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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炒房团全军覆没 八成炒房者资金被套资不抵债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2-08-13

 

温州炒房团全军覆没 八成炒房者资金被套资不抵债

  “卖还是不卖?我现在骑虎难下,卖掉亏损更大,不卖血流不止。”望着这排华丽的房屋,有着七八年炒房经历的张鸣,在两年时间里有如从天堂坠入地狱。

  在这轮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中,张鸣如今不但血本无归,甚至还要欠上一屁股的债务。

  在周边朋友中,张鸣还算不错,至少还能撑着。他的几个炒房朋友,几千万资产一夜之间被银行、债权人瓜分,如今身无分文,有些不得不“跑路”。

  多位温州炒房者、房产人士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之前十多年叱咤全国市场的“温州炒房团”,在本轮房地产调控中有可能全军覆没。

  以温州为例,新建商品房比最高价时已下跌百分之三四十,再加上过高比例融资的财务成本,温州炒房者即便现在把房子卖出去,也已经资不抵债。

  八成炒房者资不抵债

  2010年4月,张鸣以单价8.1万多元/平方米,总价近3800万元,一次性付款方式,预订了温州某楼盘一个建筑面积达400多平方米的1~4层排屋,并付了500万元购房定金。

  2010年下半年,“限购令”等政策出台,但温州房地产依然狂热,并于11月底出现楼面价高达3.7万元/平方米的全国地王。

  其间,张鸣预感政策极大转向,立即向开发商提出退房,并希望退回500万元的购房定金,但并未得到开发商允许。由于未一次性付清购房款,开发商把张鸣告到法院。经法院调解,开发商愿降价近700万出售给张鸣。在择选中,张鸣以3100多万元买下这排屋。

  “这3100万全部来自周边亲戚朋友。”张鸣说,亲戚朋友多以房产、企业等作抵押从银行融资而来,也有从民间融资而来,“他们给我月息一两分,赚取一点利率差价。”

  房地产宏观调控,以及去年温州发生的民间借贷危机,使得温州房价大幅下滑。据温州多位中介人士反映,目前温州新房价格比2010年下半年房价最高位时,大幅下降了百分之三四十,有的甚至已对折。张鸣该排屋价格,也下降了三成以上。

  张鸣该排屋为期房,三证不齐,且为3个产权组合,再加上市场成交萎靡,2000万都难以成交。张鸣说,就算2000万元卖掉,也完全不够“连本带息”4000万的购房成本。“我现在不想卖房,卖掉也抵不上债务,反而大家涌过来要我还债,不卖还有个房子。”“如果当时500万定金不要了,我也就亏个500万元,最起码比现在亏损2000万元要好很多。”

  张鸣说,他们所用的炒房资金,70%来自银行或社会融资,现在下跌百分之三四十,再加上融资利息成本百分之一二十,即便现在把房子卖掉,还有百分之一二十的资金缺口。

  “亏的多,赚的少。现在,80%的人(炒房者)还套在里面,资产被掏空且已经资不抵债,只有两成温州炒房者全身而退。”温州资深炒房者陈先生认为,融资比重过大,财务成本很高,尽管之前房价翻番,但炒房者在频繁交易中,所得利润比较有限。

  一旦套牢,房价下跌三四成,再加上利息等财务成本,炒房者大多资不抵债。2010年,陈先生卖掉除杭州、温州共两套自住外的所有房产,带上孩子、老婆移居杭州。

  七成炒房资金来自借款

  据本报记者调查,2009年初,在防通胀气氛中,温州房价先于全国开始飙涨,且一直持续到2010年底。其间,温州炒房者几乎陷入疯狂状态,期房外加价几百万元司空见惯。

  在2009~2010年这轮房价高涨中,温州炒房客主要由50%的企业主、20%的专业炒家,还有30%的官员和跟风者组成。温州某中介部门主管谢先生认为,企业主占比百分之三四十,专业炒家占比百分之一二十,其他为官员和跟风者。

  对此,多数炒家和中介人士说法不一,也难以给出详细数据及比例,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企业主、专业炒家无疑是这轮炒房的“主力军”。

  高峰时,有些炒房者一年至少交易几十套。七八年来,尽管经历多次房地产调控,但对温州炒房者影响不是很大。张鸣说,以前房价比较低,一套房子交易少的赚一二十万,多的赚三五十万。

  这与本世纪初,由媒体、中介等组织的“温州炒房团”,其成员组成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当时,房价基数比较低,又加上银行贷款比较宽松,大多握有几十万、上百万元的温州人,都会去全国各地买几套房子,出现了“全民炒房”的盛况。

  但真正的“分水岭”出现在2010~2011年期间,“限购令”等房地产调控政策迭出,张鸣等众多高位介入的温州炒房者开始套牢。

  由于房价快速上涨,炒房动用资金量大,一般投资人已经难以撬动。本报记者调查发现,之前温州高利率的民间借贷资金,一部分通过企业、炒房者流入房地产市场。一位房产中介人士说,开发商高息融资建房,炒家高息借款炒房,已经成为业界公开的秘密。

  去年7月,一份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支行监测报告显示:温州约20%的民间借贷资金最终流向房地产市场。据保守估计,温州直接或间接进入房地产市场的信贷资金至少占贷款总量的1/3,而且50%以上的贷款以房地产作为抵押保全品。

  在张鸣看来,企业主炒房,与“产业不景气”有极大关系。他说,自己以前办企业,亏空得很厉害,“反正是搞什么企业都亏钱”。其中,高利率让企业难以承受,某商业银行甚至出现最高月息1.2分多,民间借贷月息三四分也颇为平常,企业不可能把这个融资资金投入生产。

  于是,把企业作为融资平台,以此获得大量银行贷款,转而投资房地产、高利贷等领域,温州甚至出现“大企业造楼、小企业炒房”等比较普遍的现象。

  据统计,在“2010温州市百强企业”中,40多家制造业企业,无一不涉足了房地产开发,包括鞋革、服装等知名企业。

  参与人员之多,且融资比例之高,是近几年温州炒房者的主要特点。其中一些社会融资,来自房产抵押贷款等,现在炒家无力还本付息,房东只能背负沉重债务。

  高比例融资,过度房产炒作,在房产调控、民间借贷危机中,温州炒房者的恐惧随之而来。

  除了炒作本地楼市外,之前温州炒房者还在全国各地买房,其中以杭州、上海等地为重点,其房源占比较大。张鸣说,一线城市房产调控,房产“刹车”,30%的温州炒房者已经退出市场;剩下来的一半炒房者,在房价下跌、融资成本重负下,变卖房产也已经资不抵债。最后百分之二三十的炒房者,资金链估计也只能撑到今年年底。

  “卷土重来”只是传说

  最近有传言说,温州炒房客卷土重来,深圳等沿海城市成看房热门。“现在问题都解决不了,不可能去买房。”对此,张鸣、陈先生均认为,这极有可能是开发商,借用温州炒房客名义,人为炒作提振楼盘销售信心。

  对此,泰和房产总经理林育、平安易居总经理姜毅、哥伦布房产总经理陈平等温州营销机构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认为,这一轮房地产调控及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等,对温州炒房客打击很大,所谓其卷土重来“炒作成分过大”。

  多位一线中介人士向记者反映,最近几个月,温州房产交易量上升,主要为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一般建筑面积在120平方米之内。

  日出房产中介小李说,他上半年已交易十多套中小户型房子,没有一套为投资买房。“小户型房源稀缺,成交比较好,价格有所上涨。而大户型房子扎堆,成交萎靡,价格在继续下降。”

  “现在去买房,我们有心也没力。”张鸣说,目前温州大多数炒房者被深套,没有多余资金再去外地买房。多位炒家、房产中介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现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外地买房的温州人,大多数为子女读书、养老度假、经商等刚性需求。或许几年后,这些房子在完成使命后会被卖掉,但他们并非以炒房为目的。

  上述多位中介人士向本报记者反映,大量温州炒房客已经完全败退,且三五年时间里很难恢复元气。

  他们认为,实体企业状况不佳,上半年六成温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现减产或停产,实业资本进入房地产动力锐减;资金运作成本高,交易及融资成本在15%左右,如果房价上涨未超过15%以上,投资就意味着保本或亏损。

  更关键的是,尽管信贷加大、通胀压力犹存,但“限购令”等调控政策继续执行,房价不可能出现大跌或大涨,炒房者对房地产投资前景已经不看好。 (陈周锡)

    [中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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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1000亿再造“汴京”惊出一身冷汗

  七朝古都开封决意要来一场豪赌:投资1000亿将开封市老城区改造成近20平方公里的实景人文旅游胜地,重现北宋“汴京”时期盛景,同时要建设一座工业化新城。

  当然,开封想赌还是有筹码的,它跟一些生造古迹的城市不一样,作为七朝古都,开封历史上的繁华只需看看《清明上河图》,就能大致了解一二。可此一时彼一时,那时的汴梁是国都,人口百万,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可以调配全国资源建设开封,可今天的开封经济实力较弱,即便有满城的古迹,但要变成现实的经济优势谈何容易。保护旧城要钱,开发新城要钱,历史的包袱要背,未来的事业要投,开封的年财政收入只有50个亿,指望这50个亿撬动如此庞大的一个投资计划几乎是天方夜谭。老路有一条:旧城改造,卖地生财,可是现在房地产业不景气,开封的民间财力贫瘠,凭什么把别人的资金吸引过来?20平方公里的实景人文旅游胜地,这需要多大的财力才能支撑?

  有雄心当然是好的,但赌不赌得赢,是另外一回事。穷地方要发展,总是先从民富开始,没有哪个国家的强大是建立在对房地产的依赖上的,这个道理放在一个城市身上也同样适用。背债是要还的,毕竟,你还要对这个城市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不能图自己的痛快,大拆大建,以致于伤了元气,无以为继,留一个烂摊子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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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有人认为历史对开封不公平,可这是现实,除了感叹财富的聚散无常以外,我们实在不能对历史的发展说三道四。关键在于你能否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高路 原题:慎将开封作汴州)

    [新华网-钱江晚报]

开封回应"千亿元重造汴京"否认有"清城计划"

经济之声报道,据开封千亿元投资豪赌“造城计划”的新闻一出来,就在微博上炸了锅,很多知名博主也展开口诛笔伐。地产大佬潘石屹很纳闷——怎么会有这样劳民伤财的想法呢?出版人沈浩波则调侃——全国各地都被毁,再毁一处又何妨。而《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更是直言不讳的说——中国各地假古城重建没一个成功的,想用此招振兴开封是妄想。

但更加牵肠挂肚的,是生活在这座中原古城中的开封市民。开封网友“贝塔”就发微博说—— 我讨厌一切复制品,不要重现了汴京的形,却丢了开封的魂!老家开封、身在北京的媒体人刘先生忧心忡忡地说,“打造古城旅游”这个口号开封市政府已经提了好几届,但真正操作起来困难很大。

刘先生:建古城首先是个好事儿,因为开封旅游这几年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它缺少一个龙头产品。但有一点担心是,这么大的资金量,开封能不能够持续下去,这样一个工程会不会成为一个半拉子工程,比如我们开封市民都搬出了但后续的建不起来,会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这种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北宋时,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如今开封却风光不再,经济总量甚至一度在河南省垫底,到了2011年,开封全市GDP也只是刚刚突破千亿元大关,在河南18个地级市中排名第13位,财政收入49亿元。

以这样的经济体量,要想在“4年内将老城区580万平方米的棚户区拆迁完毕”,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解决资金来源,发行地方债或者向银行贷款将成为主要途径,但巨额的资金成本将成为开封财政的一大负担。开封市民小闫告诉记者,她早上起来看到新闻后,担心远远超过了欣喜。

小闫:这个千亿的造城计划好像是借债的,所以我很担心,它这样借钱来搞这样一个计划,觉得不太可行。

小闫介绍,很早之前开封就建成了“清明上河园”,但现在似乎有些不温不火了,她担心,新的古城计划能否真的体现当年汴京城的神韵?

小闫:清明上河园里的建筑都挺新的,虽然是仿造的古代风格,里面的服务、娱乐项目我觉得吸引力也不是很大,如果是把开封其他地方也都按照这种形式来改造的话,我觉得效果不太好。

对于外界和开封市民的种种担心,开封市相关部门昨天(12号)接受经济之声专访,做出了解释和澄清。

对于资金来源主要靠借债的说法,开封市政府副秘书长梁东雁表示:

梁东雁:市里目前搞这个“两改一建”、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保障房建设,这些都可以在政府网站上查到;银行贷款、融资平台只是资金来源的其中一个手段,不是都靠这些,哪里能够都靠这些啊。

开封市旧城拆迁改造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孔祥成也澄清,开封目前正在进行老城区的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这其中对老城区将来的建设要求是“内在时尚、外在古典”,开封并无意于打造所谓的北宋“汴京”城,之前媒体的报道存在误解。

孔祥成:我们在老城区棚户区改造的过程中,势必要改造老城,老城将来我们在建设的时候,要统一按照“内在时尚、外在古典”的建筑风格来做,我们并不是用“千亿”资金来打造一个新的汴京城,并不是推倒旧城建一座新城,或者再现什么大宋皇城的风采。

孔祥成进一步解释说,棚户区改造工作需要大量投入,全哪一个城市也无法单纯依靠财政支持完成,因此资金筹措渠道必然是多方面的。

孔祥成:其实我们的资金来源是多渠道的筹措方式。所有的棚户区改造势必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但是这个资金,全国所有的城市普遍采用的是国家政府补贴、企业投资、银行贷款相结合的形式,也就说用政府和民间资本共同支撑这项工作。所以并不是政府非要倾其财政,哪个地方也不可能以财政来完成这项工作。

对于外界的种种质疑,今年已经80岁,在开封老城区生活多年的黎老先生可能并无了解,他的想法很简单,只希望改造进程加快,因为老城区的一些地方生活条件太差了。

黎老先生:开封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原来的房子住的很挤,更主要的是不成套,里面的交通不方便,水电通起来很困难,特别是排水问题。

记者:您觉得老城区改造还是很有必要的。

黎老先生:很有必要。好多人都希望赶快把它改造。(记者王浩)

    [中广网]

全国乡镇高负债普遍 严重影响基层执政能力

乡镇债务是如何欠下的

无论是中西部的“吃饭财政”,还是东部的“发展财政”,采访中,多个乡镇都在喊渴叫饿

债务正在困扰着乡镇政府的运行。

《瞭望》新闻周刊对全国8个省份300名乡镇党委书记的调查问卷显示,东部地区乡镇债务额大多在千万元以上,有的超过亿元,个别的在十亿元以上;中部地区乡镇的债务大多在百万元左右,少数乡镇债务超过千万元;西部地区乡镇的债务额多在百万元左右。

记者采访发现,乡镇债务已成为拖累乡镇正常运转的最大困难和障碍之一。尤其是近年来由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投入而造成的新型债务呈现增加之势。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的乡镇盲目追逐GDP,热衷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超负荷举债,已经严重影响了乡镇正常运转、基层执政能力。

受访专家指出,为了防范乡镇债务恶化,应积极应用问责、预算、体制等三把“铁锁”,管好锁紧乡镇债务的钱袋子:对乡镇债务实行科学管理,设定预警红线;加大对乡镇债务的考核问责;重新审视原有的财政税收体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改革财政分成体制,建立“补给式”机制,为脆弱的乡镇强筋壮骨。

超负荷举债

乡镇债务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就备受重视,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化解债务的一系列要求和举措。

然而,记者在各地乡镇走访发现,乡镇负债较为普遍。例如,广东省委党校曾对省内1000多个乡镇进行调查,85%的乡镇都存在着财政困难、债务压力重、运行艰难的状况。广东省惠州市80%乡镇负债度日,多的负债数亿元,少则也有几百万元。

特别是近年来因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投入造成的新型债务呈现加速增加之势。此次调查问卷显示,东中西部地区债务形成的原因均有“基础设施建设”,且比重最高。东部地区债务83.9%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中部地区67.2%,西部地区86.1%。

令人担忧的是,一些乡镇或旧债未了又欠新债,或透支偿还能力超负荷负债,乡镇经济被拖入“越没钱越举债,越举债越欠债,越欠债越没钱”的恶性循环。

而在有的乡镇采访时,记者看到,在乡镇高负债背景下,豪华办公楼、使用率较低的标志性建筑物林立。一些地方“穷财政富接待”的现象仍存,有的甚至动辄使用几百万财政收入请明星大腕搞演出。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以GDP、税收等作为考核指标的情况下,举债对有的乡镇党委书记来说,是愿意选择的“高回报、无风险”的多赢投资行为。原因在于,举债搞建设,可以通过建设基础设施等投资行为快速拉动地方经济指标上升,易出政绩;同时,因债务化解并未列入干部考核指标,有债务也不影响政绩。

警惕恶性循环

采访中记者看到,乡镇债务已成为制约乡镇发展的桎梏。由于债务严重,有的乡镇重要工作难以开展,甚至连日常运转也需要举债;有的乡镇变卖乡镇房产、汽车等还债;有的乡镇没有办公室和住宿地点,只能借学校民房维持工作。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公务员队伍稳定。一位乡镇干部说,自己的收入还比不上泥瓦工。因为待遇低、工资拖欠,还有干部或进厂兼职打工,或开小店帮补家用开支,或到私立学校代课。

在河北等中西部地区,有的乡镇因债主催债或起诉,而被称为“老赖政府”;有的乡镇因欠了工程承包人的校舍工程款,遭遇债主堵门。以上种种,不仅破坏了基层政府形象,也易引发社会不稳定事件。

在高负债下,一些乡镇要维持正常运作只能依赖“化缘财政”,但“化缘”而来的资金因为不是制度化的财政安排,无法实现有效监管,易滋生贪腐。

有乡镇党委书记向记者坦言,为弥补运转资金缺口,他们曾以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为条件,事先向客商拿一部分钱,以解燃眉之急。有时还会向当地老板、个人拆借,甚至自掏腰包“填窟隆”。这些借债行为也欠下了许多“人情债”,易导致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

有的乡镇则转向土地财政。虽然明知有违科学发展观,但乡镇领导急于完成任务或取得政绩,未经详细考量便卖掉土地。采访中,有乡镇干部表示,已尝到了土地财政的苦果。当初为还债卖地,虽然缓解了一时之需,但现在面临新一轮发展机遇却没了土地资源,经济运行陷入困境。

三把“铁锁”管好乡镇债务

超负荷举债已引起部分乡镇警觉,记者采访中,多方人士建议,为防范乡镇债务恶化,应用问责、预算、体制三把“铁锁”管好锁紧乡镇债务。

债务危机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乡镇政府缺乏严格的预算制度。乡镇财政支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镇党委书记个人的意志。缺乏有效预算,就出现了有钱随便花、没钱随便借的现象。

因此,在乡镇一级实行财政公开,推进参与式预算,促进乡镇财务透明化势在必行。如浙江省温岭市推出了人大参与乡镇财政预算制度。温岭市箬横镇党委书记林建敏介绍说,参与式预算对乡镇“扎”紧钱袋子,不乱花钱不乱举债发挥着积极作用。“比如,今年财政预算时,我们总的预算盘子为2.9亿元,代表们说,现在宏观调控,土地指标又少,不能安排这么多,于是从原来的2.9亿元缩减到2.3亿元。又比如,中央提出今年三公经费不增加,代表们也认为我们不应该增加。”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则从2010年开始实行网上逐笔公开账目,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全裸的乡政府”。据估算,全年下来,晒账本能给乡政府节约3万元,这约是这个偏远贫困乡全年公业务费的15%。目前,白庙乡已经在乡政府门户网站上公布了公业务费,各级党务、政务信息、各项惠民资金发放情况及乡干部的工资预算表等信息也陆续上网,接受群众监督。

此外,考核问责机制也亟待完善。专家建议,其一,应加强对乡镇债务情况的考核,把降低负债率列入重要的一项考核内容。特别应分清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债务,科学评估债务的合理性。如果借债用于建厂房、搞商贸等,投入营运会产生收入,就应给予鼓励,但对于借债建设标志性建筑物等,超负荷负债就应明令叫停。其二,应设定举债最高不能突破的预警红线,如设定举债数额不能超过年收入两倍为举债红线,突破红线就要被问责免职,从而有效防范乡镇债务危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我国对乡镇财政体制实行财政分成的方式,每年对乡镇财政留成和税收分成比例较小,对乡镇建设几乎是杯水车薪,乡镇可支配财力较少,然而大量的建设发展问题都由乡镇承担完成,因而乡镇普遍存在着有限财力承担无限事务的困扰,乡镇经济运行“小马拉大车”,不堪重负。

要根本性地改变乡镇负债的窘境,必须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这是记者所采访的乡镇党委书记的共同呼声。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靠乡镇来支撑。受访专家建议,有必要重新核对财税基数,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政府财政分配体系,建立与乡镇事权相对应的财权制度,从制度上给予乡镇一级较为充裕的财力。对于上级统一安排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尽量能够一次性配套到位,减少乡镇财政配套压力,同时要杜绝不规范的负担转移现象,促进乡镇一级政府由经济型向服务型全面转变。□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兴军 张涛陈冀裘立华刘彤伍晓阳

    [新华网-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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