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道，1963年3月生，宁海县十里红妆博物馆馆长。2003年利用“十里红妆”藏品和政府合作创建“宁海十里红妆博物馆”，展出浙东地区婚嫁场面，江南地区女性从闺房到夫家的生活状态，以及民间工艺美术，向公众免费开放。2010年获“浙江省非遗保护突出贡献人才奖”。2012年获年度中华文化人物奖。何晓道潜心研究明清文化多年，著有《红妆》、《江南明清民间椅子》、《江南明清门窗格子》、《江南明清建筑木雕》、《江南明清椅子》、《江南明清门窗》等。左图：陈志华（左）与何晓道。右图：宁海十里红妆博物馆。
以明清古典家具生意而致富者，在江南地区并不少见；但一边濯磨于市场蓝海得以从容地安身立业，一边倚赖一己之审美直觉与文化自觉，为明清家具本身的意蕴与丰饶着迷，腾升出一个关于守护的梦想，于是执此一念创建一座民间文化博物馆，坚守多年，如何晓道者甚少。采写/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在爬山虎绿叶覆盖墙面的庭院中见到何晓道，消瘦的他，身着中式对襟白衫，眉眼柔和，笑颜散淡，有遗世独立的孤沉，也有“悠云自来去”的怡悦。庭中阁楼古雅，小池幽静，江南初夏蓊郁的草木投影其中。他为我们随意讲解自己的藏品，停顿时，话音落下去，便能看到他对着藏品独自微笑。我们的视线偶然停留在一尊小石狮上，他近前用手抚之，感慨道：“以前的人们，生活得多么和谐，竟能把凶猛的狮子雕刻得如宠物般温顺可爱。”
何晓道在“文革”时代成长，未来得及接受更好的教育，即须扎入社会，糊口谋生。为了生计，他做过多种尝试，开钟表修理部、办电机厂、食品厂，一番摸索挣扎后，偶然走上串村收购旧时器物然后摆摊买卖的生意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愈渐开放，求新求变的社会气氛与经济活力相契，民间社会的生活方式悄然转变，旧时的家具物件被人摒弃，恰好成就了何晓道。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雕饰精致的古老建筑构件和家具身价大涨，他的存货使他拥有了资本上的优势，让他有足够的自由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多年来，行走在乡间，虽是为生意事宜，串访寻觅于农家，何晓道却不自觉地进入另一种寻觅之旅：在那些旧建筑、旧物件之上，他看到了富于审美、灵性的传统生活方式。一如他亦师亦友的陈志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建筑学专家。2012年新京报书评周刊年度致敬作者）多次提到的那种惊喜：在乡间见八十老妇搓麻线，腿上垫着一片瓦，为增加摩擦，上面竟然雕刻了一朵盛开的牡丹花。惊喜之外是忧虑，传统风俗自淳而趋于薄，走向无可挽回的丧失，而创办民间文化博物馆，是他作出的一种反抗的尝试：逆流留驻最后的余影。
在近百年中国的历史中，传统生活方式，似乎一直于风雨飘摇中挣扎：激进年代，被粗暴地贬低；锐意于经济上争取发展的时代，被冷漠地告别；急于追求现代化时，自行黯然凋谢。但越亲密接触，何晓道越是相信，传统文化扎根于国人的心灵深处，拙长于精神的园圃，非强力可毁灭。譬如死灰，亦能复燃，即处死地而有后生，隐然离场后终会悄然回归。
因为其“挥之不可即去”，何晓道对传统文化充满信心；但同样地，他也感到失意痛苦，因为其“招之不可即来”。他分析说，文化其实以“弱”的姿态存在于社会，一旦出现带有威胁气势的强权，文化不可能成为武器与之相抵，它会节节败退，使得后者更加飞扬跋扈，比如“文革”时代。因此，文化保护和传承发展，需要社会基础的，不可能靠一两个热心者。他称自己做文化保护就是“痴心妄想”。有时走在山野间，看到古朴雅致的房屋，他用手机欢喜地拍下，再次造访时却觅而不得，已被拆除，唯有无奈叹息。
有媒体在报道何晓道时，将其塑造成保护传统文化的英雄式的形象。实际上，他怀忧落寞，更多时候，是一个失意者，因为眼见的都是“街毁屋倒无完卵”的伤痕。近年来，官方对民间文化的保护力度在加强，不乏值得赞叹的政绩，但仍赶不上其消亡的速度。陈志华曾为《江南明清建筑木雕》一书作序，他回忆自己坐在何晓道开满桂花和芙蓉花的院子里看稿，为作者勉力践行而感动落泪，并在序文中，以“瘦小力亏”形容何晓道。与“文化英雄”相比，“瘦小力亏”一词，深得何晓道之意，谓之“知心之语”。
【对话】
“执迷”不悔，没有退路
新京报：在你的博物馆里，我们不仅看到旧时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器具之美，更是能感到当时人们对审美的不懈渴求，并且，这种渴求渗入到普通人生活的细微处。但这种审美在失落，而且不可挽回的，你如何面对这种现实？
何晓道：人类天生是追求美的，享受美的。美是人类文明的标尺。走入乡间，你会发现，哪怕是劳动的工具，镰刀、犁具、扁担等，都可以成为审美的对象，它们的形状、曲线、纹饰，细细打量，都会让你赞叹不已，美就是与生命同在的。但是，当生存本身受到威胁时，人们就会把美放弃掉。因此，一个没有美的社会，一个普通人没有精力去创造美享受美的时代，即便它经济如何发展，高楼大厦盖得多么轰轰烈烈，物质多么丰裕，它本质上是一个艰辛的时代。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只觉得痛苦，并且，无可奈何。
新京报：践行乡土文化保护工作的人，都会遇到一个困境，即，乡土生活被社会的发展裹挟着转型走向现代，身在其中的人们也乐于告别过去，拥抱更加现代的生活方式，你在书中也有写到，在你眼中看为珍贵的旧物件，对当地人而言则是急于弃之。你怎么看待这样不可阻挡的转型？
何晓道：从A文明到B文明，不是彼此替代的，是一个发展融合的过程。我们现在面对的这种状况，其实是一个历史的结果。江南地区，风俗醇厚，“文革”时期，有一个内在的抵抗，即便是普通人家，若是要将自己家里的木雕拿去烧掉，那是不愿意的，不乏有人偷偷将家里的物件藏起来，用石灰把廊柱上的雕花楼刻糊起来。那是一种自觉的保护。反倒是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以及现代化之后，出现了上下同欲的状况，你想把老屋拆掉，我也巴不得拆掉，追求新生活。人们对文化的认同出现了断裂，而这种断裂，并非一时筑就的，而是经过了很多年的粗暴撕裂。所以你现在看似不可阻挡的转型，以为有其合理性，但其实未必，中间的错位与扭曲，需要仔细探看历史才能清楚地看到。
新京报：你受教育的年代，恰逢当代中国社会秩序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对于你个人而言，对呵护传统文化这种“文化自觉”，是如何发生的？
何晓道：如果你所说的文化自觉，含有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的更为理性和成熟的认识，那么，我告诉你，我们跟你们是同步的，很多事情，是随着网络的发展与言论空间的开放才慢慢知道的，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是突然觉醒，发现自己被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对于我而言，网络时代与非网络时代，我的生命在两种不同的状态里。
而自己去做些文化保护工作，则是另一件事情。很奇怪的，有人就会进入这样一种角色，不是说我要成为这样的人就成为了这样的人。打个比方，有人酗酒，不管别人如何提醒，还是执迷不悟，甚至酗酒而死。执迷，就是无药可救的，就是宿命。比如我一个朋友李玉祥，孤身一人到处游走拍摄古村落的照片，也是这样执迷。原本想得很简单，好事为什么不做？就去做了，顺其自然。但是，最后却发现，真正想做的事情，是很复杂的。但已经进入角色，就没有退路。
新京报：收藏这些旧时物件，并创建民间文化博物馆，关于你所做的事情，对这个社会的意义与价值，已经有太多的报道，那么，对你个人的意义是什么？
何晓道：我因此找到了谋生的方法，并得以进入小康生活。而且，文化是有价值的，我享受了文化。文化让我们享受了它的美，真的是在享受它，我拍照片，看到喜欢的旧物件将其买下来，在库房里搬来搬去……都是很开心的事情。对我而言，文化的美好，是实实在在的，痛苦则是我自己找来的。而文化保护，我尽个人之力，能做一点是一点。
我是过日子的人，不习惯摇旗呐喊或是振臂高呼以求天下云集响应，因为不忍心看到那么美的东西消逝，所以一件一件收集起来，期待更多人与我一样看到它们的美，如我一样油然而生怜爱之情。老实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研究机构，也有相关文化经费，本来是用不着我这样的乡下人来操心的。我就是捡点旧东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为之着迷，沉浸其中，如此而已。
新京报：你是一个比较内敛低调的人，但这些年，似乎总有一种力量让你变得不那么低调，比如，去年，你和莫言一起被中华文化促进会评为年度中华文化人物，你当时心境如何？
何晓道：居然让我领到这样一个奖，很惊讶，并且，难以安然受之。在这种政治意味不浓厚的授奖中，有那么多人能想到民间文化保护，让我感到欣慰，也略感惶恐，我并不想代表那些正在脚踏实地践行民间文化保护的人。对我而言，收藏、研究、写书、做博物馆，这些都是我对自己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投资，我收获了幸福与美好。文化艺术，是滋养生命的。
我是过日子的人，不习惯摇旗呐喊，因为不忍心看到那么美的东西消逝，所以一件一件收集起来，期待更多人如我一样油然而生怜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