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出土的王兴之墓志（局部）
1965年起，郭沫若先生先后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等文章，以南京出土的东晋墓志、墓砖、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来否定王羲之《兰亭序》，掀起了一场所谓的兰亭论辩……“文革”过后，国家拨乱反正，实事求是之风回归，国家更加重视民族的文化传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岂能不“感慨系之”！
王连起
六 关于兰亭论辩
1965年5月22日，《文物》第六期发表了郭沫若先生的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其后又有《“驳议”的商讨》、《兰亭序与老庄思想》、《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等文章。他以南京出土的东晋墓志、墓砖、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来否定王羲之《兰亭序》，掀起了一场所谓的兰亭论辩。郭沫若先生否定兰亭的理由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由南京出土的王兴之墓志、谢鲲墓志、王丹虎墓志砖，以及此前出土的颜氏墓志砖、刘尅墓志砖等书法带有隶意，而认为王羲之书必须带有隶意，兰亭无隶意，值得怀疑。
2.由新疆出土的《三国志》抄本是隶书，便认为当时天下所有的书体都应当是隶书，而兰亭不带隶意，更不是隶书，所以是假的。
3.引《阁帖》智果书梁武帝评王羲之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语，认为《兰亭序》不够雄强。雄强应当如晚清人喜欢的《爨宝子》、《爨龙颜》那样的书体，王羲之应当写那样的字。
4.南朝刘孝标注刘义庆《世说新语·企慕十六》王羲之《兰亭集序》，时称《兰亭集序》为《临河序》。《临河序》少“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一大段，便认为《兰亭序》文也是假的。
5.认为兰亭集会当是快乐的，王羲之性格是倔强的，不应有后段的悲观情绪。因此，《兰亭序》后段是后加的。
6.《兰亭序》从文到书都是智永“依托出来的”。
另有两条，郭文有这样的意思，附和之文讲得更多，就是：
1.《兰亭序》在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是封建统治阶级帝王官僚吹捧、迷信、圣化造成的。
2.初唐褚遂良选兰亭这种姿媚的字，是迎合唐太宗口味。鉴别眼力不如没谈兰亭的梁武帝，所以是假的。
这两条，第一条是从反封建反到对民族历史的彻底否定，这种危害之深远长久，中国人会越来越能体会；第二条则是照镜子指自己嘴脸来骂古人！因为从反对高宗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这一点看，褚遂良是可以称为“文死谏”的典型的。古今之人是谁迎合？历史会给以结论的！
郭沫若先生为什么在此时写这些文章呢？在他的文章中，他是这样交待的：“关于这个问题，康生同志在文献中作了仔细的探索。”然后将康生观点五条全文录下，并说：“这见解非常犀利。我也找到了一些补充证据值得在这儿叙述。”康生的见解，五条归纳起来，就是强调文献记载王羲之善草隶，其书当有隶书笔意。兰亭无隶意，所以是假的。郭沫若先生如此行文，在修辞的辞格上，应该叫“引用”，作用则是“示现”。做这些文章，原来都是为康生的“见解”作“补充”的！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下，这绝不是偶然的。康生是什么人？是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人，有如此闲情雅致，关心在常人看来无论如何也同阶级斗争挂靠不上的一件古代书法名帖？但经历了之前的批武训、批《红楼梦》研究及反右运动，之后的批《海瑞罢官》、批宋江、批孔、批周公，人们应该明白这种项庄舞剑是要干什么的。郭沫若先生作上述的交待，或是顾虑到后人的评价。但一般的人，特别是“文革”以后成长起来的人，则无法想象，甚至还会将这场所谓兰亭论辩当作是一个学术问题。根据后来新披露的材料，问题绝非如此。我们姑且先从学术角度，从书法史来看看郭沫若先生否定兰亭的理由吧。
郭先生详考上述几个墓志的墓主，有些资料确实可补史书文献之缺，但作者是要谈书法，所以虽见博学，很多内容却与主题毫无相干，像是作应试文章的填充。如《颜谦妇刘氏墓志砖》，仅24字，因为其墓中出土一陶砚，郭先生便得出了左思(太冲)之妹“左棻是有名的才女，谢安的侄女、王羲之的媳妇、王凝之之妻谢道韫同样有才名；王羲之向她学过书法的卫夫人茂猗更是有名的书家；可见当时的妇女很留心翰墨”。郭老写出这么一段莫名其妙的文字，是要证明当时的妇女都很留心翰墨。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其文附图之三有此墓砖的拓片，其书结态古拙，笔画僵硬，点画不见书法用笔的起始，更没有多少所谓隶意，只是工匠之书，跟当时的妇女留意翰墨有什么关系呢？郭文中这种横扯式的行文还很多，当时海内外不少学者都感到疑惑不解。联系上引康生之论，郭先生作此词不达意、顾左右而言他的文章，看来似乎是有难言之隐的。
因为王兴之墓志也好，谢鲲墓志也好，颜谦妇墓志也好，说来说去，都是重复康生的意见：这些墓志有隶意，与兰亭书法相隔，兰亭的可靠性值得怀疑。咬住文献记载王羲之书法是“善草隶”，展开立论。一些反驳郭氏的文章也按这个有没有隶意在那里讨论，甚至在兰亭序中找有隶意的字。这等于在康郭画的圈子里跳舞，当然不能驳倒其论。其实，书体的名称当时就有活用，后世的解释更是纷纭，详细评说，非本文所能容纳，但看看文献对隶书本身的评价，便可知“隶”字的含义，不同历史时期是有不同的概念，各有所指的。晋卫恒《四体书势》言及“隶书”，谓“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梁庾肩吾《书品》“……篆书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也”。两人说的隶，一说有“楷法”，一说是“正书”。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正确理解，是可以扯出很多论说的。唐张怀瓘《书断》中，讲智永书是“章草、草书入妙，隶入能”。欧阳询“飞白、隶、行、草入妙，大小篆、章草入能”。虞世南“隶、行书入妙”。褚遂良“隶、行入妙”。陆柬之“隶、行书入妙，章草书入能”。高正臣“隶、行、草入能”。薛稷“隶、行入能”。前两条文献所讲的“楷法”、“正书”都不是后来直至今天所说的楷书，而是“有楷则”的正规书体。汉魏指用于正式场合的隶书(又称八分)，即钟繇三体中的“铭石书”。而张怀瓘讲欧、虞、褚、陆、高、薛诸家所擅长的“隶”，则是真书即楷书。因为这些书家，都以书碑楷书名世，而根本看不到他们的隶书。康生找的五条说，羲之、献之“善草隶”的文献，有四条出自唐人修的《晋书》，而由张怀瓘论诸家可知，唐人称为隶书者就是正书即楷书。因为张怀瓘《书断》评所有人的书法，没有言一人善楷书，即真书、正书者。如果“隶”指汉隶的隶，那么，唐前期不就没有人写楷书了吗？其实，隶书在张氏的称谓中是以“八分”名之的。王羲之条：“尤善书，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而钟繇条“隶、行入神，八分入妙”，隶与八分并列，不就很清楚了嘛！所以，康郭自己也知道要彻底地否定兰亭，光有这点儿理由是不够的，于是郭沫若先生找到了能代表他们的观点思路的东西。这就是清末李文田题端方藏汪中本定武兰亭的话。这是郭沫若先生否定兰亭的理论依据。他说：“我自己是最近才知道有这篇文章的。我现在率性把李文田的跋文抄在下面。”其文如下：
唐人称《兰亭》自刘餗《隋唐嘉话》始矣。嗣此，何延之撰《兰亭记》，述萧翼赚《兰亭》事，如目睹。今此记在《太平广记》中。第鄙意以为：《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梁陈以后之迹也。按《世说新语·企羡篇》刘孝标注引王右军此文，称曰《临河序》，今无其题目，则唐以后所见之《兰亭》，非梁以前《兰亭》也。可疑一也。《世说》云人以右军《兰亭》拟石季伦《金谷》，右军甚有欣色。是序文本拟《金谷序》也。今考《金谷序》文甚短，与《世说》注所引《临河序》篇幅相应。而《定武本》自“夫人之相与”以下多无数字。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不知其与《金谷序》不相合也。可疑二也。所谓《世说》注所引或经删节，原不能比照右军文集之详，然“录其所述”之下，《世说》注多四十二字。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此又其与右军本集不相应之一确证也。可疑三也。有此三疑，则梁以前之《兰亭》与唐以后之《兰亭》，文尚难信，何有于字！且古称右军善书，曰“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曰“银钩铁画”，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然则《定武》虽佳，盖足以与昭陵诸碑伯仲而已，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往读汪容甫先生《述学》有此跋语，今始见此帖，亦足以惊心动魄。然予跋足以助赵文学之论，惜诸君不见我也。
以郭沫若先生之博学，怎么能“最近才知道”有这篇文章的呢？据后来揭示的材料，这篇文章是陈伯达找给郭沫若先生的。如此行文盖不得已。
李文田列了三条理由，无一条从道理上能站得住。《世说新语·企羡十六》原文是“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明指其文为“兰亭集序”，而李文开篇便说：“唐人称兰亭，自刘餗《隋唐嘉话》始。”为了圆其说，把《世说新语》企羡篇的“王右军兰亭集序”，改成了“王右军此文”。李文从论据上对郭、康没什么实质帮助，但在方法论上，确实对他们是有很大启发的。《兰亭序》以兰亭命名，正与兰亭修禊雅集相符，而兰亭宴集有兰亭作标志，并无言及“临河”的字样。难道后人用名非要不用本文之称而要用注解之名吗？其二，“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是“方”不是“拟”，这是偷换文理概念的做法。《兰亭序》与《金谷序》从临流雅集及感时兴叹这方面有其相像处，但兰亭若全合金谷，即李氏所谓的拟，那右军不就是抄袭他人、拾人牙慧的流俗了嘛！两条都是今文学派典型的改字解经，甚至是改句、改文意解经的治学方法。至于其疑之三，则是李氏不知世说当初有多少卷与今本完全不同所致。《隋书·经籍志》记为十卷，今藏日本唐写本残本后题《世说新书》(即新语)是卷六，据书后董棻跋可知，不但10卷原文在宋初被晏殊“尽去重复”，变成3卷，刘孝标的注也被这位晏元献公“裁剪”过了。可证唐时确是10卷。至宋才变成今天的3卷。以唐写本相校，仅“何晏、邓飏令管辂作卦”及“王绪、王国宝相为唇齿”的二条注，三卷本就少了二百多字。至于李所举刘注多出的字，那是记当时与会之人及作诗多寡的文字，也可以是右军所记，更大可能是记录此宴集的人所记：不但要记右军之序(唐人称四言诗序)，还记了孙绰的后序(唐人称五言诗序)。刘孝标要介绍此事，当然要录这些作诗和不作诗的人名(这从全面记录这次兰亭雅集的所谓柳公权的兰亭诗、桑世昌的《兰亭考》卷一、张淏《云谷杂记》卷一可以了解得很清楚)；王右军要作序文，讲究文采气势，怎么可能将之算作文章的内容呢？李文田少见多怪我们不去怪他，而以郭沫若先生之饱学，又曾久居过东瀛，是应该知道的。知道而仍引李说，况且以注的引文而论原文的总貌，在治学方法上已经是明显的偏颇了。李文田“有此三疑”便断定兰亭之伪了，“文尚难信，何有文字！”其下便以龙跳虎卧、铁画银钩等前人对右军书的形容比喻说右军书当如“二爨”，“与汉魏隶书相似”。我想，凡读过古人书评的人，都知道书法创作虽然是抽象思维，但说明却是具象形容。龙跳天门，龙是神物，虎则无论如何也卧不到凤阁上去的！“二爨”不是雄强而是生硬。“二爨”的拓本，特别是影印本不难找，汉魏隶书在今天更容易看到，无论是《张迁碑》、《曹全碑》，还是《受禅表碑》、《上尊号碑》这些汉魏碑，与“二爨”又有多少相似呢？研究古人书法，不仅仅看书体，更要看艺术水平，“二爨”也好，王兴之、谢鲲墓志也好，同汉魏碑区别除隶意的多少(其实后者隶意多少也是完全不同的)外，根本的区别在于艺术水平的高下。这就是前面讲的碑禁造成的。这些隶楷过渡、书法水平低下的墓碑，不可能出于名家之手。书法作为艺术，通过笔法造成点画的形态美，通过结构造成字体的姿势动感美。魏晋人那么讲书势，就是要通过艺术加工使文字由一般的实用书写变成书法艺术，源于生活实用的写字与高于生活实用的书法艺术，完全是不能等同的。这么明显的区别，怎么置而不论呢？李文田有这种理论，实际上是晚清出现重碑轻帖思潮的集中反映。前有包世臣，后有赵之谦，一定要将右军书法说成他们喜欢的魏碑类书法而后快。而李文田的方法论，则直接受此时的今文学派的影响：推测大于实证、甚至改字解经！但是郭沫若先生按康生的意思，不仅全盘接受了李文田的理论，而且又有所发展。不仅以“二爨”这样无名氏的碑来否定兰亭，更进一步以王谢墓志来否定兰亭。本文已经讲过，碑禁使名流无书碑流传，而这些墓志从郭先生文章所附图可知，其水平更加低下。究其原因，在谢鲲的墓志中有所透露：其葬是暂时的。墓志文曰：“晋故豫章内使，陈﹝国﹞阳夏，谢鲲幼舆，以泰宁元年十一月廿〔八〕亡，假葬建康县石子岗，在阳大家墓东北〔四〕丈。妻中山刘氏， 息尚仁祖，女真石，弟褒幼儒，弟广幼临。旧墓在荧阳。”郭文在引用了《世说新语》“新亭对泣”后说，“这同一心境，在这《谢鲲墓志》里也表达出来了。所谓‘假葬建康县石子岗’，所谓‘旧墓在荧阳’，都是没有忘记‘克复神州’的。”郭文是承认这种墓志是“暂时埋在南方，将来还要归葬于‘旧墓’的”。王谢都是永嘉南渡的北方士族，在南方只是侨居，他们活着时希望回到北方，死后也想着迁葬于原郡，所以这里写明是“假葬”。这些墓志，文字虽然极为简单，却都要写清楚自己的原郡地点、死亡时间，特别是埋葬的具体地方和方位。王兴之夫妇如此，谢鲲也是如此，都是想着要迁葬的。再看看那些墓志的书法，除谢鲲墓志尚存一些魏晋“铭石之书”的模样外，其他根本就谈不上书法艺术，完全可以肯定是民间的匠人所为。郭文中也说王兴之夫妇之死虽相隔8年，但墓志是一人写的。这正说明，这些做迁葬标志的墓志，当时是有专门的行业来管的，是工匠所书。郭沫若先生是应当看到高昌墓志砖的，高昌砖有一方之中只刻了一半。这样原墨迹同刻后的字就完全不类。刻了的那部分，点是三角，画是方头，转折直角，与“二爨”、王兴之墓志等相类。清末所谓碑学其实是学六朝北碑的书家们，弃笔法而从刀法，按模脱墼，努力去学那样的三角点、四角横，摒弃了笔法的使转提按和转侧灵活，更有将笔画写成碑刻风化后的锯齿形，以求高古和金石气。这是时代的悲哀。郭先生与他们完全不同，是完全可以看见公私收藏的晋唐法帖原迹，也可以看到流沙坠简出土文书敦煌秘藏，而且又懂了历史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但是“辩证法要求的是从具体的发展中，全面估价对比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原话见列宁《辩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40年前看的，记不太清了)。即从发展中看待不同事物，而不是孤立静止地生硬套用。怎么能无视文字书法过渡的不平衡和多样性、历史碑禁造成的名家不能为私人写碑、书法有民间书写(甚至凿刻)同书法大家的书法艺术的区别呢？！特别是竟将兰亭文、帖“依托”给了智永，其治学方法的主观武断可以说确实超越了晚清的今文学家。郭氏的考证方法是： “智永是陈代永兴寺的僧人。他是有名的书家。据说他临书三十年，能兼诸体，尤善草书，他的真草书《千字文》就写了八百多本，石刻至今还保存在西安碑林中。隋炀帝曾经称赞他的书法是‘得右军之肉’。”接着又讲了“铁门限”和“退笔冢”的故事，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像这样一位大书家是能够写出《兰亭序》来的，而且他也会做文章。不仅《兰亭序》的“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语句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因此，我乐于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请看世传墨池堂祖本智永所书的王羲之《告誓文》吧。帖后有“智永”的题名，用笔结构和《兰亭序》书法，完全是一个体系。”
推断智永能写出来，就是智永造出来的了。这就是郭沫若先生考证法！举个例证，却是放着智永的墨迹《千字文》不用，却找了个《墨池堂帖》所谓智永的临王《告誓文》！至于其文归于智永的理由，只是一句“而他也会做文章”，兰亭便成了智永的文章。这种推论，与“莫须有”有多大区别呢？郭文前面说兰亭文后段为后加，原因是文意“悲观”，有老庄思想。这里却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地派给了智永和尚，理由仅仅是“语句很合乎‘禅师’的口吻”！难道禅师是有老庄思想的吗？兰亭由唐太宗肯定，郭氏不相信，但隋炀帝说的话郭氏便当作了铁证。墨池堂所刻智永临《告誓文帖》是公认的伪帖，而智永千文墨迹真迹却只字不提。郭氏为了否定兰亭，引文不惜断章取义处很多，如：“姜夔也曾把刘、何两人的不同处对比过，他还提到‘梁武(帝)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唯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兰亭考》卷三引)姜是有识见的，但他同样是深信《兰亭》的人，故只能把问题提出，没有穷追到底。”
只要有半点怀疑兰亭，都是有识见的。但是郭文否定兰亭的主要证据是兰亭没有隶意。而姜白石讲到的《黄庭》、《乐毅》等，不但没有半点隶意，而且较之兰亭为行书，它们都是正书。王兴之等墓志、“二爨”也是正书，从类别上正可以对比。郭先生何以也“没有穷追到底”呢？
郭沫若先生怀疑兰亭序本文“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一百六十七字，“实在是大有问题。王羲之和他的朋友、子侄等于三月三日游春，大家高高兴兴地在饮酒赋诗……但《兰亭序》却悲得太没道理，既没有新亭对泣诸君子的‘山河之异’之感，更不适合王羲之的性格。”下面便引《世说》王羲之批评谢安的尚虚谈的那段话。又讲了《晋书》王羲之传的一些事迹，便得出结论：“王羲之的性格就是这样倔强自负，他决不至于像传世《兰亭序》中所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郭沫若先生大概一想到“三月三日”便想到游春、饮酒，进而联想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但却忘了王羲之等人的这次宴集是“修禊事也”。修禊《史记》、《汉书》直至《南齐书》等记载，都归为礼志，隋唐以后特别是唐，才变成了宴乐游春，所以正史不载了。前期的修禊同后来的游春是两回事。《后汉书》卷六十一《周举传》记梁商修禊事“……及酒阑倡罢，继以《薤露》之歌，坐中闻者皆为掩泣”。民国二年(1913年)癸丑，梁启超在三贝子花园召集修禊雅集。“只今茧纸世共宝，当年苦心解谁索。”其诗见《饮冰室文集》卷四十五，诗题叫《癸丑三日邀群贤修禊万生园拈兰亭序分韵得激字》。同年，袁克文在南海修禊梁任公亦参加，并有《甲寅上巳抱存修禊南海分韵得带字》诗。伤时忧国在这方面梁任公是理解王羲之的。说没有“山河之异之感”，难道永和九年东晋完成统一大业了么？永和八年殷浩北伐失利，图谋再举，王羲之致信于他，严加批评：“引咎责躬，更为善治，省其赋役，与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悬之急也。”在给会稽王司马昱的信中，更指出，殷、桓“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本文在介绍王羲之其人时，已经指出东土饥荒，羲之为解百姓倒悬之急，“辄开仓赈贷”。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要是不“悲夫”“痛哉”，那不真的是全无心肝的陈后主，不知廉耻的冯道之流了吗？！郭老是聪明绝顶的人，早在写《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编》两本书的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就能相面看出毛泽东主席后必大贵；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先写《中国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后很快完全改变观点写了一本《李白与杜甫》。用心真可谓良苦！但对忧国忧民到悲夫，痛哉的王右军，却一点也不理解，或是因为时势利害，但郭老是对历史深有研究的人，怎么就忘了后人中依然会有董狐直笔呢！
关于兰亭后段，所谓悲观的那一段如果没有，那倒真的不像右军之作了。
1972年8月，兰亭之争人们似乎淡忘了，郭沫若先生又发表了《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以经生书吏之书续申前志以否定兰亭。为什么只相信出土文物，对魏晋碑禁这一影响碑志起主要作用的历史事实却只字不提，对钟书三体代表的其时书法绝不止隶书书体而故作不知呢？为什么引证文献和实物那么不分真伪，实用主义甚至机会主义呢？这种以偏带全的武断还谈什么逻辑呢？后来编《兰亭论辩》一书，定调郭沫若等凡否定兰亭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凡肯定兰亭的，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但王兴之墓志也好，晋人写本《三国志》也好，同《兰亭序》根本不是一个命题范畴，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郭沫若先生以六朝墓志否定兰亭的做法很快招来了不少人帮忙“添砖加瓦”：1965年7月30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给郭沫若的信。信中抄有两段文字支持郭说。
一、清甘熙《白下琐言》卷三：过扬州，于市上得晋残砖一块，其文曰“永和右军”。四字晋砖拓本纯乎隶体，尚带篆意，距楷尚远。此为彼时造城砖者所书，可见东晋世间字体大类如此。唐太宗所得《兰亭序》恐是梁陈时人所书。
二、阮元《揅经室续集》卷三：余旧守“无征不从”之例，而心折于晋宋之砖，为其下真迹一等，古人不我欺也。试审此册内永和三、六、八、九、十年各砖隶体，乃造坯世俗工人所写。何古雅若此。且“永和九年”反文隶字，尤为奇古。永和六年王氏墓，当是羲之之族。何与《兰亭》绝不相类耶……
四十年前，我看到阮云台此段，就认为“无征不从”是写错了。 但后来看到中华书局新出的《揅经室集》，亦为“无征不从”。“无征不从”见于《三国志》中的《荀攸传》，荀攸曾为曹操军师，曹操为他请封，说他“无征不从”，就是每次征伐都跟随左右出谋划策。用在这里不伦不类。从其行文命意可知，应当是“无征不信”之误。无征不信出自《礼记·中庸》，是中国人行文立言的古训及治学准绳。郭沫若先生《十批判书》曾对原意作过诠释，但在兰亭论辩的文章中，专门言及《光明日报》所刊此文，不纠其谬，盖此时正从晚清治经家改字解经劣行中取法，已经无文字的是非之辩了。
宗先生信中并附永和七年和九年的两砖拓片，从拓片上可以看出，其书根本不经毛笔所写，乃是“造砖者”，即文中所云“造坯世俗工人”用利器勾划出来的。这种字居然也以之“方”右军书法。
看宗先生的《美学漫步》，“漫”到兰亭序和王羲之书法时，讲得很好。可见兰亭论辩时，政治气氛是多么不正常。人们的思想认识受到了何等程度的扭曲！另一方面，也说明晚清人重北碑的理论和观念，对很多研究书法史的人的思想固封得是多么厉害！
我当时读郭先生的大文感到不解，感到惋惜，看到他的《李白与杜甫》甚至感到有些气愤：头两三年刚刚发表《中国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讲，谁要否定李白或者杜甫，都是韩愈《调张籍》诗中的“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何以这么快就如此这般地扬李抑杜呢？最近看到一个材料，商承祚先生的公子讲，商先生当年之所以写文章反驳郭，也是因为了解郭原来对兰亭根本不是作如是观的。从《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的李杜并重，到《李白与杜甫》的扬李抑杜，之所以一百八十度转弯，后来知道也是因他了解到伟大领袖喜李不喜杜。还是学生的我，当时自然想起了鲁迅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章《上海文艺界之一瞥》对郭沫若先生的批评：“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顺便说明，我中学时代，非常喜爱鲁迅先生之人之文，由读鲁迅先生的文章，而读历史、文学书籍，并了解与鲁迅先生相关的古今中外人物。从而也留意郭氏文章著述和人品，盖出于此。这是我早年就注意兰亭，进而研习书法碑帖的最初缘因之一。但后来看到龙潜先生等人的文章，却反而有些同情甚至可怜起郭老先生来了。据汪庆正先生回忆：“高二适的驳议一出，康生即授意组织写文章，支持郭老。北京虽然写了几篇，都不满意。特别是对赵万里的文章有意见，说他只写了巴掌大的文章。于是又派人来上海，请徐森玉写文章。”2002年汪庆正先生在上博世纪展时接待启功先生，我随同在座，汪先生说徐森老让他代笔写支持郭的文章，告诉他一要能把康生应付过去，二不能太没良心完全附和郭的胡说八道！他指着自己的满头白发说：“我当时写这文章，真是伍子胥过昭关啊！”大家听了哈哈大笑。而启功先生不止一次亲口跟我讲到，钱杏邨(阿英)要他写文支持郭，没几天工夫先后两次要求。先生以“我刚发表了《兰亭考》，这不等于是我自我否定吗？”予以拒绝。第三次来钱阿英索性直接透底：这是最上边的意思！还能有什么说的，于是乎先生就有“体会到郭沫若同志所谈”“使我的理解活泼多了”的话。细心的读者依然能看出先生的用心。先生在文章最后，借破除迷信而讲《澄清堂帖》真伪，复归到学术考证。以启功先生当时的政治身份而又因懂兰亭被郭氏点名索文，能做到这一步恐怕也只有先生了。但也有人是真心地坚决支持郭的。据黄苗子先生回忆，龙潜的文章杀气腾腾“是代表康生的论调”的。龙文说：“有些人把《神龙本》捧上了天。其实，只要细细揣摩，对结构、笔意，稍加分析，不难看出某些笔意，正是韩愈所说的‘俗书’，不是书法绝美，而是姿态偏媚。最能继承他的是变节分子赵孟頫、地主恶霸董其昌等人。”不仅如此，其文还“从唯物史观看，一部历史都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中国书法这种特殊艺术，它的发生和发展，难道只限于士大夫这些上层分子吗？一般人民没有份吗？……我们认为，到了今天，世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时代，已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这些‘残砖断石’，应该是引起我们重视的时候了。” “让我们今后的注意力集中到民间所蕴藏的、地下所发掘的方面来，那正是更有意义的事。”
原来书法不是由艺术高下区分，而是由阶级区分的！现在的人似乎不知道，当时的观点是劳动人民脚上即便有牛粪，也比知识分子干净；农民即便不识字，也比知识分子聪明！所以“残砖断石”当然应当比上层分子的书法艺术值得重视。
从穆欣的回忆录我们了解到，高二适的文章是经章士钊呈报毛泽东主席后才得以发表的，是影印发表的，这样才不至于仅一面之词不够“对立统一”成“笔墨官司”。而毛泽东主席复章士钊的信，对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斗争是加以引申的：这就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阶级斗争当然是你死我活的了。很快，后来的批《海瑞罢官》，批宋江、批孔、批周公都证实了这一点。可惜这些多少都有点儿以严子陵自况的文化老人，当初是始料不及的。郭老虽然降心曲意地附和紧跟，按康生意思写了兰亭的文章，无奈因为批评过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到后来也只好表示要自焚其书其文。而现在细读郭老否定兰亭的文章，我越来越觉得老人家的横扯和故作不知，甚至强词夺理抄袭晚清人观念等等行文方式，可能还是用心良苦。因为他最终也没像龙潜那样杀气腾腾地上纲上线。我想这同郭沫若先生还是一位历史学家有关吧。前文我曾言及“郭老是对历史有深入研究的人”，从这一点看来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
龙潜先生文中的“有人”，不知是谁，但从康生上世纪60年代初、“文革”前的如此关心兰亭，而其后批《海瑞罢官》，也是对着北京副市长吴晗，196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那本《兰亭墨迹汇编》，恐怕也是北京市的什么人编的，兰亭论辩的矛头大概是对着他去的。但终究因为同阶级斗争挂靠实在太困难，而且究竟难离学术，所以，几个月后便有人写目的目标更明确的文章了。
当时的大陆之外的中国学者，自然弄不清郭沫若先生何以如此这般地否定兰亭，而且国内那么多学者都跟着否定兰亭，因此撰文反驳。如徐复观先生、黄君实先生等。既然他们对郭的行文方式、片面武断不理解而据理反驳，当然对启功先生、徐森玉先生也是不理解的了。“文革”过后，国家拨乱反正，实事求是之风回归，国家更加重视民族的文化传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岂能不“感慨系之”！特别是兰亭和兰亭文化，给我们做博物馆工作的人留下了那么多的文化遗产。故宫藏兰亭文物大概不下数百种之多。兰亭传本问题的复杂性，已经使我们的专业人员都望而生畏了。我讲这个问题，就是想唤起对兰亭问题，特别是兰亭文物研究的重视。
1973年是癸丑年，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都举行了兰亭纪念展。在日本，不止举办了一个兰亭展。而举世收藏《兰亭序帖》摹本、拓本、临本及相关资料最多的中国大陆，彼时则还继续着否定兰亭肆意践踏民族历史文化的运动。这些今天已经成为了历史，但其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