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2-11-19
周小川回应货币超调质疑:调控不可能百利无一害
■ 称任何一种调控都不可能有百利而无一害，
■ 要考虑可操作性
周小川总结的新世纪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10个特点
● 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还是普遍存在“过热冲动”，需要始终强调防范通胀。
● 中国货币政策采取多目标制：第一保持低通货膨胀，第二推动经济合理增长，第三保持较为充分的就业，第四维护国际收支平衡。
● 高度重视金融机构的健康化，强调在线恢复和紧急救助。之所以“在线恢复”，因为“中国这么大经济，金融服务又不足，你让他停下来，经济发展会受影响，既要带病干活，同时一边干活还要自己修理”。
● 货币政策的手段上，从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逐步转向更加市场化的手段。
● 适应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变化，准确把握汇率改革进程。
● 中国阶段性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两个顺差并行时间比较长，货币供应量明显加大。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运行首先一个基点就是做好这个流动性对冲。
● 率先启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丰富了货币政策的工具箱。中国货币政策运用，包括多种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工具、存款准备金率、对资本的要求、对监管的要求、杠杆率、流动性覆盖率等很多工具。
● 配合金融改革进程来把握利率市场化和利差形成。
● 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快速反应、力度充分、适时退出。
● 不断测算产出缺口、潜在增长能力和供求结构匹配性，再根据情况的变量一起来更好地指导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未进入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名单的中国人民银行(央行)行长周小川，近3天连续两次对国内货币政策思路作出详细阐释。
11月17日，周小川在2012财新峰会上总结了新世纪以来货币政策的10个特点，称“总体来讲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还是普遍存在‘过热冲动’，需要始终强调防范通胀”。他同时称，金融宏观调控要有大的思路，要前瞻性谋划和设计调控的策略和方法，把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11月18日于北京召开的首届金融街论坛上，周小川再次对货币政策前瞻性作出详细阐述。他表示，国务院对货币政策的要求过去一直是科学性、前瞻性和统筹性，与此同时也提出了针对性、灵活性的描述，要防止调控的时候出现超调。
“前瞻性判断并不容易，会有很多争论。”周小川说，“任何一种调控都不可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也要服从于系统特性的描述，可能有过冲，有超调，也会有震荡。”
上述表态被认为是周小川对一些市场质疑的公开回应。
过去10年来，市场不停质疑国内货币政策的滞后性，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于上半年已开始显现，国内企业利润出现下滑趋势，但央行上半年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被广泛认为加剧了危机。2008年下半年，国内货币政策急掉头，开始“保增长”，央行从9月份开始连续5次降息216个基点，并向实体经济投放大量货币，这被认为远超经济增长需要，给近两年国内通货膨胀埋下隐患。在货币政策争议声中，2011年7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公开提出，避免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与多种因素叠加，对下一阶段实体经济产生大的影响。
现年64岁的周小川于2002年12月出任央行行长，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任央行行长一职时间最长的官员之一。作为中共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他今年未出现在十八届中央委员名单中。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称，周小川很可能会在几个月内退休，由某一名中央委员接任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年纪大了，总是要退休的。”
“吃药肯定有副作用”
周小川在两次演讲中，都提到了2008年备受社会争议的国内货币政策。周小川认为是外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昨天的论坛上，周小川说，“2008年，从中国经济来讲来看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也有一点像自由落体，像一个台阶一下子就下来了。”
在此前的财新峰会上，周小川给出的回应是：“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快速反应、力度充分、适时退出。”
周小川说：“2008年9、10月份危机深化，有人用的词叫自由落体，金融市场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措施应该表现出果断，出台要及时，不能拖拖拉拉，如果拖拖拉拉的话，你起不到抑制的效果。同时信心是传染病式地下滑，你就不能够巩固信心。”
“在2008年11月上旬，我当时还记得，我们在巴西圣保罗开G20(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我们手里准备一个稿子，要宣传中国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当时还没有公布，就在开会的最后一天公布了，我们就可以说，中国是怎么考虑的。”周小川说，“首先反映要快，力度要充足。力度究竟怎么合适，不知道，因为危机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要计算什么是最合适的，不容易，总体力度大一点，比力度小一点好，当时有一个形容词，出手要快，出拳要重。”
“我们按照数学的描述是符合当时的决策。”周小川说，“大力度地防范危机的这种调控，我们说凡药三分毒，吃药肯定有一点副作用，为了防止后面副作用的展现，我们要强调适时退出。大家看到中国成功应对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率先复苏，而且复苏是相当强劲，但是在复苏后期有通货膨胀抬头、CPI增长的这种反应。但总体来讲，中国适时将货币政策回调为中性或者回调为正常的货币政策，总的来讲行动还是比较快。”
周小川并不讳言当时的货币政策有滞后性。
周小川说，“我现在回顾起来，如果能够再做快一点，也许更好一点。现在可以说，当时争论是非常激烈的，关键在于前瞻性判断并不容易，就会有很多争论。人民银行具体来讲，针对这个情况的变化进行动态微调是2009年第三季度。争论还不断，但是有一些调整已经做出来。2010年秋天，就是我们说的在准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中央已经正式决定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回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2011年就正式引入了宏观审慎手段，所以这个也是货币政策应对危机过程中一个特点。”
“目标不同，策略不同”
周小川昨天还从反馈控制理论对过去多年的货币政策操作作出解释。
反馈就是由控制系统把信息输送出去，又把其作用结果返送回来，并对信息的再输出发生影响，起到控制的作用。
按照此理论，在经济危机中，监管根据经济状况作出的前瞻策略，作用于宏观经济，宏观经济会同时反作用于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的反复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最终形成的结果可能受到各种变量的影响。
周小川表示，在面临多变量的情况下，比如说中国的货币政策，观察的系统状态变量既有经济增长率，又有通货膨胀率，又有就业，还有国际收支平衡。央行使用的工具也不是一个，有利率、市场准备金率、央票、回购等这些工具。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这个市场就会变得复杂，计算也可能变得复杂。要做的努力是尽量把这种复杂的系统简化，使得沟通比较容易，操作也比较简单。
在阐述宏观政策操作的复杂性同时，周小川还提出，在评价宏观调控结果的有效性时，评价指标也非常重要。
在周小川看来，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稳定性。比如，如果中国希望GDP稳定在8%高一点，这是一种衡量。还有就是资源最节省的调控方式，浪费最小、成本最低。“实际上本次金融危机，有些国家的调控策略可能存在这种考虑，因为有些国家财政状态不好，不可能有能力，所以它追求政府使用比较小的力气或者最小的成本来实现经济的复苏。”
他表示：“设定了不同的目标函数以后，就会有不同的调节的宏观调控的策略。比如说本次金融危机产生以后，(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以最短的时间实现经济恢复到原有的描述。我们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最大的差距就是有的国家是使用反应很快的办法，但是另外一些国家是使用非常缓慢的办法，你不要着急。”
“这两个办法相互之间，反应快的说你看你的动作这么慢，没解决问题。动作慢的人说，你那个看着非出副作用不可。你那么快的话，也没有看准，实际上就是刚才所说的系统特性当中必然有优点也有缺点，相互之间可能也有批评。”周小川说，“我认为每个单位，不管你站在哪个层次上，都有一个调控的问题，从调控上来讲，不仅在概念描述上要清楚，同时还要有更好的可操作性。”
新世纪来货币政策回顾
周小川还在财新峰会上总结了新世纪以来货币政策的十个特点。被普遍认为是周小川对自己的工作总结。
他表示，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还是普遍存在“过热冲动”，需要始终强调防范通胀。另外，中国货币政策采取了多目标制，这些目标包括保持低通货膨胀、推动经济合理增长、保持较为充分的就业和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第三是高度重视金融机构的健康化，强调在线恢复和紧急救助。
另外，货币政策的手段上，从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逐步转向更加市场化的手段，这是周小川总结的第四个特征。他说：“现在大家比较常用的办法说是价格型工具还是数量型工具，但是价格和数量型如果用得好，都是属于市场化的调节手段。”
周小川也提到了汇率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
“我们采取汇率改革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些改革秩序的问题，当时主要问题是，究竟先搞大型商业银行的改革，还是先搞汇率改革，还是先搞农村金融改革，应该说中国还是比较重视实体经济，重视微观基础，所以当时选择先从金融机构改革开始。”
周小川将中国货币政策第六个特征归纳为：阶段性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两个顺差并行时间比较长，市场流动性明显过剩，同时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很多年来，我们很多学者密切关注如何做好流动性对冲的问题。”
对于第七个特点，周小川认为是率先启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丰富了货币政策的工具箱。“我们也可以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在逆周期调节过程中使用一些和中国经济特点有关的指标和调控工具，总的精神是和宏观审慎调控是一样的。”
周小川对自己金融危机时期的工作总结为：“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快速反应、力度充分、适时退出。”
最后一点，周小川提出不断测算产出缺口、潜在增长能力和供求结构匹配性。他说：“我们部分价格存在着扭曲，存在着传统计划经济留下来的一些影响，还存在总供给总需求结构上的失配，因此需要在这种条件下来衡量产出缺口，再根据情况的变量一起来更好地指导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东方网-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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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十年增速图 制图：张芳曼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收入倍增怎样实现
对话人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 苏海南
本报记者 白天亮
【开栏的话】
十八大报告为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进行了重要部署。种种提法成为社会关注的热词。
结合报告中提出的目标和举措，围绕怎样认识、如何实现，本报“民生三问”栏目邀请相关领域权威专家，解读报告精神，回应民众关切，推出“十八大热词”系列报道，今天是第一期，敬请关注。
【核心观点】
观点一
这个倍增是去除了物价上涨因素的“纯倍增”，但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翻一番。应该是低收入者收入增长得更多一些，中等收入者平均增长，高收入者慢一些。
观点二
实现途径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实现高质量的就业、加快城镇化进程、一次分配领域更好地保护低收入者权益、二次分配领域加大对社会保障和其他民生建设的投入等。
观点三
“提低”的抓手有：普遍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提高城乡贫困居民的保障标准、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一线劳动者的收入等。
【网友评说】
让百姓钱袋更鼓
风荷荷：如果达到倍增目标，我们村的村民天天就有肉吃啰！
yang7413暮云春树：收入倍增目标要求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秩序与分配制度，变哑铃型分配格局为橄榄型分配格局，以期实现共享发展成果，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确保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能够稳步实现。
云中月花弄影：收入倍增目标凸显了从追求经济总量到注重经济总量增长与收入分配并重的转变。实现这一转变，需要加快推进包括收入分配制度在内的改革举措。
tswzy： 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不要简单地解释成加工资。重要的是减负，将居民税负、企业税负切实减下来，将公共服务产品价格降下来，让老百姓对未来更有信心，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钱去消费，更愿意消费！
以上均摘编自人民微博
一问 人人收入都能翻番？
记者：中央确定收入倍增的目标，鼓舞人心。人们想知道，收入倍增的内涵是什么？是否去除了物价上涨因素？是不是人人都能翻一番？
苏海南：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描画2020年国家经济发展目标时，是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翻番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放在一起来讲的，这一方面充分显示了中央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决心和信心，体现了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居民收入倍增要以做大做好蛋糕为前提和基础。这个倍增是剔除了物价上涨因素的，因为国内生产总值翻番是按不变价计算的，与之同步翻番的居民收入当然也是按不变价计算，只有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才能够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居民收入增长目标，这个倍增是从宏观层面做出的增长安排，其中要求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不是要求人均GDP翻一番，而在此基础上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相应安排倍增，由于我国的总人口到2020年间仍会处于增长状态，这意味着在翻番的GDP总量中将拿出更多的份额用于居民收入的增长。这预示着居民收入比重将因此得到提高。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不等于到2020年每个人都实现收入翻一倍。联系报告所提“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目标中关于“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要求看，这个倍增应该是让低收入者收入增长得更多一些，中等收入者平均增长，而高收入者则应该增长得慢一些。这样，在整体倍增的同时，又合理调整了收入分配关系，这样的倍增安排老百姓才会满意。
记者：实现收入倍增，与此前“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
苏海南：如果说收入倍增是目标，那么“两个同步”就是实现这一目标必要的路径安排。只有做到“两个同步”，才有可能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按照“两个同步”来测算，未来8年我国GDP增速只要达到7%，就能保证居民收入倍增。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仍处于上升通道，今后8年保持7%的经济增速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在继续做大做好蛋糕的基础上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这样一个目标是有保证的。
二问 靠什么实现增一倍？
记者：到2020年实现收入翻一番，您认为有必要从哪几方面着手推进呢？
苏海南：实现居民收入倍增，是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的过程，需要全方位推进、多方面配合。
首先，在经济建设方面，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创新驱动等等。这是做大做好蛋糕的根基。
其次，在社会建设方面，要如十八大报告所说的实现高质量的就业，让收入倍增有岗位基础。同时要下大力气提升广大劳动者的知识水平、技能水平，使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得到提高，这既是“两个同步”的固有内容，也将为城乡居民收入倍增提供人力资源的支撑。还有，加快城镇化进程，让农民更顺利转变为市民，也有利于促进居民收入倍增。
第三，就是抓好收入分配。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让城乡居民收入倍增有制度保障。
在一次分配领域，应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更好地保护低收入者权益。“十二五”规划已经提出年均增长13%，这意味着到“十二五”末最低工资标准5年接近翻了一番。要建立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保证劳动者工资的足额按时发放。还要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推行工资集体协商，让职工和企业实现利益共享，使工薪劳动者收入增长打通稳步向上的通道。对农民增收也要研究和实施新的更多措施。还要想办法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等等。
在二次分配领域，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其他民生建设的投入，继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合理提高社保水平，完善政策体系并抓好落实。
记者：回顾过去10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变化，我们注意到，农村居民收入虽然增速不小，但增长了10年还比不上10年前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您认为如何大力推动农村居民增收？
苏海南：我们要承认，虽然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但总体上差距仍然偏大。
我国粮食已实现九连增，农产品价格在连续明显上涨后正逐步趋于稳定，因此通过扩大农产品销售收入来实现农民增收，未来空间不大。这就需要通过科技进步和规模化实现农业增产增效增收，通过农民技能提高和拓宽增收渠道来促进农民增收。同时，还应健全农业补贴等支持保护制度。
更重要的是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过去10年，农民增收的四成多来自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因此，未来我国也要大力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提高城镇化水平。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刚过50%，如果到2020年能提高到60%多，将间接促进农民至少增收10个百分点。
三问 收入差距如何缩小？
记者：收入倍增不代表人人倍增。有人担心，倍增实现不难，但如果差距不缩小，恐怕百姓不会满意。您认为缩小收入差距，当前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苏海南：最重要是“提低”、“调高”。
我认为“提低”主要有四方面：
一是普遍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
二是提高城乡贫困居民的保障标准。目前我国的扶贫标准已提至2300元，接近国际标准，今后还可以逐步上调至世界银行1.25美元/日的标准。城乡低保标准、失业保障标准也应适时提高。
三是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我国已进行了“八连调”，基本翻了一番。但要承认，横向比这部分群体的收入比较低。今后应考虑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
四是提高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一线劳动者的收入。在工资劳动者中，这部分人群收入一直偏低。在加强培训、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以促进其工资增长的同时，还有必要改善此类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帮助解决融资难，加大对他们的减免税费力度，让这些企业能够生存发展，有能力给员工涨工资。
“调高”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调节部分垄断行业企业的偏高收入。对此应标本兼治，打破垄断，在资源配置上向公开公平规范发展，避免谁轻易地以低价甚至无偿地占有资源、获得暴利。在此基础上再用经济手段调节其高收益，然后再调控其薪酬总额和水平的过快增长。
二是调节部分高管的偏高收入。近年来，国家对央企负责人的薪酬管理制定了一系列规范，目前存在“自定薪酬”、水平偏高的主要是一些地方国企和某些央企的二、三级公司，这应当是下一步规范的重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确定机制也应更加完善，内部制衡机制要进一步健全，确定过程应更加公开透明。
三是调节某些社会群体的偏高收入，首先要加强银行的监管、财务会计制度的管理，摸清其收入底数；同时规范他们的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个人所得税调节其过高收入。在条件具备时，通过开征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方式来调节其过高收入。
[人民网-人民日报]
自由派应为社会团结有所建树
十八大为促进中国社会团结和加快改革都带来新的动力和资源，然而接下来中国能否再有出色表现，不仅取决于中共的领导，也取决于社会各种力量的合作。其中自由派如何作为同样很有意义。
中国社会形成今天的多元化局面，自由派是有贡献的。自由派的出现不是出于国家自上而下的主动设计，而是自发、逐渐形成的。迄今国家政策对自由派的态度有些模糊，但对自由派的环境宽容不断积累，其在舆论中有了一定话语权，也有了一些追随者。
只要中国的多元化持续下去，自由派就有用武之地，就能够成为推动国家前进的合力之一。中国这样较成气候的自由派是越南等改革国家所不具有的，他们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特色。
时至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今天，不仅改革的难度增大，维护社会团结的挑战也越来越多。而且两者经常是深度相关的：当社会团结的风险增大时，改革的决心就会受到干扰。因此帮助社会团结，就是为改革增加动力。
然而从以往的情况看，自由派对呼吁改革很热心，对促进社会团结，他们的兴趣往往不大。一些人认为，他们的唯一使命就是批判，越不妥协的批判就越是正义的，而维护社会团结是官方的事，或者其他人的事，他们没有这个义务。
当自由派极其弱小的时候，与自由派已经有了一定力量的时候这样做，其政治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多元化已经事实上形成并在继续发展，传统凝聚力对社会的覆盖面越来越有欠缺，凝聚多元社会的力量也必须是多元的，它们必须找到共识的底线，自由派应主动就此承担更多的责任。
有学者认为，中国自由派总体上继承了西方冷战时期将世界分为“自由”与“非自由”的两分法，对中国这些年的实质进步和世界的时代变迁都观察不够，其理论研究几乎没有进展，更热衷“政治博弈”。其对西方理论过于臣服，看不到中国崛起正在挑战着以西方经验和价值为基础的理论体系，需要一个全新的总结过程。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建议自由派人士兼听。
中国全社会都缺少在多元化时代凝聚团结的经验，官方缺，各界都缺。由于政治稳定是国家所有改革和发展赖以进行的基础，官方对自由派扩大话语权有顾忌，采取了一定限制政策。但这种限制总体看不断变得温和。
或许自由派也需“摸着石头过河”。自由主义是制衡社会保守化的必要力量，在实践中也是构成社会批判的重要源头，但每一个社会都必须达成自由与治理的平衡。希望自由派对这个平衡表现出更多建设性，这应被看成对他们的善意期待。
中国大的国家道路已定，经过30多年的验证而广受支持。自由派如果继续把力气主要放在道路之争上，不具有现实意义。自由派应为国家走好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之路发挥独特作用，扩大并巩固社会的多元，并对解决转型时期的团结难题发挥理论和实践的建树。
中国的独特性已经很明显，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看到了。中国自由派的地位和作用决不可能是西方“反对党”的翻版，它一定也是独特的。这是中国大势中的一个单元，主动应势而为，应被看成对时代的响应。
当中国人普遍对未来10年充满期待的时候，自由派也应解放思想，调整思路。官方有必要为此创造条件，增加舆论的包容度，创造沟通的更多平台和机会。团结是中国未来10年的成功之本，没有绝对的团结，但有多元化下的共识和凝聚力。尽量拉高社会凝聚力，对这个改革中的庞大国家永远都至关重要。
[环球网-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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