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问题直指漏洞猫腻 广播电视网络同步直播
湖北首办电视问政“考”厅长
人死了3年还在领粮补，“退休”村干部养老要村民掏钱，花费百万的水渠成了到处漏水的“竹篮子”……日前，湖北省首场“三农版”电视问政在荆州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湖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侯长安现场观摩指导。这是湖北省首次进行广播、电视、网络同步直播“三农版”电视问政节目。据悉，此类省级电视问政在全国尚属首例。
湖北省财政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厅、省民政厅、省林业厅的5位厅长、副厅长和特约评论员台上就座。90分钟里，暗访短片、热线电话、网络问政、群众现场提问交叉进行，反映的问题直指各种强农惠农政策落实中的漏洞和猫腻。主持人“点将”访谈厅长，不时还点到台下某位相关市长、县长。
随着一段段暗访短片播出，“震惊”、“愧疚”、“承诺”、“心情沉重”，成为台上厅长们频频吐出的字眼。神色凝重，态度诚恳，承诺掷地有声，多数厅长的表现赢得现场掌声。
台下坐着的200位农民朋友，或举手提问，或举哭脸、笑脸牌，对厅长们的回答予以回应。湖北省委农办(省委财经办)、省卫生厅、省国土厅、省粮食局、省供销社等涉农部门主要负责人也在台下就座。
据了解，多位被“点名”的县市官员坐立不安，直播进行中就给活动举办方工作人员发短信，表示“马上调查、立即整改”。
现场参与活动的江陵县资市镇范渊村村民王运桂等认为，厅长们的回答比较诚恳，不忽悠，“让我们看到希望，相信问题会很快得到解决。”
特约评论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认为，电视问政反映的种种问题，给“三农”工作敲响了警钟，必须举一反三，从严整改，决不能让恶劣风气蔓延。
本次活动由湖北省纪委、省监察厅、省纠风办举办。湖北电视台、湖北广播电台、湖北网络电视台等对问政过程进行直播报道。
死人领粮补 活人在搞鬼
【暗访短片】
一个村民小组只有3个人，这还不算太离奇；更离奇的是，其中一人已去世3年的妻子，至今还在领取粮食补贴。
此事发生在随州市随县新街镇姚庙村。省纠风办暗访组发现，该村由村支书姚某、村委会主任刘某和村会计曾某组成一个新的村民小组，虚报200多亩田地，连续五六年骗领国家粮补。根据村务账目，仅去年，不仅每人领取4000元左右补贴，他们的姐夫、外甥、外甥媳妇等亲戚还跟着分别骗领1000多元补贴。
画面中出现一座坟墓。“这是曾某的妻子加某，2009年就去世了，现在还在领粮补！”根据村民举报，暗访组顺藤摸瓜，发现加某的名字竟赫然出现在粮补名单中。
【现场回应】
“基层发生这种骗取国家补贴的事，作为主管财政的政府部门，我们确实有责任，我个人心情沉重。”省财政厅副厅长何大春表示，这反映出财政监管有漏洞，机制、作风有待改进，村务公开不到位，必须整改。
100多万修的灌渠成了摆设
【暗访短片】
守着4.4公里长、投资100多万元的灌渠，村民却要一担一担挑水浇地；灌渠堵心又堵路，几个村民一气之下将灌渠砸出几个窟窿！黄冈市浠水县巴河镇五洲大畈灌渠成了“摆设”。
【现场回应】
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忠法坦承，灌渠设计有问题，对取水点位置考虑不周，没把好事办好。“应该举一反三，把资金用得更合理。”
“花了100多万元，没给百姓带来好处。这个责任谁来负？真是一言难尽。我们要做的，就是马上调查清楚。”湖北省财政厅副厅长何大春坦言，工程规划有问题，财政审批也有责任，必须严肃处理相关单位和个人。
村干部养老村民掏腰包
【暗访短片】
荆州市监利县弥市镇双马村一村民，去年开始被要求上缴一种莫名其妙的“受益负担费”，按照每亩地15元标准征收。暗访组就此找村委会主任，对方底气十足，说这钱用来“抚恤村里退休的老干部和军烈属、五保户”。
“军烈属、五保户不需要村里抚恤，上面有拨款。村干部还有退休一说？不对吧。现在农村养老只有统一的养老金。”面对镜头，弥市镇农办一位负责人如是说。
【现场回应】
湖北省农业厅厅长祝金水不容置疑地说，这明显是不合理的农民负担，应该无条件清退，对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
（据《楚天都市报》报道)
摘要：公众对收取十元生态保护费不理解的背后，更多是滇池持续近二十年治理，投入资金已逾百亿，滇池污浊依旧。这些钱花在哪儿？谁来监督这些动辄上亿资金的使用？如今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种植水葫芦，是治理滇池过程中的一个实验品。南都记者张国栋摄
8月10日，平静的滇池湖面波澜不惊。
几天前，关于滇池保护条例中列入收取生态保护费的条款却如投入滇池的一块巨石，浪花四溅板砖纷飞。
公众对收取十元生态保护费不理解的背后，更多是滇池持续近二十年治理，投入资金已逾百亿，滇池污浊依旧。这些钱花在哪儿？谁来监督这些动辄上亿资金的使用？如今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向谁收费？
“作为这个条款的主要提倡者和起草者，我很负责任地说，初衷并非是向游客收费，而是向云南人收费”，8月11日，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曾粤兴向南都记者表示。
曾进一步解释说，最初《滇池保护条例（初稿）》提出为“滇池保护费”概念，而非当下被误读的生态补偿费。在对人大代表解释这一条款时，他还特别说明，收取的主要对象要排除短暂游玩的旅客、学校学生、驻军、国家机关等，“当时考虑的就是短时游客不是污染的主体”。
按照曾粤兴等提倡者的想法，收费的主要对象为滇池相关的企业和市民，即主要在滇池流域生产和生活者。之所以收费，他们考虑的因素有二：一是滇池治理投入巨大，仅靠政府财政无力，需要社会资源；二是通过收费，让企业和市民认识到滇池与自身息息相关，唤起更多人的保护意识。
2009年，《滇池保护条例》初稿拿出来之后，曾经召开听证会。在曾粤兴的印象中，他们就此条款做了说明后，参与的听证会代表“几乎没有反对意见”。
在专家们起草条款中，只有收取滇池保护费的条款，没有具体的数额标准，不过后来政府层面而非法律层面的演变，就不在他们这些参与起草的专家们介入的范围。
据公开报道，在向云南省政府汇报“十一五”滇池治理情况及“十二五”滇池治理规划编制时，昆明市市长张祖林建议，拟对滇池流域2920平方公里范围的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呈贡、晋宁6个县区的酒店、旅社入住者，按每人每天10元的标准，征收滇池生态资源保护费。
“生活在滇池流域的每个人，既是滇池的污染者，又是滇池污染的受害者，更是滇池治理的责任者和受益者。”张祖林如是解释。
正是这个十元钱，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普遍质疑，不过随后昆明市方面对这项十元钱的生态资源保护费口风收紧，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局长柳伟向媒体表示，滇池生态资源补偿费的具体征收办法，要等《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正式颁布后，才能制定出包括征收方式、标准、对象、范围的相关办法，并按照程序召开听证会，听取社会意见后，报昆明市政府审批。
对这笔引来巨大争议的十元钱征收对象的舆论引导也开始转向曾粤兴等最初设计的方向。近期的报道中称，滇池生态资源补偿费的征收范围，是“生产、生活在滇池流域的个人和企业”，即便滇池生态资源补偿费的具体征收办法出台，或许向游客征收的可能性也非常小。
生态保护费争议
对于生态保护费条款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有些出乎曾粤兴的意料之外，他称，此项收费并非昆明独创，之前就有湖南张家界，甚至同在云南的丽江、抚仙湖等都收过类似费用，只是名称不同，有的为“进山费”，丽江则为“古城维护费”。
丽江早从2001年起就开始征收古城维护费，2007年将收费标准从每人次40元调整为每人次80元。
与滇池更类似的是抚仙湖，根据《关于抚仙湖资源保护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五类征收对象：直接使用抚仙湖资源或抚仙湖旅游度假示范区以内的生产企业；抚仙湖旅游度假示范区内的宾馆、酒店、旅馆和个体餐饮经营户；抚仙湖非机动船的经营户；抚仙湖旅游度假示范区内的停车场经营户；以及进入抚仙湖旅游度假区的游客。
与滇池的收费还没出台就引起较大争议相比，抚仙湖的收费虽也有争议，但已低调开始实施，自2010年8月1日起，玉溪市抚仙湖管理局对进入抚仙湖的车辆征收抚仙湖水资源保护费，至2011年5月1日开始，除了车之外，还对每人次收取5元资源保护费。从2010年8月到今年5月，共征收303万元。
另一个与滇池相似的还有大理，同样在2009年开始计划征收大理古城维护费和洱海资源保护费，与这次滇池一样，消息一出即被口水淹没，最终宣布两年内不征费。
收费究竟是为保护？还是因资金而筹措资金？这无疑是生态保护费备受争议所在。丽江古城在收费之后，并未因收费而限制商业开发，反而曾因古城过度开发，商业气息过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予黄牌警告。
滇池这次尝试收费，作为昆明市政府方面，同样强调的是资金方面不足，昆明市市长就称：“从‘十二五’滇池治理规划来看，未来五年要实施的治理项目将达到87项，预计投资将超过420亿元，是‘十一五’期间投入的近2
.5倍，资金压力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要让公众掏腰包，得让公众首先知道钱要用到哪里。与专家们的提议和听证代表们的一致同意相比，生态保护费在民间反应则是两重天。
因保护滇池而成为2009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滇池卫士”张正详表示坚决反对。他向南都记者称，滇池治理投入巨大，但对于这些几十亿资金的使用，公众并不知晓，政府再度向公众收生态保护费，在听证中也没有像他这样真正代表民意者，收费之后资金使用同样缺乏足够的监督。
“小白鼠”滇池
公众对滇池收费反弹如此之大，还在于滇池历经二十多年的治理，投入资金达上百亿之巨，水质却没有实质性转变，反而成为各方的实验品，耗费大量的资金。
曾在昆明市政府担任秘书多年的滇池研究会秘书长李国春向南都记者介绍说，云南自1993年开始治理滇池，至今已逾18年，其中“九五”期间花费20余亿，“十五”期间近20亿，“十一五”的总费用计划为170余亿，已经花费70余亿。
李国春还拿给南都记者一份已经公开的“十二五”计划，上面列举的治理滇池的总费用盘子达到420亿之多，涉及100多个项目，包括引水、环湖截污、生态修复等多个方面。
几十亿资金投下去，效果如何？无论是云南省还是昆明市官方，在披露滇池治理效果时，使用的言辞都很谨慎。
云南省上报国务院的“十二五”规划得出结论为：“十一五”期间，滇池流域水环境质量总体得到明显改善，滇池水质恶化趋势得到遏制，水体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河道水质及景观明显改善，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优于或达到三类水。
云南省当地媒体如是叹道：一个又一个五年过去，几乎与昆明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快速一致：滇池水质依旧，恶臭更甚。仅仅是得到“恶化趋势得到遏制”的结论，就被当地称做历史最高评价和滇池治污史上来之不易的“拐点”。
8月10日下午，南都记者乘坐快船环绕滇池巡视中，整体水质仍如“滇池卫士”张正详形容“绿油油的”，在滇池入水口的湖面上，工人们正在打捞成片茁壮成长的水葫芦。
这些钱又花到了哪里？李国春的手上也只有一份稍微详细的资金去向表，而在滇池持续多年的治理中，也被各路专家用于各种实验，花费资金亦不菲，水葫芦就是最新的一个实验品。
污染生态学“鼻祖”、云南大学王焕校教授向南都记者介绍，包括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院校都曾经在滇池实施过污染生态的实验，项目资金都不在少数。如清华大学建立一个十平方公里左右的实验区，花费达2600万元，他给予的评价是“成本太大，不宜推广”，而某院校一个9000万的实验项目，实验之初有效果，但仅仅两个月不到，实验区又恢复原样，实验宣告失败；武汉大学的鱼类实验，也没有明显效果，还有院校计划在滇池里造围堤搞湿地处理系统，而最近的“十一五”项目，课题资金就达7000万元。
水葫芦因为种植面积较广，争议也最大，即使是顶尖的专家之间，意见也有分歧。如王焕校这样的污染生态学“祖师爷”级别的专家对在滇池中种水葫芦都持支持态度，他对南都记者介绍说，自己曾经公开称“水葫芦是个宝，看你怎么用好”，被人指称“为水葫芦翻案”。
在王焕校参加的关于水葫芦的总结会上，他没有听到“明显反对意见”，在代表昆明官方意见的昆明市滇池生态研究所副所长韩亚平看来，一直以来滇池的污染主要表现为水体富营养化，减少富营养程度是滇池治理的重要内容，而由江苏省农科院提供技术支持的水葫芦的特点就是吸附氮、磷能力强。参与研究的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和树庄则称，在昆明气候条件下，水葫芦不会疯长而造成失控；圈种水葫芦不会影响水底生物的存活。
研究滇池40余年的云南省环境科学院郭慧光则是水葫芦坚决的反对派，他认为，水葫芦的后期处置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资金投入。据他回忆，早在2000年左右，云南省第一个省院、省校的合作项目滇池水葫芦工业化参数的研究提上日程，他们曾经做过为期两年的渣处理实验，面临巨大的成本问题，当时每吨水葫芦的处置成本要花费8万，9吨花了72万元，而下一年处理36万吨，资金就达1亿元左右。
虽然官方发布的数据称，种植水葫芦后，水质有改善，但在张正详这些与滇池生活了几十年的市民直观感觉中，改善并不明显，且在他看来，即使改善，也不能完全归功于水葫芦的功劳。
几乎以滇池为家的张正详对于滇池上的这些实验再熟悉不过，他将这些实验形象地归纳为：先“动物”-鱼，后“植物”-水葫芦，滇池就是一只小老鼠。
云南当地媒体曾发表质疑文章称：云大学者按环境货币化换算公式做了一项课题，结论是：滇池流域的利润收益，在扣除环境指数和治污投入后，呈负数，意思很简单，历年在滇池流域投建的产业收入，带来的只是赔钱生意。
“滇池在多年的污染中，就是一个大实验场，各方专业人士都在对它的治理进行实验，滇池投了数不清的钱，而实验的结果呢？我们都看到，它还是没有清”，昆明理工大学教授侯明明如是称。
被忽视的公众
在情绪较为激烈的张正详看来，各种游说治理滇池的人“都是来圈钱的”，他列出四条治滇池法宝：取消开采矿；取缔化工农药屠宰塑料企业；转移花卉基地；赶走房地产开发。“只要真正做到这四条，滇池不治自清”，他说。
他所提四条意见并不新鲜，但要真正执行却并不容易，在他看来，地方政府一面要保护，一面又在破坏，甚至是小保护，大污染，保护的速度跟不上污染的速度，这才是滇池病得不轻的根源。
围绕着滇池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主政者的主观意志，导致滇池治理政策左右摇摆，这是滇池独立观察者———N
G
O组织———绿色昆明总干事梅念蜀的观察结论之一。她列举说，昆明曾为滇池治污推行过雨污分流，但后来市领导又提出要雨污合流，令外界莫衷一是。
主政者的主观意志，也意味着公众参与的缺乏。梅念蜀向南都记者介绍，昆明方面也制定过一些公众参与办法，但在实际执行中却走样，如有一次听证会也邀请了绿色昆明的代表参与，但最后流于形式。
张正详则称，他曾经两次参加过听证会，第一次是一名政协委员帮他报名，他试图发言没有机会，而后来就再也没有机会参加，作为滇池保护的知名人士，他也没有参与相关决策讨论机会，即使是侯明明这样的环境专家，也抱怨没有收到过昆明方面的邀请，王焕校则隐晦地表示，他受到邀请的场合不少，但专家们的话，政府方面并不太能听进去。
无法参与决策过程，公众最关心的监督亦无从说起，尤其是涉及巨额的治理资金。昆明市原政协委员伍宗兴关注滇池多年，但她认为，滇池治理投入这个“天文数字”，老百姓的确不知道怎么分配的，政府的透明度并不高。在她看来，仅以此次种水葫芦，就没有见过明确报道水葫芦的种采收方面的资金分配，“如果没有经过环评或者在治理滇池上是一笔糊涂账，我们是不是能够这样说：这很容易滋生腐败和欺骗？我们需要的是监督和问责体系！”
“滇池保护仅靠政府，忙死了效果也不明显，必须与群众结合，让群众有知情权、参与权、话语权、利益共享权”，王焕校教授如是总结。
摘要：赵翠婷家中常置一个洗脸盆，盛着一副橡皮手套、一袋消毒粉。每夜睡前，她要用近两个小时，将家中里外洒水消毒。这对抵挡铬渣污染的阴影，其实并不一定有用。
同生化工厂旧厂区南墙外颜色鲜艳的污水。
铬渣水在围墙和村道上留下明显印记。南都记者张晗摄
化工厂旧址80%属周庄村，20%属李嘴村，铬渣紧邻民居。南都制图宋小伟
赵翠婷家中常置一个洗脸盆，盛着一副橡皮手套、一袋消毒粉。每夜睡前，她要用近两个小时，将家中里外洒水消毒。这对抵挡铬渣污染的阴影，其实并不一定有用。
她家离那三堆40万吨的铬渣只有数十米———这是天津市北辰区同生化工厂在40年生产中给周庄村和李嘴村留下的“遗产”。露天堆放10年后，铬渣污染处理工程终于在2009年正式动工。但数十年来治污的缓慢与反复，让村民对围墙内“今年内完成处理”的计划心存疑窦，如今在暴雨冲刷下涌出围墙的鲜艳黄水，又成为了他们新的困扰。
惊心鲜艳
7月25日，天津大暴雨，平均157
.9毫米的降雨量令城市“内涝”。这一天，北辰区李嘴村的张玉福、赵翠婷老两口盯着院落，水位线不断逼近。他们忧虑的并不是雨水，而是雨水中那亮眼的黄色。
黄水源自几十米开外的围墙之内。围墙那边原是同生化工厂，现在是铬渣治理工程场地。1958年建厂之后，同生化工厂一直以生产铬盐著称，铬渣是工业废料。运营40年，工厂被历史淘汰，只在原地遗留了40万吨铬渣，形成三座小山。这些黄色液体，就是在暴雨中从铬渣山渗出。
张玉福说，黄水从围墙根的孔洞、旧厂区的栅栏门外，跨过那条狭窄的村道，往西漫向他的院子。周庄村委委员于生龙称，场地里没有排水管道，积水多了，就向外溢。
黄水退去后留下的印记，证实他们所言非虚。同生化工厂原址西侧外墙，染上了1米多高的黄绿色，墙皮大片剥落。靠近墙壁的村道上，覆着一层金黄。
与同生厂隔条村道往西，是周庄李嘴两村的出租厂房，再向西百余米是大量民居。雨继续增大时，黄水便灌入那些地势较低的工厂，并向民居蔓延。张玉福看到外地来的工人们穿着拖鞋在黄水中来回。“外地人不懂这个。”他说，皮肤沾到黄水，容易发炎、溃烂，本地人家家常备雨靴。尽管这样，赵翠婷还是沾上了黄水，双手指端红肿。她家的一只白猫在黄水里撒了一阵欢，当天就断续抽搐了半个小时。这些铬渣水含六价铬，对人体有毒性，接触易引起皮炎，吸入则可能致癌。
之后那一幅颜色鲜艳的场景令张玉福难忘，为了中和六价铬，围墙那头出来了不少工人，向鲜黄的雨水里扬撒绿色的膏粉，绿色落入水中，过往车辆轮胎滚轧，扬起暗红的锈色水花。
大雨翌日，绿色和平组织的工作人员来到这里，在一户民宅前取样积水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水样的六价铬浓度为15
.9m
g/L.《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对五类水做出的六价铬浓度上限界定是0.1m
g/L.检测人员称，这意味着，即便经过了中和反应和暴雨冲刷，黄水中六价铬浓度仍是五类水标准的159倍。
化工厂四十年
周庄、李嘴两村上了年纪的村民，将铬读成“洛”。这种字典里没有，却在化工行业内普遍使用的读音，是同生化工厂的工作经历教给他们的。
同生化工厂建于1958年，原名“庆生”，洋溢着那个年代在生产上普遍的乐观情绪。同生是中国第一批铬盐生产企业，这些企业普遍采用前苏联工艺，土法生产铬盐，操作污染极大，每生产1吨铬盐，会产生2-3吨铬渣。
1976年之前，国家层面对铬渣的污染都不甚了解。同生化工厂用地的八成属周庄村，两成属李嘴村。两村村民们正响应生产大队的号召，尽心地在同生厂工作。
周庄村村民马文丽称，她曾在厂里筛铬渣，那时口罩也不戴，有时筛着筛着，鼻子就流出血来，“那会儿有劲儿着呢，血都下来了，还干呢。”村民蓝宝松则见过，有些人在同生厂干久了，两鼻孔间的隔膜穿孔了，“就像牛一样”。他记得，村民们还一度将铬渣视作好东西，一车车拉去垫路。
1976年，国内掀起了一场铬盐攻关会战，六价铬的危害才被初步认识。周庄村村民们此后才明白身上红肿、骡马蹄子溃烂的原因。周庄村委委员于生龙回忆，70年代后的一年，生产队到粮库交粮食被拒收，之后铬渣被确定为罪魁。从此，周庄、李嘴两村的粮食不能吃的消息不胫而走。
同一时期，癌症的阴影在村中初露端倪。近年的死者较容易被记住，马文丽和蓝宝松都提到，村民严学刚（音）的媳妇早年靠拉铬渣卖赚些钱，年纪轻轻牙齿就掉光了，前几年死于肺癌。李嘴村的张玉福则记得老主顾“赵豁嘴”。赵早年在同生厂做电工，同生厂停产后，他就在原址上新建的砖厂上班，三年多前，赵不再出现，张玉福一打听，也是癌症。
提到癌症，周庄村村支书王福江猛咂一口烟，低声道，“癌症有点多。”周庄村人口约1100人，规模不大。但1980年代至今，村里罹患癌症去世者，累计超过200人，占死亡人数比例大约70%.而据媒体2011年的报道，中国每年的死者因患癌症离世的约占20%.
1990年代，受环境保护或经济效益等因素影响，铬盐生产重心由东部地区逐渐转向中西部，在这一波大潮之中，1998年，同生化工厂停产了。不过，它给村民们带来的困扰并未因此止息。
推不动的铬渣山
对于铬渣的治理，其实早在同生化工厂停产前20年已经开始，但效果颇不理想。
1980年代初，原国家化工部就下拨资金，帮助全国范围内的铬盐生产厂建设铬渣治理工程。同生化工厂藉此建设了铬渣钙镁磷肥车间，但解毒并不彻底。1980年代后期，工厂还进行了技术改造，试图减少生产中铬渣的排放量。
这终究无法“解决”日积月累的废渣。1990年1月，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布了第二批国家环境污染限期治理项目，因露天堆放铬渣，同生化工厂榜上有名。原国家计划委员会给出的治理期限是1992年，由原化工部和天津市政府共同督办。
但直到1998年同生化工厂停产，这一任务都没有完成。
周庄村委委员于生龙称，早在1970年代发现铬渣污染始，村民就四处申诉，由乡里一直找到原化工部。终于盼到工厂停产，却人去楼空，只余下40万吨的三堆铬渣，依然如火山口般令村民难安。
周庄村村民刘学凤称，这些裸露的铬渣紧邻村民通行的道路，甚至没有一段围墙限定其范围。一组拍摄于2008年的照片，证实了他的话。
“谁污染谁治理”，是我国的治污原则之一。天津市北辰区环保局也恪守着这一原则。同生化工厂原是天津市化工局下属企业。天津市化工局后改制成为渤海化工集团，同生厂就成了渤海化工集团旗下单位。北辰区环保局污染防治科科长付云起表示，环保部门曾督促渤海化工集团处理铬渣，但限于人力财力，一直未有成效。
1999年，曾有消息传出，渤海化工集团与美国溶剂公司签订合同，由后者对铬渣进行处理。当年，环保局局长在天津市人大常委会议上汇报也提到，天津市政府对此项目拨款585万元。
但在周庄村村民们印象中，这三堆铬渣依旧没有什么动静。两年后，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到天津检查，随后，天津铬渣处理进程缓慢在当年的人大常委会议上被提出。
同在2003年，铬污染的防治再次得到国家层面重视。这一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了《关于加强含铬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的通知》。一年后，铬盐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权限上收到原国家环保总局。2005年，国家发改委与原国家环保总局共同编制了《铬渣污染综合整治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天津同生化工厂再次点名，40万吨铬渣堆积量，仅次于湖南长沙铬盐厂的42万吨，列第二位。方案提出，在2010年底前，全国所有堆存铬渣要实现无害化处置。
李嘴村一村民回忆，大约七八年前，同生厂附近确实挂上了治污的标语，但未见什么实质动作。紧邻铬渣而居的张玉福最怕刮风，因为刮出来的都是粉面儿，呛得人直咳嗽。“甭管多热的天，我这窗户门肯定都关着。”他不允许孙子在自家停留超过1个小时。
事实上，2010年底前，这40万吨铬渣“无害化处置”又落空了，只是在四周建起了围墙———旧围墙一次次被腐蚀倒塌，另外，就是铬渣堆表面覆上一层防护罩。
去年8月，绿色和平组织在同生化工厂旧址做了一次调查，一处地表水洼处取来的水样检测结果显示，六价铬浓度为752.9m g/L，是V类水相应标准的7529倍。同生原厂址内一水井水样六价铬浓度检测结果是2.824m g/L，是上述标准的28倍。
新账旧账
目前在同生厂原址进行的铬渣处理工程，是在今年年初才开始试运行。工程的缘起，得益于天津的“生态城市”建设。
2006年7月，国务院批复了天津市总体规划，生态城市是定位之一。在此之后，《2008-2010年天津生态市建设行动计划》出炉，这被称为“三年行动计划”。同生化工厂铬渣处理工程再次被搬到台面上。
2009年，环保部对天津市进行创模复查，天津市副市长熊建平将通过创模复查定位“应要求、死命令”，同生化工厂铬渣治理的一系列工程再次被提及。
渤海化工集团铬渣处理工程回姓负责人称，正是这一年，铬渣处理工程正式动工。事实上，2011年7月，国家发改委才批复了这个铬渣无害化处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在工厂原址新建2条φ3.2×49米回转窑干法解毒无害化处理生产线及配套设施，设计年处理铬渣20万吨，该工程建设期为14个月，处理运行期为24个月。
去年秋后，在得知铬渣处理工程马上要剪彩运行，周庄及李嘴两村村民将三代人受铬渣之扰所淤积的情绪，全部撒在了上面。众多村民聚集起来，要求铬渣工程处理方“还我土地，还我健康”。
“这么多年看不着人，现在可有人管了，还不得先把新旧账一块算了。”村民们称。
蓝宝松、刘学凤等人说，事件以工程处理方面给了每个村民500元钱平息，“50多年了，村民就拿过这一回钱。”周庄村委委员于生龙说，同生厂还开工的时候，曾给过村里治污费，但停产之后，为污染买单的就只有村民了。
目睹数十年的拖延和反复，眼下的铬渣治理工程难以给村民信心，自试运行始就传出“技术不行”。铬渣治理工程的回姓负责人则持有乐观态度。他称，现在铬渣处理的技术很成熟，并不存在处理后的产品不达标的情况。此外，在原有的2.67亿投资之上，相关方又追加了投资，又上了两套设备。不日，三套设备将全部启用，预计今年年底前，能够把40万吨铬渣全部处理完毕。
又一个“预计”令张玉福将信将疑，而他也迷惑于厂方和北辰区环保局的说法———铬渣治理至今没有造成二次污染，甚至连暴雨后泄出的黄水也并不超标。老伴赵翠婷已经弄来编织袋和沙子，“下回再有暴雨得堵门了。再不行就得搬走了。”
张玉福可以搬走，更多的村民不行。即便今年年底前铬渣堆得到了处理，但它所造成的土壤污染还没个说法。王福江和于生龙都提到，在铬渣无人管理的时间里，附近兴建的诸多工程，都曾有工人拉铬渣作为施工原料，“引河桥那施工的时候就用了。”于生龙还提到，同生厂的场地80%属周庄村，村委核算了一笔土地使用费用，再加上村子帮忙治污的费用，“（有）1000多万元，这笔钱谁来给？”
但眼下最紧要的，还是预防下一次暴雨可能带来的惊心鲜艳。7月26日，王福江叫上镇领导撑腰，找铬渣治理方交涉，对方答应买一台大泵，雨下大了赶紧抽，保证黄水不外流。他们如今能争取的，只有这么多了。
南都记者张晗 发自天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