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６月１３日电（记者秦华江 王建华 范春生）中国足球腐败系列案第二批审理的案件１３日上午在辽宁一审宣判，涉及７起案件的１１名被告人均依法受到惩处。
北京的法律界人士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中国此次严惩足球腐败行为，不仅是对饱受诟病的中国足坛的一次强力整治，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国家反腐倡廉的力度正在继续加强。
在一审宣判中，原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原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原副主席南勇，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０年６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２０万元，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
另外，包括原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技术部主任李冬生、原国家男子足球队领队蔚少辉以及４名前国脚在内的其他９名被告人也依法受到惩处。
不论是被告的身份还是涉案的规模、案情的复杂，都可以说，中国足球腐败系列案件的第二批审判既是第一批审判的延续，也是整个审判的一个高潮。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说，中国足坛曾经并非反腐败的重点领域，而随着足球腐败系列案件的查处、审判，中国足坛显然已经成为反腐败的重要战场。
“审判说明，中国反腐败的宽度、广度、深度、力度都正在继续加强，中国对各个领域、各种类型的腐败行为都是持‘零容忍’态度的。”赵秉志说。
足球运动是最受中国社会重视的体育项目之一，但是，低下的竞技水平和糟糕的国际比赛战绩，令许多民众极为不满。其中，贿赂、贪污、赌球、操纵比赛等违纪、违法、犯罪行为的蔓延，不能不说是中国足球败落的一个主要原因。
随着中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国足球也走向了职业化、社会化和产业化。然而，在此过程中，中国足球管理制度建设却严重滞后，透明度的缺乏，监督制约的缺失，为滥用权力以满足不断膨胀的私欲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足协官员透露，球队的保级与否、名次高低直接关系着俱乐部获取赞助和广告收入，不仅如此，因为足球观众甚多，足球常常成为一个城市的“名片”，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地方政府的政绩。
“中国足球腐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相关制度不健全，特别是缺乏应有的监督和制约。”赵秉志说。
在近些年的反腐倡廉建设中，中国提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
赵秉志说：“对于面临摆脱腐败困扰、走向全面振兴任务的中国足球来说，这也是必需的。”
正如其他领域和类型的腐败一样，足球腐败也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顽疾。
２００６年意大利足球豪门尤文图斯俱乐部总经理莫吉“电话门”事件被曝光后，在意大利足坛引起强烈震荡。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经调查，为莫吉提供帮助的不仅有相关球队与足协官员，甚至一些欧盟国家的警察、政要也曾纷纷为其大开方便之门。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９日，据英国ＢＢＣ披露，在２２名拥有投票权的国际足联执委会委员中，有３人曾从瑞士一家市场营销公司收取贿赂。国际足联主席赛普·布拉特说：“如果我们放任假球泛滥，球迷将不会再去球场看比赛，不再相信足球是美丽运动，那么我们国际足联１０７年来做的一切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长期从事体育研究的外交学院基础教学部副主任周庆杰表示，对中国足球而言，这是一次很好的反思和整治“机会”，从现在开始，强化足坛内外监督，规范赛事各个环节，极力避免腐败滋生，就会使中国足球运动的前景重现光明。
“这对于国际足球的腐败行为而言也是一个大触动。”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