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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教授称反腐败“零容忍”是底线 “副厅级”囚犯,要不要配个二奶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2-06-10

 

中央党校教授:反腐败“零容忍”是底线

  对于腐败的“零容忍”是中国共产党一贯追求的目标,应在权力配置上实现异体监督,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

  5月28日,中共中央纪委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委员、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这是自去年2月中央纪委决定对刘志军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检查以来,中央再次发布刘志军案的官方消息。

  刘志军案因与“中国高铁”发展相关,加之其治下数名铁道部高官相继落马,又因去年发生的7·23温州动车事故,刘志军案一直被外界格外关注。

  “反腐败既‘打老虎也打苍蝇’,对腐败分子,不管是谁,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搞腐败,就一查到底,反腐败‘零容忍’是底线。”6月4日,反腐败学者、中央党校教研部教授林吉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如是说。

  源于“破窗理论”

  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刘宗洪曾就反腐败“零容忍”进行过专题研究。

  “‘零容忍’原指不宽容任何轻微的犯罪行为,后来引申到反腐败领域。”刘宗洪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说,上个世纪,美国预防犯罪学家乔治·凯林和詹姆斯·威尔逊提出了“破窗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一幢大楼的一扇窗户遭到破坏而无人修理,肇事者就会误认为整栋大楼都无人管理,从而得到可以任意破坏的暗示,紧接着就会发生一系列犯罪行为。

  刘宗洪教授认为,“破窗理论”从心理学视角揭示了轻微违法与犯罪之间的关系。要消除犯罪现象,必须对轻微的犯罪行为予以严惩。

  不久,美国警署把“破窗理论”应用于社会治安管理上,严肃查处轻微的犯罪行为,对犯罪分子实行“零容忍”,取得了明显成效。

  刘宗洪在研究中发现:1993年,纽约市在美国联邦调查局10万以上人口的189个城市中的犯罪率统计中排名第87位,但到了1997年上半年,纽约市在名单中则位列第150位。纽约治安形势的好转主要得益于“零容忍”警政。

  后来,香港廉政公署把“零容忍”理念应用于廉政建设,使其清廉指数一跃位居亚洲前列。

  据刘宗洪介绍,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不久就提出了反腐败“零容忍”政策。一方面,香港廉政公署在制度设计时对任何轻微的腐败行为均不予容忍。另一方面,香港廉政公署在执行法律法规时也体现出腐败“零容忍”的精神。

  一个例证是:20世纪60年代,香港廉政公署公布了《防止贿赂条例》,对腐败的罪与罚作了非常清晰的规定,从而堵塞了轻微腐败的漏洞。

  “关于举报范围,我们称为零度容忍,无论是大贪还是小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要处理,只是调查力度不一样。” 香港廉政公署前副廉政专员兼执行处处长郭文纬在清华大学讲演时曾经如此表述。

  通过对香港廉政公署推行“零容忍”政策的分析,刘宗洪认为,对轻微的腐败不予制止,不仅会提高腐败分子的胆量,而且会激发其他官员的腐败动机。“实践证明,反腐败‘零容忍’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有效举措。”

  林吉吉教授也表示,香港廉政公署实施反腐败“零容忍”,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巨大威慑作用,用较短时间就遏制住了腐败。

  “零容忍”做得还不够

  在中共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

  “可见实现反腐败‘零容忍’是我们党的追求目标,也是党的先进的一种体现”。刘宗洪分析说。

  香港廉政公署如此严格的反腐“零容忍”政策让“潜规则”失去寄生的空间,近年来,其反腐模式也一度为大陆反贪腐部门所关注。

  例如,今年1月29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在全省法院党风廉政建设会议上指出,“全省法院反腐的要求是‘抓大不放小’,时时处处保持高压态势,真正实现‘零容忍’”。

  通过个案分析,可以感受到中央不仅对“小步快跑”型腐败不容忍,同时对“大腐败”查处力度也是空前的。

  据公开报道显示:河南省封丘县原县委书记李荫奎,在担任封丘县县长和县委书记期间,贪污受贿上千万元,先后1575次受贿,创下县委书记受贿次数之最。

  “李荫奎属于‘小步快跑’型腐败。”反腐败问题专家李永忠分析认为,以往有些贪官欲壑难填,“张嘴很大,下口很猛”,单笔贪腐金额十分巨大,现在有些官员则存在 “大腐不干,小腐不断”的心理。

  据中央纪委统计数据显示,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3.5万件,结案44.6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6.6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6607人,立案件数、结案件数和党纪政纪处分人数逐年增长。

  中共十七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处了刘志军、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王益、康日新、黄瑶、宋勇、许宗衡等一批位高权重的省部级高官。

  通过官方公布的过去五年反腐倡廉数据,林吉吉教授认为,纪检监察机关所查处的人数以及官员职位亦可彰显中央反腐败“零容忍”的决心。

  客观评估当前反腐败形势,才能选择恰当的反腐路径。不可忽略的现实是,社会上对于反腐败的确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去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中央党校所作专题报告中就曾指出,对于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社会上存在一些不同认识,既有人过高估计成绩,存在盲目乐观倾向;也有人过分夸大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存在悲观失望情绪。

  今年5月末6月初,贺国强在中央级别的一报一刊上面又相继发表署名文章,就反腐倡廉形势以及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进行阐述。

  如何评估当前反腐败形势,实际上早在去年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就曾全面、系统、深入地分析了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即: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反腐败问题专家李永忠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三个并存”和“两个依然”科学概括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态势,既要看到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明显成效,又要看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李永忠分析认为,在反腐败战略上,中央曾提出标本兼治,后来加了一个注重预防,这一变化就体现出预防的重要性,但至今未能形成以预防为主的共识,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这说明在反腐败的战略上,我们缺乏一个顶层设计,我们改革创新不够,我们的‘零容忍’做得还不够。”李永忠坦承。

  拥有长达32年纪检监察工作经历的李永忠认为,反腐败“零容忍”需要一定的土壤,首先是权力结构要改革,要靠合理的权力配置和科学的权力结构来遏制腐败。

  根据《廉政公署条例》,香港廉政公署是独立于香港政府的架构,廉政专员则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廉政公署超然的地位,保证了其查处力度的有效性。

  在执行法律法规时,香港廉政公署也体现出反腐败“零容忍”的态度。廉政公署下设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管理处,三处相互合作,实施“举报必接、有腐必查、惩腐务尽”的原则。

  “我们现在权力过分高度集中,主要体现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高度集中,这种权力结构无法避免腐败的产生,与‘零容忍’的初衷相悖,只能是理想化的‘零容忍’,改变同体监督,实现异体监督才能产生‘零容忍’的土壤。”李永忠说。 ★本刊记者/王全宝

     [中新网]

“副厅级”囚犯,要不要配个二奶?

  一些贪官入狱之后,仍然摆谱。据《法制日报》披露,在长沙麓峰监区,一名服刑的贪官向民警打报告:我是一名副厅级干部,申请享受与此级别对应的营养餐。长沙监狱教育科科长马力说,一些服刑人员因曾经是上下级关系,到监狱后,“领导”还在指使“下级”干这干那,如要求交换床位等。

  从前,有一位原部级高官落马后服刑,居然开列出个人所需食品单,如红酒、桃仁等。“部级”要红酒、桃仁,“副厅级”要营养餐,不亦“宜”乎?

  犯了法,进了监狱,还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几斤几两,“好汉”还提当年“勇”,念念不忘曾经的“副厅级”。如果今天满足了你的“营养餐”,明天还是不是要监狱给你配个“二奶”,满足你“副厅级干部”的“营养性”?

  有人说,权力是一副慢性毒药。此话不假,权力这味“药”最大毒性是对脑细胞的毒害,除非有极强的自律,否则随着药性渗透,“中毒者”就容易患上“幻想症”——老子天下第一,“狂妄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最后是“痴呆症”——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一个小故事,说的是王始,东晋末年小国南燕境内一小头目,曾聚众于山,建立“政权”,自封“皇帝”,不久被“官兵”生擒。临刑前,监斩官知道他是个“皇帝迷”,就故意问他:“你父亲在哪里?”王始答:“太上皇蒙尘在外。”其妻在旁十分气愤,痛骂王始。王却从容开导其妻曰:“皇后,不必难过,请问自古岂有不亡之国!朕崩则崩矣。”死到临头,还要过足口瘾,难怪这位“官迷”名垂《晋史》。

  在狱中还没忘记“副厅级干部”的人,不正是“王二世”么?铁窗、手铐都唤不醒官梦,这“病”可不轻。(练洪洋)

    [广州日报]

新华时评:不能让造假官员有机可乘

  新华社记者 梁晓飞

  山西省河津市一名科级干部履历造假事件8日有了新进展,曾11次填报不同出生日期、伪造学历的该市住建局局长薛新民,被免去行政职务。这一处理结果终于回应了社会关切。

  早在2010年,运城市纪委就根据群众举报,对薛新民的年龄、学历等问题做过调查,发现身为党员干部的薛新民多次对自己的年龄和学历弄虚作假,遂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66条的规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对其年龄和学历进行了纠正。

  不得不说,薛新民的这一免职处理迟到了一年有余。因为,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41条规定,“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职务、职称、学历、学位、奖励、资格等其他利益,应当由承办案件的纪检机关或者由其上级纪检机关建议有关组织、部门、单位按规定予以纠正。”《中央纪委关于共产党员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试行)》第4条中也规定,“所骗取的荣誉、职务、职称、待遇等由原批准单位予以取消”。

  遗憾的是,薛新民造假事件并未随着运城市纪委第一次查处而结束。此后,在他继续任职镇党委书记以及今年2月调任河津市住建局局长后,不断有群众举报他造假问题,并于今年5月下旬被媒体曝光,于是就有了免去他行政职务的第二次查处。

  通过上述过程不难看出,如果没有群众长期举报和媒体曝光,薛新民造假骗取官位的问题很可能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见,造假者的可乘之机不在制度规定,而在“选择性执行”。

  近年来,履历、学历造假事件屡有发生,社会反响强烈。尽管干部任前审核和责任追究机制已较为完善,但各地对造假问题的追查深度和处理结果却不尽相同。正是对有关规定的“选择性执行”,为造假者铤而走险提供了机会。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免去造假官员职务后,更应查找堵住监督管理中的漏洞。在各地党委、政府集中换届之时,严格执行法纪,严肃查处造假,更为群众所期待。

    [新华网]

贪官只想买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日前就当今社会现象表示:“一个国家精神的衰败和一个国家文化的衰弱,体现在人的身上,就是脸皮变厚,没有羞耻感,甚至把羞耻都当成一种套话来说。”杨校长说,一个买官者的话曾让他大吃一惊:“我无非是想买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为人民服务”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看,不管是当官的经商的还是敲打键盘写小文章的,但凡劳动者都是在为人民服务。而从狭义来说,“为人民服务”则特指那些“人民公仆”。说白了,也就是某人想要花钱买的那个所谓的“官”了。

  “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竟然需要花钱买,也堪称千古奇闻了。当然,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卖官鬻爵也是极其疯狂的。只不过那时候信奉的是“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和穿”,当官的顶多也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地打出个“父母官”的幌子,还没有弄出“公仆”这样听着就叫人热泪盈眶的高帽戴戴。而眼下,一个是“买官”,一个是“买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两相对比,高下立判。可见,理论的“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是多么的重要啊。

  杨校长没有点买官者的尊姓大名,也没有说明该同志想买的是哪把交椅,更没有给出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的价钱。跟以前的卖官鬻爵相比,“买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巧妙多了。以前,卖官鬻爵是明码标价、公开进行,这样做虽然一手交钱、一手交“官”,公平合理、童叟无欺,但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交易在阳光底下进行,议价的空间就小多了,不利于挖潜增效;另一方面,公开卖官鬻爵极大地影响了各级领导的光辉形象,让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产生了“无官不贪”的糊涂认识。现在好了,一切都是暗箱操作,“携钱潜入夜、买(卖)官细无声”,交易私下达成,对外则有一整套严谨细致的“组织程序”作掩护,认认真真搞形式、扎扎实实走过场,可谓是天衣无缝、前无古人了。

  不过,不管是“买官”还是“买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只是说法的转换,并无本质的不同。都是花钱买公权力,都是做买卖。既然是做买卖,当然要讲究成本利润核算。于是乎,“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便有了“价值”,经营得当甚至可以“先富起来”了。跟刘青山、张子善的时代比起来,现在“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的含金量也与日俱增了。从媒体披露的贪腐案件来看,现如今“贪几十万刚起步,几百万马马虎虎,千万算小富,过亿也不止步”。

  “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值多少钱?咱既没有买过,更没有卖过,咋会知道哩。或许,这也跟其他商品一样,根据不同的质量和用途,价格也千差万别吧。这年头,愿意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币服务”中去的“公仆”是越来越多了。重庆某县卫生局原副局长因受贿一审被判刑3年缓刑3年。庭审中,他作陈述时求法官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声称“我还想为人民群众服务”。面对如此“心系人民群众”的贪官,在下反倒生出了一点疑问:他的“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是不是花钱买的?

    [中国青年报]

干部队伍中存在奉行“好人主义”现象 “得罪人”与“得人心”

  针对少数干部因怕得罪人而不敢坚持原则的顾虑,一位负责同志说:“作为领导干部,不敢得罪一小部分应该得罪的人,就会损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坚持原则,可能要得罪少数人,但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心。”话虽朴素平实,却道出了“得罪人”与“得人心”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干部队伍中,确实存在不敢坚持原则、奉行“好人主义”的现象。有的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对工作敷衍应付,“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困难往后退,该抓的不抓、该管的不管、该改的不改,四平八稳当“太平官”。有的有心“栽花”,无意“栽刺”,该教育的不教育,该批评的不批评,甚至出了问题还包着、护着。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势必败坏干部队伍风气,损害党的执政形象,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为官避事平生耻。”敢于坚持原则、勇于负责、不怕得罪人,是为政之德的基本要求。对领导干部来说,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在群众眼中是最重要的形象,不讲原则、不负责任在群众眼中是最可憎的行为。要看到,不得罪歪风邪气,就必定得罪公道正气;不得罪少数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就可能得罪大多数奉公守法的人。我们不能因为怕得罪人,而使自己成为得罪组织和人民的人。面对利益关系复杂、矛盾问题凸显,尤其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原则、勇于任事、敢于担当,才能形成风清气正、奋发有为的局面。

  敢不敢为坚持原则得罪人,是检验领导干部党性强弱的试金石。一些人怕得罪人,不敢坚持原则,究其原因,缘于一个“怕”字:要么是怕搞僵关系,影响自己的选票,要么是自身不硬,怕引火烧身。一个党性强、有原则、敢负责的干部,才会坚持正确的主张和意见,遇到问题敢面对,遇到矛盾敢处理,遇到歪风敢斗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对领导干部而言,就应当任其职、尽其责,在其位、谋其政,在是非面前,旗帜鲜明、原则至上;在难题面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动真碰硬。一个干部只要工作,就要处理各种矛盾,就难免得罪人,但只要真正为民,就应该坚持,而且最终会得到群众的理解。

  领导干部敢为坚持原则得罪人,鲜明的用人导向是关键。当前在干部选任工作中,一些地方存在的简单以票取人的倾向,无形中助长了少数干部的“好人主义”风气,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拉关系、争选票上。为此,不能把推荐票等同于选举票,更不能把票数多少作为决定干部任用的唯一标准,尤其要综合分析、仔细甄别民主推荐结果,做到既尊重民意又不简单地以票取人,让坚持原则的人得到褒奖,不让“老好人”占先。坚持原则是干部德的重要因素,对丧失党性原则的干部,得票再多也不能提拔使用。只有不让坚持原则的干部吃亏,坚持原则的人才会越来越多。(沈小平)

     [人民网]

我们如何面对腐败

  5月初,中央纪委在京召开会议,就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10个方面腐败问题进行任务分工和部署,其中包括严肃查处征地拆迁中的腐败问题,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的腐败问题,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侵占国家、集体利益和侵害职工群众权益的腐败问题,基层干部吃拿卡要、收受财物的腐败问题,执法不公、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腐败问题,基层干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腐败问题。可见中央对反腐的决心一直是很坚定的,在这种上下一致的共识中,却另有声音。

  这种声音有一定的代表性,有值得讨论的标本价值。

  在我看来,腐败一词能够流行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在王权政治时代,天下是皇家的,而皇位是靠暴力获取并得以维护,老百姓被压榨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皇权统治的贪婪程度和皇权运行的效能,老百姓心里很难有一个腐败与否的标准来要求皇权。到皇朝自己内部乱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便不能维系统治,免不了最后吹灯拔蜡,走向垮台。当百姓把腐败一词挂在嘴上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百姓有了合法性意识,把官员的巧取豪夺看作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于是不平则鸣,就把反腐败说得很响。老百姓在这个时代因腐败而生出“痛苦”来,的确表明了他们合法性意识的觉醒。

  虽然说,腐败的个案在任何国家都不能完全消灭,但也不能说惩防腐败没有良器可用,更不能说民主制度对反腐败无用。

  说到“发展”对于反腐败的意义,也要具体分析。中国的人均G D P已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算是中等偏上的国家。应该承认,现在的发达国家在与我们现在发展水平相当的历史时期里,官场腐败也不至我们这样的程度。所以,说我们的腐败问题严重是因为发展程度还不够高,实在站不住脚。

  关于腐败发生原因,社会上很流行的一种意见,就是归罪于市场经济,说“市场经济冲击”了中国反腐败政策的落实,这个逻辑是最经不住推敲的。连马克思也说市场经济(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讲究等价交换。政府及其官员给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公民给国家纳税,这是等价交换原则在政治市场的延伸。而腐败是一种巧取豪夺的强制,无平等可言。所以,把腐败发生的原因栽到市场经济的头上,实在是颠倒了是非。

  这种思维模式暗藏一个判断,以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没有搞市场经济,官场不似今天这样腐败,所以就认定腐败一定和市场经济有关。实际上,不受监督的权力才是腐败的根源;将政府权力压缩在必要的公共领域,并使其置于阳光之下,腐败就无以遁形。

  改革开放前的确几乎没有市场,且物质十分匮乏,但那时的特权要甚于现在。消费品的特供、就业安排、政治地位的确定,在那个时代都体现了极强的特权意志,且被百姓视为合理。现在不同了,尽管很多特权现象仍十分普遍,但在原则上已经被视为违法违纪。这是一个进步。

  如果说市场经济与腐败有关,也是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权被“货币化”了,而这种货币化现象不只发生在这个领域,人的创造才能的差异也因为市场经济被放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对于惩防腐败是一件大好的事情,它使特权的大小与危害程度有了可观察的工具,从而有利于百姓更加觉醒,更积极地与腐败作斗争。

  大幅度地收缩政府权力,给私营部门以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推动政府主要官员的财产公开,并开征赠与税和遗产税;改革司法体制,加强法院的垂直管理,使法院适度摆脱同级党政官员的影响;创新贪腐案件的侦破手段,奖励举报,等等,都是当前可以采用的惩防腐败的有效办法。

  (原载昨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党国英,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本报有删节)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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