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2-11-18
《分子植物》、《细胞研究》两本国内科技期刊跻身国际一流
无法否认，科技期刊是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短板，5000多种的泱泱产量，却拔不出多少“将军”来。评价体系单一、行政色彩浓重、数字出版落后，各种各样的定语都在“无情”诠释国产科技期刊疲弱的现实。
但是，也有例外，《分子植物》和《细胞研究》组成的“双子星座”一扫国产期刊的灰霾之气，崛起为国际上响当当的字号。这对“中国样本”，能否撬动国产科技期刊的困局？
中国科技期刊如何摆脱“低质生存”？上月底召开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各路专家集思广益、苦觅出路。不少人将破局之道寄托于两本国产期刊身上：《分子植物》（Molecular Plant）和《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它们如今已经拔地而起，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如何冒尖
组建高水平编辑队伍，延揽国际编委杜绝熟人审稿
连续两年在亚洲本领域期刊中排名第一，位居国际植物科学领域研究类期刊第五名，跨入本领域所有190种核心期刊前5%，取得这样的成绩，《分子植物》仅仅用了4年多。
《分子植物》于2008年创刊，已先后聘请了包括18名中国和美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80多名海内外一流科学家组成编委会，采用国际通行的同行评审和在线投审稿模式。
中科院院士、该刊共同主编陈晓亚介绍说，对期刊而言，稿源如同“命脉”，在《分子植物》创刊伊始，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获得优质稿件。
“为了获得高水平稿件，本刊从第一期开始围绕植物科学领域的不同研究热点和特色领域，由几名知名科学家组成的编辑部组稿和约稿，组织发表专刊。”陈晓亚回忆说。
“做期刊，都希望得到作者最好的论文，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为作者提供最好的服务。”《细胞研究》常务副主编李党生表示，努力向作者约稿，让作者感觉把稿投到了一本很有前途的期刊。
事实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途径，2008年，《细胞研究》的影响因子升至4.535，2009年跃至8.151，并随后连续3年稳定在8以上，实现了中国期刊历史性的突破，为中国之最。
“两本期刊的成功各有特点。《细胞研究》得益于有一支高质量的专业编辑人才队伍，这支专业人才队伍的优秀执行力是《细胞研究》数年来学术水平稳步提升的一个关键因素。”陈晓亚透露。
在陈晓亚看来，高水平的国际化编委则是《分子植物》成功的关键，“期刊2/3是国际编委，国际编委的直接好处就是没有‘人情稿’。为保证质量，编辑部还避免熟人审稿。”
能否复制
无需每家期刊都国际化，应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
影响力低的杂志吸引不到好论文，而拿不到好论文就无法提高杂志的影响力。想要提升质量，必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首先要制定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目标，然后得靠一支有热情、有影响力、有执行力的团队来执行。”李党生表示。
有个案例李党生印象颇深。2008年，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张辰宇教授向《自然》投了一篇论文。由于研究结果“太新”，文章被编辑退回。担心“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张辰宇紧急把文章转投给《细胞研究》。基于自己的专业判断，李党生安排这篇论文走“绿色通道”，找专家加急审稿，在48小时内就完成了审稿程序，文章在一周内被安排以最快速度在线发表。论文发表后，至今已被引用超过400次，创《细胞研究》所发表原创论文“单篇被引次数”的纪录。
《分子植物》则充分展现了互联网的传播力，陈晓亚介绍，如今《分子植物》的所有论文均可在线全文下载，迅速扩大了杂志的读者群，目前的论文下载量每月已超过2.5万次。
陈晓亚表示，“不是每个期刊都要办成国际化的英文期刊”，中文期刊要改变思路，因为基础性研究的目标终究是要国际化，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因此，各个期刊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发展道路。
怎样突围
不要盲目倚重国外期刊和标准，建立综合科研评价体系
有专家坦言，中国科技期刊还面临多头管理的问题，纵向的“婆家”有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横向的“婆家”有主办方、承办方、科协、学会等，政出多门，执行不易。
除了多头管理，“对于学术期刊，我们一直抱有崇洋媚外态度，充满了不自信。”复旦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主任刘东信认为，当前的评价体系决定了科技人员只追求国外期刊，造成国内科技期刊质量堪忧的恶性循环。
刘东信表示，全国目前有1000多家学报，有些可以采用市场化手段让其自然淘汰，而对于小众化、纯学术类的学报则不应该采取市场化手段。
“学术类学报和市场化之间应该有个缓冲带。”刘东信呼吁，影响因子是一个评价标准，但不能作为唯一标准，不能对性质不同的学报采取“一刀切”的方法。
“当务之急是科技期刊体制机制改革。”陈晓亚指出，“科技人员抱怨最多的是科研评价体系，如何科学地评价科研人员的科技成果是当前我国科技体制改革难以逾越的问题。”对此，陈晓亚建议，可改进科研评价体系，改革奖励和职称评定体系，放弃片面追求SCI评价体系的做法，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包括科研论文产出、同行评议和社会经济效益等多方面。 （原引题：国内科技期刊《分子植物》、《细胞研究》率先跻身国际一流/原标题：这两本期刊，为什么能？）
[科学网]
相关评论
中国科技期刊怎么活？
阅读提示
如果仅以数量为标尺，中国足以担得起“科技期刊大国”之名。近5000种的科技期刊数量，仅次于科技霸主美国。不过若以质量评判，中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不仅难及欧美等国，也与自身的科技发展水平与国际地位不相适应。
当我们以“神九”、“蛟龙号”、“神威蓝光”等成果在全球科技版图上迅速崛起时，同样需要办出如英国《自然》、美国《科学》这样享誉世界的科技名刊。有学者直言，科技期刊几成中国科技体系中的突出短板。如何改变这种边缘化地位，对于渴求“话语权”的中国科技而言，是一个难解却必须解的结。
质量之忧
国产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普遍不足，几成中国科技体系短板
“中国要成为一个以科技创新驱动为发展模式的大国、强国，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有一批引领科技前沿发展和战略方向的国际顶尖、影响深远的学术期刊。”在近日举办的第八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原校长刘经南院士如是说。
如果仅以数量为标尺，中国称得起科技期刊的“量产大国”。据统计，我国目前出版发行的科技期刊约为5000种，约占全国现有期刊总数的50%，数量仅次于美国。与此同时，中国的研究产出数量（英语论文发表数量）也相当可观。英国《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区总经理马修·索尔特（Matthew Salter）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的研究产出量是日本和德国数量之和，达到近14万。他甚至认为，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中国的英语论文发表量会在10年内超过美国。
然而，在看似乐观的数字背后，却隐藏着难以回避的隐忧。有学者表示，我国科技期刊的整体质量，不仅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差距，也与自身科技发展水平不相适应。近些年，虽有《细胞研究》、《分子植物》等科技期刊冒尖而出，但大多数科技期刊依然难逃国际影响力低、学术公信力差、市场竞争力弱的困境。
“我国科学研究现在是‘两头在外’，仪器买进来、论文发出去。”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看来，科技期刊几成中国科技体系的短板。
作为国际权威学术期刊数据库，SCI数据库的收录情况被视为评价一个国家学术期刊水平的标志。“中国的科技期刊近些年被SCI收录的数量增长速度很快。”SCI数据库所属的汤森路透集团北京代表处业务经理宁笔介绍说，从2004年到2012年，增长约一倍，达到了100多种。但是他透露，“确实有少数内地的科技期刊办得很糟糕，很可能会被SCI数据库剔除”。
宁笔坦言，英文科技期刊数量太少，是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另一难题。“目前中国内地只有200多种英文期刊，其中约有60%被SCI收录。相比于5000种的总量，比例仍然太小，与日本、港台等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体制之困
科研评价体系导致好稿外流，行政化办刊难以适应市场
“现在只要好一点的论文，就尽量送到国外发表。”作为《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总主编，朱作言毫不讳言“优秀论文外流对国内科技期刊的伤害”。有业内人士对媒体直言，受科研评价体系的影响，高质量论文流失境外，低水平论文长期充斥版面，导致国内科技期刊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只能维持低质量的“生存”。
在此次论坛期间，中国科协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在“科技论文外流的原因”一题中，不少学者都选择了“外部评价体系方面原因，科技评价、职称评聘、奖励制度等均以外国科技期刊为高水准”这一项。据了解，目前科技和工程领域的人员职称晋升和考核，大都以有无论文发表在权威刊物、国家级期刊、核心期刊等作为评价标准。业内人士认为，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科技期刊围绕提高期刊的转摘率和引用率做文章，想方设法追求各种检索数据，以能被收录为荣。
中国科学院院士金振民呼吁，要改革旧有的奖励和职称评定体系，放弃片面追求SCI评价体系的做法。“对国内外期刊要一视同仁，承认中国期刊和国际期刊的同等重要性，不采取双重标准。”
相比于学术层面的障碍，国内科技期刊在经营层面处于更深的“围城”，现行管理体制让许多科技期刊步履维艰。据介绍，如今大多数科技期刊社作为直属事业单位，往往接受上级单位的行政命令，人员、经费、发行均由上级单位决定。这种长期延续的行政化办刊模式，使得很多科技期刊自身资源贫乏、资金来源不足、人才流失严重、目标定位模糊、传播和发行渠道狭窄。一旦面对市场化竞争，自我生存能力的羸弱暴露无遗。
“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深化改革。”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表示，抓紧完成科技期刊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任务，使其成为新型市场主体。
刘经南也认为，这是对当前科技期刊小、散、乱结构性弊端的根本解决之道。“我认同不再保留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体制，编辑部并入出版企业的做法，由社会效益和效果来决定其生存，由市场法则来决定其优胜劣汰。”
“品牌建设、广告宣传、进行成本核算，这些都是科技期刊未来需要学习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社长周文辉说。
发展之殇
沿用落后出版流程和管理模式，数字化出版明显滞后
纸质期刊最终要被数字期刊所取代，这样的预言正在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大潮中，一步步变为现实。当中国科技期刊还在低谷中徘徊时，国际科技期刊正在朝集团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方向大踏步前进。
以德国的施普林格科技出版集团为例，其全文电子期刊已超过2500种，该集团全球常务副总裁在此次论坛上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图书馆购买模式正由纸质转向电子版，预计未来5年，图书馆在纸质期刊上的花费会锐减51%，以至于纸质与数字期刊的预算比例会达到12%∶88%。应该说，投入巨资建设先进的数字平台，使期刊资源产生积聚效应，已成为国外知名科技期刊和出版集团的共同选择。
相形之下，国内科技期刊的数字化步伐显然落于人后。很多出版单位“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自主研发能力不足，大量资金投入编辑业务，对于技术的投入非常少，难以开展数字化出版的相关业务。“发达国家的数字化出版已经‘立体化’，大都建立了包括网络、读者、数字终端的平台，而国内的学术期刊仍然在沿用老的出版流程和管理模式，数字化明显滞后。”武汉理工大学期刊社副社长黎国华认为。
而数字出版的管理规范化问题，也在困扰着科技期刊界。“由于数字期刊只是一种网络信息产品，而国内对此还没有专门的管理体系和方法，监管部门过多，但又没有直接的专门监管机构。”黎国华说，“数字化的出版物尚没有统一的出版格式、标准和规范，不利于信息互联、互通和共享。”更有专家抱怨，“我国适用于数字化出版的法律法规非常少，著作权人及出版社的利益难以保障。”
不过，面对世界科技期刊的发展潮流，有学者表示，数字化和网络化已是大势所趋，如果抓住机遇、借势而为，“也是我国‘弯道超车’成为科技期刊强国的好方法。”
[人民日报]
科技期刊已成中国科技体系突出短板
■本报记者 陆琦
“近年来中国科技发展迅速，但一想到‘两头在外’（仪器买进来，文章发出去）的问题，心就凉下来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担忧，如果没有自己的仪器创新、没有自己的科学交流平台作为支撑，中国科技发展的辉煌将很难持续。
目前中国共有科技期刊近5000种，从数量上看，仅次于美国，是世界排名第二的科技期刊大国。然而，从质量上看，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却普遍不足。
中国如何办出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期刊似乎依旧是个无法破解的难题。
不可或缺却成短板
10月23日~24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武汉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八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科技期刊界的知名专家学者400余人，围绕“竞争·合作·创新——科技期刊未来发展之路”的主题展开充分探讨。
“科技期刊是中国科技体系中突出的短板。”朱作言直言。
在他看来，科技期刊目前仍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另一方面，受科研评价体系的影响，国内优秀论文大量流向国外。
优秀论文的外流，给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带来了难以突破的困境，一些低端的学术刊物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只能维持低质量的“生存”。
身为《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透露：“前几年，我曾建议取消学报！”
原来，在和教授们的交流中，李培根发现，真正优秀的论文并没有在自己学校的学报上发表，学报逐渐由“为读者服务”的平台，转为“为作者服务”的工具。
“当期刊不能真正为读者服务的时候，应该是走到尽头了。”李培根说，高校科技期刊是我国科技事业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上述问题的普遍存在，值得反思。
转型不等于转企改制
“把期刊作为部门小利益或满足部分人发表论文的工具，是很危险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表示，中国科技期刊要发展必须深化改革，必须把期刊作为重要的信息资源去生产，融入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大潮中。
中国期刊协会会长石峰认为，首先要从改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入手，使科技期刊出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有人担心，科技期刊是高端的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一旦市场化就会质量下降。
对此，邬书林表示，必须对科技期刊的本质功能有深刻的认识。“科技期刊是科技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文化产业发展最核心、最具竞争力的重要部分。”
“科技期刊改革一定要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把体制机制问题解决好。”邬书林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也认为，这是对当前科技期刊小、散、乱结构性弊端的根本解决之道。“要‘断奶’，取消一切形式的行政保护、单位保护、地方保护、行业保护、关系网保护，由社会效益和市场法则来决定其优胜劣汰。这也是让学术回归学术，避免和利益挂钩，纯洁学术风气的一条正道。”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是长期的，伴随科技期刊转型的全过程。”石峰指出，目前正在进行的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是其中一项改革，绝非改革的全部。“转型的最终目的是使科技期刊重塑竞争优势，提升社会价值，达到新的期刊业形态。”
并非英文就是国际化
当中国科技期刊还在低谷中徘徊、困境中摸索的时候，国际科技出版集团已经开始在中国市场“抢滩登陆”，国际期刊的质量精品化、运行集群化、出版细分化和竞争全球化给中国出版业带来了巨大冲击。
面对压力与挑战，集团化、数字化、网络化、国际化的科技期刊发展之路，逐渐成为共识。
“中国科技期刊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靠一个个单干还有很长的距离。”邬书林说，国际出版经验证明，国际重要出版集团无一例外通过并购完成。
刘经南则认为，数字化和网络化，是我国“弯道超车”成为科技期刊强国的好方法。
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程东红表示，中国科技期刊出版要获得与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地位，就要顺应世界科技期刊发展潮流，大力实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战略，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期刊出版竞争与合作，培育一批优秀国际科技期刊。
英文科技期刊对于推动国家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提升我国科技期刊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不过，朱作言指出：“不是英文就是国际化，忽视中文期刊就走偏了。”（原标题：科技期刊大国面临质的挑战）
《中国科学报》 (202-10-27 A1 要闻)
[科学网]
学术期刊缘何“量质失衡”
就总数来说，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学术类期刊的大国，仅科技类期刊一项就已达到5000余种，位居全球第二，也占据了全国期刊总数的半壁江山。倘若再计入尚无正式刊号的各单位内部学术类期刊，恐怕实际数量将更加惊人。期刊多了，论文总数自然也就“卷帙浩繁”，单说去年我国的英语论文发表数量，就已经超过日本和德国两国的总和。
但是，如此庞大的学术类期刊和论文数量却难掩质量上的不尽人意。去年，我国科技人员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次数仅排世界第七，期刊中被SCI收录的仅百余种。全球第二的学术期刊大国，呈现出“量质失衡”的尴尬现状。
事实上，许多学术类期刊依附于教学科研单位或相关协会，作为这些单位的下级单位，期刊本身不仅在人权和财权上受制于人，也在发行体系和办刊模式方面长期依赖于主管单位，成为“断不了奶”也“不能断奶”的怪胎，因为一断奶就难以“自谋生路”。这些期刊由于各种机制原因，不仅自身资金匮乏，人才缺失严重，其传播和发行手段也相对落后，难以适应当下的市场竞争。加之一些主管单位支持乏力，使得这些学术类期刊面临“雪上加霜”的境遇，不得不自降身价，放弃学术追求，靠“卖版面”迎合市场以维持生计，以至于迷失了最初的学术目标。
其实，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期刊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拜个别单位“唯职称和学历是瞻”的用人方式以及因此衍生出来的庞大职称评定“市场”所赐。按照现行的职称评定体系，如果想晋升高级职称，需要在规定级别的学术刊物上刊发论文，而一旦评不上高一级的职称，对职务上的晋升会有不利影响。这种职称评定和用人方式“逼迫”不少专业技术人员怠于钻研本职工作，却热衷于四处发论文，也由此催生了学术期刊“代发论文”的市场，个别学术期刊不计论文优劣，只算版面费收入多寡，只要交钱，有求必应，有稿必登，结果在导致刊文质量下降的同时，也使得自身的学术价值被业内质疑，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恶性循环，走向没落。
与此同时，部分教学科研单位为了满足本系统人员评定职称的需求，利用手中的闲置刊号，竞相争办学术类刊物，用以帮本系统人员发论文评职称。这种情况不仅降低了此类学术期刊的学术价值，也加剧了学术类期刊市场“小、散、乱”的现象，使得难以有更多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权威期刊在业界脱颖而出。
要改变目前学术类期刊市场“量质失衡”的尴尬现状，一方面相关主管部门应当在整合学术期刊资源的基础上，加大相关投入，以在扶持优秀学术类期刊的同时促进学术事业发展。 目前C类精品期刊每年获中国科学院三等出版基金的资助经费才5万元，面对年年上涨的各种成本而言，区区数万元对于学术期刊的发展可谓杯水车薪。可是，不同学术期刊从属于不同单位，常常是这些单位职工发论文的“自留地”，能否成功打破不同单位、不同部门之间的机制和利益“藩篱”，在资源合理化分配的同时达成一个各方共赢的结果，以提升学术类期刊的质量和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将考验主管部门的智慧。
如果没有热衷于发论文为评职称充数的专业人员，也就不会有“贱卖版面”的学术类期刊市场，而没有“唯职称是瞻”的用人方式以及强行规定论文数量的职称评定方式，也自然不会有对“发论文”趋之若鹜的专业人员。因此，只有当目前的职称评定方式，能够在现阶段基础上进行更加合理的改进时，学术期刊才能回归到学术本质，在提升质量的同时提高其的竞争力。
[工人日报]
造假洋相不可再“丢人丢到太平洋”
当新西兰移民部门驻京办事处的负责人言辞确凿地介绍有299名中国留学申请者材料造假、已有26名被遣返回国时，让人实在是听得心头震颤、羞愧难当：丢人啊，造假都造出国了，这得拍多少国际形象大片才能挽回啊？
学生、家长可能觉得，在“千军万马”出国门的现状下，走点“捷径”无可厚非，正所谓法不责众，一个人“造假”人人喊打，许多人“造假”就成了“行事惯例”？在这背后，其实是盲目的功利心态在作祟。
学生和家长造假“该打”，留学中介为了牟利专搞旁门左道更“该打”。这些睁眼只看钱的中介机构，可以完全不顾信义，铤而走险坑蒙拐骗，只可惜，唬住了“很傻很天真”的学生，却躲不过老外严密谨慎的排查。难怪网友说，留学中介市场，俨然成了教育“黑市”，没有火眼金睛和深厚定力，还是别蹚浑水。
“赝品”“山寨”“坑爹”……这些网络流行语，是诚信教育长期未得到重视而种下的“恶果”。
去年开始国内许多城市都推出了“城市精神”，高举起“诚信”的旗帜。如果真是下决心“从娃娃抓起”，毕竟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倘若这“诚信”二字只是墙上挂着、纸上写着、腰里别着，那实在让人很是担心：这样“丢人丢到太平洋”的笑话，迟早还要再现。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