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任军川摄
人们习惯将党的十六大以来的这10年，称为新世纪新阶段。
回望这10年的改革历程，不同的人可能给出不尽相同的评价。也许有人会说，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相比，这10年显得不那么轰轰烈烈，似乎少了一点“杀出一条血路”的激情，也少了一点“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
然而，任何历史评价都不能超越历史阶段。只有对这个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有一个完整把握，才能对10年的改革进程得出准确认识：没有多少壮怀激烈，并不表示一马平川；没有多少惊涛骇浪，并不表示轻而易举。这10年，改革创新仍然是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征。于无声处，改革一步步深化，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10年改革不缺少攻坚克难的勇气
——改革进入“深水区”，在坚定不移深入推进的同时，更加注重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协同推进，由“单兵突击”向“全面系统”转变，从释放潜在动力的层面向激活内在动力的层面转变
小岗村，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成了困扰小岗村的难题。
近10年来，小岗村以推动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为契机，开启了新一轮改革。不同的是，这一轮改革已不再是单纯的农村经济领域的改革，而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尝试：建立农业合作社，成立互助资金，求解农村金融难题；集中规划农村建设，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推行农村社区化建设；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发挥农民自主权……今天的小岗村，已经成为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的新农村。
小岗村的变迁，正是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的缩影。
2004年，时隔18年后，中央再次发出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自此，连续9个中央“一号文件”锁定“三农”，提出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的重要政策措施：2004年起，我国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6年，延续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全面取消；2007年起，全面推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全国1.48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
这里列举的，仅仅是10年来农村改革政策的一部分。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八连增”、农民增收“八连快”，“三农”发展进入又一个“黄金期”，其根本原因，正是新一轮农村改革释放出巨大活力。
改革步入“深水区”，改革进入“攻坚期”，这是人们评说这10年改革说得最多的两句话。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解决“发展的问题”和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同步推进的阶段，越来越呈现“全面性”和“系统性”特征。有人说得很直白：“好改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单兵突击”式的改革，在特殊历史时期曾收到奇效。但是，随着改革能量的持续释放，仍然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靠某一方面的改革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显然是不太可能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式”改革不行，“小修小补”的“碎片化”改革也不行。
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如何推进？中央给出的思路：一是坚定不移，二是全面深化。就是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同时，注重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协同推进，从浅层次的释放潜在动力向深层次的挖掘内在动力转变，找准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
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中国，曾经面临这样的困惑：美国大片横扫全球，仅一部《泰坦尼克号》的海外收入就高达10亿美元，我们的电影年出口只有几百万美元；美国平均每部电影的拍摄成本，相当于我国电影全年的拍摄费用；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的收入总和，不及德国贝塔斯曼一家的年收入……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答案可能很多，但最根本的，还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体制一直没有理顺。“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这日益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十六大以来，我们打响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攻坚战。自2003年改革启动以来，各级政府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是过去几十年的总和。“十一五”以来，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速保持在18%以上的较高水平。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上专门讨论文化改革发展有关问题，第一次以中央全会决定的方式对文化改革发展作出部署，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和战略任务。
改革激发出巨大的文化生产力。2004年以来，我国的文化产业年均增长都在15%以上，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高6个百分点。2010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4年的1.94%提高到2.75%。
新加坡《联合早报》这样评价：“在经济增长的故事以外，中国还有一个也许较不抢眼、较不具新闻轰动效应的故事——一个文明重建的故事。”
有人说，最艰难的改革是对改革者自身的改革。
这1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始终随着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不断深化，始终随着时代主题的日益鲜明而不断深化。
从党的领导体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实践；从大刀阔斧地推进机构改革，到建设、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从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到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从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到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到建立和完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政治体制改革朝着既定的目标有条不紊地深入推进，没有多少豪言壮语，也不见多少惊天壮举，但每一步都扎实稳健，每一步都直击要害。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全面推开。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提出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也就是这一年，行政许可法开始实施，与之相伴的对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被认为是“政府自身的革命”，使得行政权力得到明显的监督和制约。截至2011年底，国务院分五批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2183项，占原有总数的60.6%，各地区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占原有总数的一半以上。
“中国探索”不缺少只争朝夕的紧迫，不缺少攻坚克难的勇气。就在今年，财税金融改革、推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深化价格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稳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加快推进政府改革又将重点突进。执政者清醒地认识到：消除经济运行中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要靠改革；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要靠改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也要靠改革。“有些问题早改比晚改好，否则积重难返”。
10年改革看似平静却“惊心”
——新时期新阶段的改革，少了“斗争哲学”、“突击情结”，多了沉稳练达、科学理性。一方面，坚信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确，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另一方面，更加注重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举措的协调性
这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新闻——
从刚过去的7月1日起，北京市在友谊医院试点医药分开，取消挂号费、诊疗费和15%的药品加成，实行医事服务费制度。
7月2日，实行“医药分开”后的首个工作日，在友谊医院门诊大厅，刚刚领完药的退休职工老程有些意外：“同样的药，一次就少花了几十元，药费便宜多了！”他患有糖尿病，平时开的一盒胰岛素注射剂需要315.2元，当天只花了274.1元。
在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中，这一条算不上显眼，也难以产生“轰动效应”。但是，这着实又是一条不该被忽视的新闻。推行“医药分开”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其间有矛盾、有争论，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北京友谊医院的试点，将对全国医改产生示范效应。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10年改革，固然有“全面取消农业税”、“提高个税起征点”、“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这样引起广泛关注和巨大影响的改革，但更多的，则是像北京友谊医院这样“起于微末”的改革。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改革，往往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而这样“润物细无声”的改革，就其难度、深度和广度而言，恐怕丝毫不逊于前者，而其影响可能更加久远、更加深刻。因此，改革既需大智大勇，又需至纤至悉。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认为，这10年“三农”领域的改革，不同于改革初期的以“破”为主，而是“破”与“立”相结合。这其实也是这个10年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特征。
更重要的是，这10年的改革，是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国家刚刚摆脱10年“文革”的桎梏，经济社会受到极大破坏，人们思稳定、盼发展、想致富，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更容易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于是，实行对外开放、开设经济特区、推行包产到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改革，势不可挡地迅速展开，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新时期新阶段，改革面临的情况完全不同。从经济上看，我们实现了总体小康，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2011年更是达到5414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为继续推进改革提供了空前良好的基础。但是，一些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人均GDP进入这一区间，也会出现经济增长停滞、收入差距拉大、失业增加、环境恶化等现象，亦即所谓的“拉美陷阱”。从社会环境上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各方面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社会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多元和复杂，诉求也越来越多样和庞杂，而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出现，无疑又增添了新的变数。
在这样的背景下，“凝聚改革共识”的难度，改革的社会成本和阻力，与20年前、30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般地推进改革，其必要性显然已大大减弱，在操作中则很难行得通。现在的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更加谨慎、更加稳健、更加全面，必须把对既往改革的坚持巩固与下一步的完善深化、把一项改革措施的推出与配套的制度设计与细则规制、把改革的力度与社会的可承受程度很好地结合起来，正如邓小平当年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措施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障碍，需要审慎从事。”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牛新春说：“今天的改革有时不得不面对许多两难问题——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改革，不一定符合部分群众的眼前利益。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改革，不一定有利于社会稳定。符合一部分人利益的改革，可能会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设计改革方案，要精巧平衡各方利益，推行改革方案，要尽可能凝聚更多力量的支持。”
但是，审慎并不等于犹犹豫豫、踟蹰不前，改革终究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细细梳理，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农村改革、社保改革、教育改革、事业单位改革以及行政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创新等，哪一项不关系国计民生，哪一项不关乎亿万人民的福祉？
所不同的是，我们这10年的改革，少了“斗争哲学”，少了“突击情结”，更远离“运动式”思维，多了沉稳练达，多了科学理性。回望10年改革路，既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瞬间，也没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标识，更多的是运筹帷幄，精心设计，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海”，蓦然回首，我们已迈出一大步，抵达一处处新的彼岸。
纵观30多年的改革，如果说前20多年有如奔腾的湍濑，慷慨激昂，气干云霄，那么这10年则好似安澜的大川，表面上静水微澜，风平浪静，实则默运潜移，日新其景。我们一方面信心坚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另一方面清醒冷静：更加注重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举措的协调性。
10年改革铺就浓重的民生底色
——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改革，遵循人民的意愿而改革，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群众不仅成为改革发展的推动者、承担者，更成为改革发展成果的拥有者、享有者
与北京友谊医院试点医药分开的同一天，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也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一个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宣传活动的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全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工作正式全面启动。
在革命圣地西柏坡举办这样一个活动，耐人寻味。
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启动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开展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有人评价：“在纪念中国共产党91岁华诞的今天，全国所有地区将全部实施这两项制度，标志着我国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制度基本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的重大实践和具体体现。”
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发展是为了人民的福祉。10年来的改革，党中央始终秉持这样的理念：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改革，遵循人民的意愿而改革，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群众不仅成为改革发展的推动者、承担者，更成为改革发展成果的拥有者、享有者。
可以说，这10年，民生领域改革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民生水平改善的幅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党的十六大把社会保障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明确要求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10年来，我国社会保障从国有企业扩展到各类企业和用人单位，从单位职工扩展到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从城镇扩展到农村，数亿人被纳入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国际舆论界有一种看法：中国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少有的艰难而又坚定的改革实践。
继2007年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之后，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全国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经过3年的医改，全国95%的城乡居民有了基本医保，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回归公益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免费提供，百姓的基本医疗需求有了保障；规范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宏观调控措施密集出台，保障性住房建设快马加鞭，直接惠及中低收入群体；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等一大批文化惠民工程，让人民群众享用到日益丰富的精神食粮。
2012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与2005年相比增加了近10倍，就业和社会保障支出仅中央财政负担的资金就远远超出2005年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支出之和；保障房建设资金从2007年到2011年实现了20多倍的增长；2011年，我国经济增速与上年相比回落1.1个百分点，但中央财政预算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文化方面的支出安排比上年增长18.1%。
“社会建设”，10年前，人们对于这个词恐怕还很陌生，现在已耳熟能详。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扩展到“四位一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而和谐社会理念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在经过近30年改革开放的探索后，“终于有了一个能够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的科学理念”。
围绕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我们的改革更加注重向社会领域倾斜，向薄弱环节倾斜，更加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更加注重发展的平衡协调。建设和谐社会的重点“已经悄然从思想意识形态层面的论证转移到制度建设层面”。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样的图景，中国人憧憬了许多年，如今它正一天天变成现实。
“想想吧，全球1/4的人口，带着他们的种种好与坏、美与丑，重新融入人类发展的主流。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故事。它是我们的故事，所有人的故事——而不只是中国的故事。”美国《时代》周刊以不同寻常的口吻评价道。
此时，当我们回首10年的改革，有理由感到自豪与自信，但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白重恩说：“1978年的时候，不改革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那时的危机感是空前的；而如今，危机同样存在，国内看，改革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国际上看，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在加快步伐。可以说，改革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必须清醒地看到，如今，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风险。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20世纪80年代中叶，正当各项改革全线突进之时，曾有记者这样问国家体改委领导：“中国改革是不是一个‘世纪命题’，会不会有一个完成的终结时间”。进入21世纪以来的实践，已经让人们真正懂得：没有什么改革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的宿命。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挑战，一定都能在进一步改革中得到解决。对于今天要不要改革这一点，是不必争论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剑涛说。
百年前，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国之老少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改革，就是让制度的优势长起来，让社会的活力长起来，让人民的幸福长起来。改革就是永不停歇的引擎，将保证中国这艘行进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的巨轮，平稳地穿过“历史的三峡”，坚定地驶向光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