》、《归藏》的基础上,对卦辞、爻辞作了重新整理和精心编写,使得各卦的卦辞爻辞富于整体性;每卦的卦爻辞,都能完整地反映一类事物情况发展变化的规律,或系统地展示某一思想观念。卦爻辞的譬喻例说,达到了“以言明象”的目的。

  从西周到东周,《周易》不仅是周王朝的治国大纲,也是朝廷及贵族决疑解难的工具。《左传》、《国语》中的二十多条占筮或援引《周易》决疑记载,便是《周易》权威性和实用性的直接表达。

  春秋末期,“善为《易》者不占”成为风气;孔子晚年喜《易》,以致“韦编三绝”;为学生讲《易》,留下解读《周易》的数篇文字,与前人留下的几篇资料性文字一起,合编成《易传》,遂使得《周易》如虎添翼,进入每一位读书人的书房,并进而成为后世科举取士的“统编教材”。

    [新华网-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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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贞观之治造假:关中萧条不如隋朝

唐太宗

  一个国家的国力如何,还要看局外人的评价,当时的国际友人、高昌国的国王麯文泰,便一直认为初唐时的国力,根本比不上前朝,他曾对自己的国民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

  《新唐书·食货志》这么描述贞观之治的成就:“至四年(即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就是说,贞观四年时社会生产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复,社会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观,商业状况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转。

  其实,用“米斗四五钱”来强调政绩显然缺乏说服力。《汉书·食货志上》就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意思是粮价过低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粮价过高又会危及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说粮价过低不但不能算是治道上的成功,反倒可能酿成普遍性的社会危机。

  再说,唐代京畿地区根本不可能会有“米斗四五钱”的咄咄怪事。同样是《新唐书·食货志三》,开篇就说唐都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虽称沃野,然幅员有限,所出并不足供京师消耗,所以常要靠东南漕米的接济。而漕米须经水、陆转运,水路自江淮至东都洛阳“率一斛得八斗”,也就是说漕米自出产地至东都洛阳,运价便要占去货物本身价值的二成。再以车或驮转运至陕,仅三百里地,“率两斛计佣钱千”,算下来每斗又需费去运价五十钱。如此一路折腾,纵是那些米都是天下掉下来的,不要一文钱,“米斗四五钱”,也仅及洛阳至长安那段旱路运费的十分之一呢!

  长安米贵,本是不争的事实。大诗人白居易当年游学公卿,便有当路权臣以“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嘲讽他。贞元年间,关中和三辅地区的米价更有“斗千钱”的高纪录,而当时的国家储备粮库——太仓的储米,也仅能维持“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所以,单高宗一朝,政府班子就曾有数次就食东都洛阳的经历。

  贞元初年,当时的关中地区,还真有过一次谷贱的特例,宰相陆贽便建议政府趁机以平价向民间购买,计在途所费,到太仓后每斗谷子也得费“钱四十有余”,每斗米则要费“钱七十”。元和十五年(820年),李翱在《疏改税法》一文中介绍说,建中元年(780年),“米一斗为钱二百”,经过政府的平抑,到元和十五年,“米一斗为钱五十”。(事见《李文公集》卷九。)

  贞观时的米价,仅为谷贱时米斗“钱七十”的十四分之一,是经过政府平抑之后“米一斗为钱五十”的十分之一,这可信吗?这样的数字只能是史官的伪饰。

  那么出现在初唐那一幕天下大同的治世,就很值得怀疑了。

  一个国家的国力如何,还要看局外人的评价,当时的国际友人、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便一直认为初唐时的国力,根本比不上前朝,他曾对自己的国民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语见《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五卷。)麴文泰在贞观四年(630年)十二月入朝,这正是史臣最为称赞的一年,麴文泰沿路所见,却是“城邑萧条”,完全不同于《新唐书·食货志》的说法。

  其实,终李世民一生,大唐帝国不仅在经济上无法与前朝比匹,在人口上也不及前朝甚远。李世民故去三年之后,有一次,他儿子高宗皇帝李治问户部尚书高履行道:“去年户口增加了多少?”高履行答道:“去年共增加十五万户。”李治顺便又问起隋代及现在的人户情况,高履行答道:“隋代开皇年间全国有八百七十万户,现在全国有三百八十万户。”(事见《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九。)说明经过唐代立国之后近四十年间的休养生息,其人口仍不足隋代全盛时的一半。

  从两代经济与人口情况的对比,贞观时的国力可见一斑。

  《新唐书·食货志》所谓“人行数千里不赍粮”,也就是说行旅于途有得到食物补给的足够保障,无需自备干粮,这仅能说明商业的初步恢复。至于所谓的“外户不闭者数月”,只要参照麴文泰的“非复有隋之比也”的感慨,便不难明白。

  其实,贞观之治的由来,是有其现成的摹本的,也就是说,“盛世”造假,早有人为之。所谓的贞观之治,不过是一帮御用史家依样画的葫芦罢了。晋人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提到太康时的社会现状时,就有这样的溢美之词:“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其口吻与贞观之治的描述何相似耳。如此的太平盛世,却是不三代而亡,这牛皮未免吹大了,难怪后来房玄龄在主修《晋书》时,要弃干宝的《晋纪》如敝屣了。

  文章摘自 《洗脚上岸读历史》作者:田夫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新华网-新浪读书]

学者称"三气周瑜"是杜撰:周瑜其实心胸宽度量大

  舒城周氏后裔保存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修编《周氏宗谱》,共20卷。宗谱载明:周氏世居于舒城。

  春节期间,在安徽省舒城县采访,得知争议两年多的“周瑜故里”商标注册案已有初步结果,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经过调查和审理,将这一商标权裁定给了安徽省舒城县周瑜文化研究会。这不禁引发了我“周瑜故里今安在”的兴趣,于是,专门拜访了周瑜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周瑜研究专家李卫生,并实地察看了多处周瑜遗址。

  李卫生,出生于安徽舒城,籍贯是江苏铜山;大学本科毕业;先后担任中共舒城县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县委政研室主任、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现任舒城县委督查组副组长。曾出版著作多部,其中《话说周瑜》(安徽人民出版社)尤具影响,这是他潜心研究数十年,在大量的史料和历史遗存中苦苦探寻、去伪存真、还原历史真实的成果。有人刊文称赞该书具有唯史、唯真、唯美三大特色。

  我们的交谈涉及多个话题。

  1 周瑜是个什么样的人?

  记者:提起周瑜,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三国演义》里“三气周瑜”的故事,是“既生瑜,何生亮”,以及“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习语。对此会长怎么看?

  李卫生:这完全是一个误导。

  历史上的周瑜是个心胸宽广、豁达大度、举贤任能之人。《三国志》作者陈寿对周瑜的评价是:“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即周瑜性格好,度量大,心胸宽阔,深得人们的拥戴,并不是后来小说《三国演义》中描写的“心胸狭窄”、“器量狭小”的人物,更没有“诸葛亮三气周瑜”历史事实。所谓的“既生瑜,何生亮”也完全是罗贯中的杜撰,周瑜的形象被严重歪曲,而且影响了几百年,实在太冤!

  陈寿还用讲故事的方式高度评价周瑜的心胸。据《三国志·周瑜传》记载:赤壁之战前,孙权拜周瑜为大都督,统领水陆大军,这时周瑜才33岁,位在程普之上。程普向为东吴老将,曾追随孙坚破黄巾、讨董卓,又跟孙策平刘勋、征黄祖,身经百战。所以,他倚老卖老,不大看得起周瑜这个“新秀”。《江表传》甚至说他曾多次羞辱周瑜。而周瑜却以东吴基业为重,胸怀宽广,处处宽容,“折节容下,不与较”。程普颇为感动,从内心深处敬服周瑜。他感慨地对人说:“与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由此崇敬周瑜的胸怀和器量,有人认为此事可与廉颇、蔺相如的故事相媲美。该故事以后被许多诗人所津津乐道,如“夫子如周郎,即之疑饮醇”、“一见周瑜胜饮醇”、“周瑜醇似酒,崔远爽於梨”、“公瑾之交似醇酎,吉甫之颂如清风”等等。

  周瑜的心胸宽阔还体现在他的举贤任能上:首先向孙策推荐张昭、张纮,继之举荐鲁肃,临终前力推过去曾与自己意见不同的鲁肃代行自己的大都督之职。更值得一提的是,周瑜在诸葛亮到江东做说客的第二天,就发觉他很有才,立马找到其兄诸葛瑾,让他去劝说诸葛亮弃刘备事东吴。

  周瑜心胸和器量之大,也受到他的对手的肯定。刘备说周瑜:“器量广大,万人之英”;诸葛亮赞周瑜:“仗义疏财”、“挥洒自如”、“雅量高志”、“文武筹略”、“挽强为弱”、“雄姿英发”;蒋干称周瑜:“雅量高致”。后代的一些名人如苏东坡等,在周瑜的人品方面,都给予了极高评价。

  关于周瑜的心胸和器量,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上说:《三国演义》里讲的,“可惜那是小说,不是历史。历史上的诸葛亮并不曾气过周瑜,就算气过,怕也气不死。为什么呢?因为周瑜的气量是很大的。”

  三国时的周瑜,还一直有着“美周郎”的雅称。《三国志·周瑜传》称赞他:“长壮有姿貌”、“出众人之表”。《三国演义》描述周瑜:“姿质风流,仪容秀丽”。按照今天的话说,周瑜长得英俊高大,是个标准的大帅哥!

  文武双全、多才多艺的周瑜,是儒雅之将,名士风范。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盛赞道:“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钦羡他娶了绝代美女小乔,钦羡他手持鹅毛扇、头戴纶巾的英姿,钦羡他指挥双方实力悬殊的赤壁大战,取得胜利仅在“谈笑间”的大将风范!之后的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却把“羽扇纶巾”移植到了诸葛亮的头上和手上,剥夺了周瑜的智慧形象。

  《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周瑜时说:“建独到之明……实奇才也!”周瑜的“独到之明”体现在反对送人质赴曹、胆略过人、“吞刘自大”和图取西川、中原等方面。同时,周瑜还演绎了我国历史上经典的反间计、苦肉计等。

  2 周瑜到底是哪里人?

  记者:周瑜到底是哪里人,为何现在出现了争议?

  李卫生:这实际上不是问题,因为《三国志·周瑜传》明确记载:“周瑜,字公瑾,庐江舒人也。”即周瑜是庐江郡舒县人,也就是今天的安徽舒城县人;后来的史书和史料都这样记载。只是近年来,舒城的一个邻县硬说他们那里才是周瑜故里。因此出现了所谓的周瑜故里之争。

  寻根周瑜,须弄清东汉和西晋时期的“舒县”。

  最早记载周瑜的是西晋史学家陈寿。他所著《三国志》是权威史书,周瑜是哪里人历来皆以此为据。

  舒县,始设于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历经东汉,三国时废除,西晋再次设立,至南北朝,存续时间近700年。史料证明,舒县的范围很大,包括今天的安徽舒城、庐江、桐城、怀宁、无为、鹊尾渚五县和地区,远非今天一个县的概念。

  但是,舒县的主要地区在今天的舒城县,陈寿所生活的西晋更是如此。《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原注:“以舒之众屠破六县。舒,今庐江之故舒城县也。故六城在寿州安丰南百三十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传记》注:“率领舒之军屠六。舒即今安徽省舒城,六即六安。”《汉书·高帝本纪》中也有“以舒屠六”的记载,注解“舒”与“六”也都是今天的舒城和六安,从而说明舒城在汉时属舒县。

  《三国志·臧霸传》和《三国志·张辽传》中臧霸在舒县等地讨伐东吴陈兰的史实,以及史书中出现的“舒”、“舒口”等地名均在今天的舒城县,证明舒城在汉时属舒县。

  宋·王象之《舆地纪要》第45卷庐州沿革引《元和郡县志》:“开元二十三年,刺史竹承构奏,于故舒城置舒城县。”即唐朝设置舒城县时是在“故舒城”。“故舒城”即《后汉书》李贤注所称的“舒县故城”,即舒城是汉时舒县中心。

  宋《太平寰宇记》更是把舒城与舒县的关系和舒城县名的由来记载得十分明确:“舒城为古舒县”,“舒城县,取古舒县城名”。

  汉领舒县等地的时称“舒王”的羹颉侯刘信城邑(舒县治所)及死后丧葬地均在今舒城县,皆证明舒城汉时为舒县。《安徽省志·建置沿革志》记载:“羹颉侯邑位今舒城县西北15公里。”“离此(注:舒县城邑)不足3公里俗称舒王墩为羹颉侯墓。”《安徽省志》还记载,刘信在位时,还在其封地今舒城县干汊河镇七门岭兴修水利,建成了与都江堰齐名的汉代两大水利工程“七门堰”。

  正因为以上记载,《辞源》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1月出版)对“舒城”作了解释,认为舒城是春秋以前群舒国故地,汉建置舒县,唐又在此建置舒城县:“舒城,县名,属安徽省,春秋时舒庸、舒鸠诸国地。汉置舒县。三国时废。唐开元间复置舒城县,属庐州府,历代相因。”

  舒县还包括今天的桐城市。《后汉书·郡国志》记载:“舒有桐乡”。桐乡,即今天的安徽省桐城市。

  今天的庐江县汉时也属舒县。《汉书·地理志》“舒县”注:“故国,莽曰昆乡”,《宋史·志》云:“庐江县有昆山矾场。今庐江县南有大小矾山,是汉舒县兼有今庐江县境”。

  清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姚鼐,在《汉庐江郡县沿革考》里分析了汉时舒县的范围:“舒县,盖得今舒城南、桐城北、庐江西地”。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修编的《续修舒城县志》对舒县的地理范围有更全面准确地记载:汉时舒县的疆域“有桐乡、鹊尾渚,盖得今县(注:即舒城)及庐江全境、桐城北境,无为西南境,绝长补短,逾三数百里,屹然一大邦也……”

  周瑜是哪里人,早在唐朝就已经非常明确了。

  自西晋陈寿《三国志》记载周瑜开始至今,众多权威史书和图书均记载周瑜是今安徽舒城县人。

  这里最为代表的是唐朝史学家许嵩的《建康实录》。该书记载:“瑜字公瑾,庐江舒城人”,即“周瑜是庐江郡舒城县人”。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许嵩是非常严肃的史学家,他与舒城建县为同朝人,均为唐朝。他撰《建康实录》时,舒城建县不久,而邻县庐江则早已建立(隋设),两县同时并存,但许嵩在《建康实录》中却将周瑜是舒城人还是庐江人区分得十分清楚,把周瑜写成“庐江舒城人”,而没有记载“庐江庐江人”。

  众多史书、家谱及全国著名三国遗址展览等,均注明周瑜是哪里人。

  自晋陈寿和唐许嵩记载周瑜以后,周瑜是舒城人被公认,从没有争议。如:明代成书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三次提到周瑜是舒城人;《辞海》(1979年版)记载:周瑜“今安徽舒城县人”;湖北赤壁、江西九江、湖南岳阳、四川成都、台湾博物馆及安徽省博物院等全国著名三国历史博物馆、遗址遗迹展览、博物院和旅游风景区,介绍周瑜时都注明是今安徽舒城人;安徽宿松县、舒城县及浙江绍兴市周氏后裔保存的民国以前修编的六套《周氏宗谱》均明确记载:“周瑜桑梓舒城焉”、“周瑜家舒城”、“周瑜家居舒城麻地”等;《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安徽省志》、《安徽历史人物大辞典》、《安徽百科全书》、《可爱的安徽》、《走进安徽》、《影响青少年成长的99位名人》、《闲品三国》等全国及安徽出版的各类权威图书均明确记载周瑜是舒城人;国粹京剧传统剧《群英会》唱了几百年,唱词一直都是周瑜“庐州舒城县人”,等等。

  “周瑜城”是证明周瑜故里的一个重要物证。

  汉时的舒县与今天的舒城县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但“周瑜城”却可以清楚地证明周瑜就是今天的舒城县人。

  “周瑜城”为东汉末年周瑜住家练兵的城池遗址,位于今天的舒城县干汊河镇瑜城村。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持含山凌家滩遗址考古发掘并获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奖的考古专家张敬国先生,2010年12月23日在周瑜城实地考察后说:“周瑜城在安徽省是保存比较完好的东汉城址,可申报‘国保’单位。”

  《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周瑜在此把自家的南大宅让与孙策一家居住,并与孙策“登堂拜母”、“结为昆仲。围绕周瑜城,舒城境内还有20多处与周瑜有关的历史遗址遗迹,如周瑜练三墩、牧马旧市、春秋山周氏祖坟、栲栳山周瑜祖坟等。同时,舒城民间还流传着几十则周瑜的传说和故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追根溯源,可正本清源;寻根周瑜,方拨开迷雾。据此,我们可以淘尽近年来遮挡在我们眼前的泥沙,送周瑜还真正的故里——安徽省舒城县!

  3 为何有人说周瑜是庐江西南人?

  记者:既然如此,为什么又有人说,周瑜是庐江西南人?

  李卫生:这种说法是明显站不住脚的。它牵涉到五个有关问题。

  第一,《辞海》前后两个版本的不同记载。

  1979年版的《辞海》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辞海》。该《辞海》(缩印本)第200页“周瑜”词条的注解是:“周瑜(175—210),三国吴国名将,庐江舒县(今安徽舒城)人。”可不知什么原因,以后再版的《辞海》将“周瑜”改成“今安徽庐江西南人”。因此,庐江便主张周瑜是庐江人。

  读者应该相信哪个版的《辞海》?再版的《辞海》改动周瑜的籍贯根据是什么?为什么将周瑜的籍贯修改成表述模糊的“今安徽庐江西南人”?这些编者没有说,我们也一概不知道。

  史书、辞书、志书的记载应以时间在先为依据。况且,“今安徽庐江西南人”的表述欠科学,不规范。图书介绍人的籍贯只到省和县,不会到县以下的方位。将周瑜表述成某县“西南人”,实在令人费解。“庐江县西南”既可指庐江县内,也可指庐江县外,而舒城正位于庐江县西南位置。

  第二,“舒城县与庐江县”的关系及“庐江西”或“庐江西南”的具体所指。

  庐江县是隋开皇初(开皇元年为581年)建置的,舒城县是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建置的,庐江比舒城建县起码早150年。舒城建县是划合肥南部和庐江西南部而成的。所以,《旧唐书·地理志》(中华书局,第五册)记载:“舒城县,开元二十三年,分合肥、庐江二县置。”

  由此可知,唐之前没有舒城县,故说舒城地区为“庐江西南”。唐之后,以前习称的“庐江西南”已属舒城县。1999年以后再版的《辞海》记载周瑜“今安徽庐江西南人”的“西南”,实际上就是舒城县。

  关于“庐江西”之说,也实为今舒城县。清代编纂的《江南通志》、《安徽通志》均有相关记载,即今舒城正所谓古人所说的“庐江西”。

  第三,“汉晋时期的庐江郡与今天庐江县”的关系。

  汉承秦制,实行郡县制,晋同制。《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庐江郡下辖14个县,《安徽历代政区治地通释》记载:西晋庐江郡下辖10个县,舒县均是其下辖的首县。《辞海》(1979年版)记载汉时庐江郡所辖范围包括长江以北的安徽、湖北和河南三省十多个县:“庐江,郡名。汉辖境相当于今天的安徽巢县、舒城、霍山以南、长江以北,湖北英山、广济、黄梅和河南商城等县地。”所以,汉晋时的庐江根本不是今天的庐江县,而是一个郡,郡是管县的,相当于今省辖县。汉晋时没有庐江县,庐江建县为隋朝。所以,“庐江”二字名虽同,本质实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把今天的庐江县视同汉晋时期的庐江郡,则为张冠李戴,大错特错。

  今庐江县如果说周瑜是庐江郡人,则正确,即相当于说周瑜是安徽省人一样,但不能因今庐江县与古“庐江郡”二字同名,就称周瑜是今庐江县人。

  第四,“舒城县、庐江县与汉龙舒县”的关系。

  弄清楚今天的舒城县、庐江县与汉时龙舒县的关系,对于明确周瑜是什么地方人很有帮助,可以消除一些误区。

  史料载明,汉晋时都有舒县和龙舒县,皆隶属庐江郡。龙舒县与舒县下辖地区先后有交叉。东汉永平元年(公元58年),龙舒县则改为“龙舒侯国”。《安徽省志》记载,龙舒侯国在汉时“立国13年”。龙舒县范围包括今天的庐江全境、舒城西南、桐城南、怀宁北等地区,认为东汉时有龙舒县是错误的,把龙舒县当作今某个县也是错误的。《旧唐书·地理志》(中华书局,第五册)载:“庐江,汉郡名。汉龙舒县地,属庐江郡。梁置湖州,隋复旧也。”说明今庐江县在汉时属龙舒县。

  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认为:“舒西南有龙舒,东汉侯国,六朝县废,今怀宁、桐城之间有大小龙山,意古龙舒境乎。”说明汉龙舒县包括今天的安徽怀宁县、桐城市。清·姚鼐也是同样的观点。他在《汉庐江郡沿革考》写道:“龙舒,盖得今怀宁北、桐城南地。”

  西汉龙舒县还下辖今舒城县西南山区。《安徽历代政区治地通释》曰:“龙舒县——春秋群舒之邑,西汉置县。故址疑在今舒城县西南晓天镇附近。”

  第五,“周瑜墓”不能证明周瑜是哪里人。

  正史记载的周瑜,是个人人景仰和钦羡的雄才大略、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式的英雄人物,故他死后,与周瑜有关的地方都先后建起周瑜墓,以示纪念。据了解,湖南岳阳,江苏苏州、镇江,安徽芜湖、庐江、宿松、舒城,江西南昌等地都有周瑜墓,当地史志中或文物部门大多有记载。

  庐江的周瑜墓,是明代庐江知县奉上司之命而修建的,因庐江县与汉晋时的庐江郡同名,故而修建纪念性的周瑜墓。《庐江县志》(1993年5月版)记载“周瑜墓,建年不详”。该志进一步载明:“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提学御史彭勖令知县黄金兰修建周瑜墓,并立‘吴名将周公瑾之墓’碑碣。”1442年,距周瑜去世已近1230年了,所以这不可能是周瑜真正葬身之地。

  不管哪里有周瑜墓,即使是真周瑜墓,也不能以此为据主张周瑜是这个地方人。通俗而浅显的道理:“人的墓葬地不能证明人的出生地。”正如曹操墓在河南安阳、李白墓在安徽当涂、岳飞墓在杭州西湖而不能认为就是当地人一样。

  4 研究周瑜文化有何现实意义?

  记者:现在与邻县争论“周瑜故里”很重要吗?

  李卫生:首先,这个争议不是我们挑起的,我们现在所做的只是陈述历史的本来面目。其次,明确“周瑜故里”,也是研究周瑜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知道,“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也是一个地方的血脉。周瑜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挖掘、整理、保护、传承、宣传和开发周瑜文化,目的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强国”和十八大提出的把文化产业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精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周瑜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通过大量的走访、挖掘周瑜历史文化资料,使周瑜文化得到了整理、保护、传承、宣传、开发和利用,不仅凝聚了人心,扩大了影响,提高了知名度,促进了地方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和繁荣,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

  周瑜文化研究会将继续加大有关周瑜的资料搜集、整理、研究和宣传力度,加强周瑜文化的保护和有关周瑜文化的硬件建设,使周瑜文化在全国和世界上产生影响力,成为我国历史文化上的一颗灿烂明珠。

  本版其它照片均为李卫生提供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宋代米芾画作亮相纽约拍卖会 起拍价2亿人民币

  与苏轼、黄庭坚等并列“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米芾的国宝级画作《深山夜雨》17日将在纽约拍卖会上亮相。纽约贞观国际拍卖公司将于3月17日在纽约举行“中华瑰宝春季拍卖会”,北宋著名画家徐崇嗣的稀世画作、乾隆时期稀有的珐琅彩等280余件拍品将亮相拍卖会。

  美国著名艺术品收藏家、纽约贞观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辑光11日对中新社记者说,此次拍卖会将有数件稀世珍品亮相。其中宋代大画家米芾的米家山水《深山夜雨》可谓国宝级珍品,细观其画,迷蒙的云山在风雨中,苍茫而令人感觉身在书画中,似乎也觉得暴雨将至。

  米芾为宋代著名书画家和文物鉴赏家,擅水墨山水,人称“米氏云山”,为一代之奇,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合称“宋四大家”。但米芾画作多年没有现世,以致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米芾画迹不存在于世。

  “米芾存世作品不多,其真迹画作已多年没有现世。但不是没有,而是太珍贵了收藏家不愿意拿出来。”林辑光说,“此画为自己20多年前从一外国人手中购买并收藏,虽说此次拍卖会该画起拍价3000万美元(约为2亿元人民币),但该画为议价作品,非常希望该画可被中国收藏家和博物馆收藏,让‘国宝回家’,并不愿意这幅画被国外的收藏家或博物馆买走。”

  林辑光明确表示,“我不是为了赚钱才收藏,我是赚了钱才来收藏,我的拍品希望被真正喜欢收藏的人或博物馆拥有。”

  据林辑光介绍,开创了中国花鸟画史新样式的北宋著名画家徐崇嗣画作珍品《荷塘双鸳图》、清乾隆珐琅彩加金彩紫地宝相蝴蝶缠枝花卉龙耳盖尊也将亮相拍卖会。

  同时,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的《移榻对山眠图》,齐白石的《多寿》等八幅作品也将出现在拍卖会上。张大千的作品有五幅,其中《泼墨荷花》等三幅是其存世的画中稀有之精品。

  此外,拍卖会上还有南宋法常、元代颜辉、清代纪晓岚、李鸿章,以及近代徐悲鸿等名家书画精作。多件精美的和田玉系列作品也将在拍卖会上亮相。

  据报道,2002年米芾的晚年书法杰作《研山铭》在北京成功拍卖,约3000万人民币的成交价曾创下当时中国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

    [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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