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2-12-05
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正在接受中央纪委调查。记者从多个渠道确认了这一消息。
李春城在不久前结束的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他也是十八大落幕后首位被调查的副省级干部。
消息人士透露，12月3日，四川省委常委会内部通报了李春城接受调查的消息。12月4日下午，中央宣讲团党的十八大精神报告会在成都召开，李春城没有出席活动，也没有出现在会后的新闻报道中。《四川日报》第二天的报道称，省委书记王东明主持报告会，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出席报告会。
李春城新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1月19日，四川省委召开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春城生于1956年，辽宁省海城人。他1978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留校工作至1987年7月。其间他在该校电气工程系完成了硕士研究生学业。离开哈尔滨工业大学后，李春城先后任共青团哈尔滨市委书记、哈尔滨市太平区区长、区委书记，官至哈尔滨市副市长。
1998年12月，他远赴四川担任成都市副市长、市长、副书记、书记等职，并在入川初期短暂担任过泸州市委书记。2011年9月开始，李春城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
李春城担任成都市委书记后，成都市于2003年10月启动城乡一体化。当地官方提出，城乡一体化是一次社会变革，要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融合为一个整体。作为其中的具体措施，农村土地确权等措施曾经引发社会讨论和关注。
在他担任成都市委书记期间，四川省发生汶川大地震，成都体量庞大的新行政中心受到舆论指责，而据当地媒体报道，当时李春城召开会议宣布，成都市委市政府新办公区将对外拍卖。后来拍卖统一表述为“处置变现”。
李春城曾在十六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在十七大上落选，又于刚刚结束的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李春城简历
男，汉族，1956年4月生，辽宁海城人，197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4月参加工作。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系研究生毕业，工学硕士，助理研究员。
1973年4月后，曾下乡当知青。
1975年9月至1978年7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系微特电机及控制电器专业学习。
1978年7月后，任哈尔滨工业大学辅导员、教师、党委办公室副科级调研员、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1987年9月任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党组书记，
1988年4月任共青团哈尔滨市委书记。
1992年11月任哈尔滨市太平区委副书记、区长。
1995年12月任哈尔滨市委常委、太平区委书记。
1997年11月任哈尔滨市副市长。
1998年12月任成都市副市长。
2000年8月任泸州市委书记。
2001年1月任成都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
2001年2月任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3年6月任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
2003年8月任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5年1月任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
2011年9月任四川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
中共十六大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共青团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列席代表、团中央委员，省九届、十届人大代表。
[新华网]
相关报道
广东茂名原市长助理为谋关照 给原市长送福利房
求“关照” 他送市长一套房
4日，广州市中院在花都区狮岭法庭开庭审理了茂名市政府原市长助理雷挺行贿、受贿和滥用职权一案。检方指控雷挺收受多家房地产公司老板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300余万元，并滥用职权擅自提高房地产项目容积率，造成国家损失1.2亿元。同时，雷挺还曾向时任茂名市市长罗荫国行贿一套价值51万元的房产。起诉书中透露，罗荫国已被判刑。
不过在庭审中，雷挺对指控全盘否认。
罗荫国落马后 雷挺也“出事”
雷挺今年52岁，广东高州人，研究生文化程度，案发前任广东省茂名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副厅级）。
2011年2月11日，刚刚过完春节长假两三天，广东省检察院对外公布，该院对时任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刑事拘留。罗荫国落马后不久，同年2月，雷挺也接受调查。8月2日，广东省检察院将雷挺逮捕。今年9月，该案由广东省检察院交由广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4日，距离接受调查过去近22个月后，雷挺坐上了法庭的被告席。检方指控雷挺所犯罪名共有三宗：行贿罪、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
检方还指控雷挺收受房地产商贿赂折合人民币300多万元
滥用职权提高房地产项目容积率 造成国家损失近1.2亿元
控罪1：当建设局长期间 他送罗荫国一套单位内部集资房
检方指控，2005年雷挺在担任茂名市建设局局长期间，建设局集资兴建职工宿舍。雷挺为谋求时任茂名市市长罗萌国（已判刑）的关照，将该小区内一处价值51万元的房产送给了罗萌国，雷挺支付了该房产的全部购房款，罗萌国收受该房产后并未将购房款支付给雷挺。2008年，在推荐茂名市市长助理兼对口支援汶川银杏乡灾后援建工作小组组长职务时，经时任茂名市委书记罗萌国的推荐、协调，雷挺得以担任该职务。
对该项指控，雷挺称自己无罪。他说，2005年有一次他到罗荫国办公室时，罗荫国说他听说建设局在搞集资房，他想要一套给女儿将来结婚用。雷挺说，当时他一口答应帮罗荫国的忙。他说，自己和罗荫国有口头约定，他先帮罗荫国办理相关手续，并垫资付款，将来再结算，但他还未来得及跟罗荫国结算就被抓了。
雷挺交代，当时自己也按揭了一套房子做投资，帮罗荫国垫资的钱是从亲朋好友处借的。法官质疑道：“为什么你一个局长还要帮市长付款？你自己的房子都是按揭的，这说不过去啊！”对此，雷挺回答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和罗荫国在高州工作时就是朋友。
对于2008年担任市长助理及援建小组组长一职，雷挺称，这是自己通过公开竞争，经过省委组织部考察公示，并报省委常委会任命的。他说，当时有20多位考察组成员票决，自己只以一票的微弱优势当选，这不可能是罗荫国一个人可以去“推荐”、“协调”来的。
控罪2：收贿赂为开发商提供帮助
检方还指控雷挺在2003年至2011年担任茂名市建设局局长、规划局局长和茂名市市长助理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10位房地产商老板、股东等人的财物，并为这些房地产公司的项目审批等提供帮助，共收受贿赂款141万余元人民币、130万港元、7万美元、3万欧元，折合人民币逾300万元。
其中，在2007年，雷挺在审批茂名市茂南财富置业开发有限公司“财富名门”项目过程中，同意审批了该项目的规划条件及规划方案。为感谢雷挺的帮助，该公司总经理李彦辉（另案处理）于2007年至2009年间，贿送给雷挺60万港元、2万元人民币，其中有一次吃饭时，李彦辉就找人兑换了1000元面值及500元面值共40万港元，放在一个手机盒子里送给雷挺。
但是，对于10笔受贿款的指控，雷挺坚决予以否认。他说自己根本没有收过钱，甚至连个别行贿人都没有印象。
控罪3：改容积率致国家损失上亿
检方指控称，2007年至2008年，雷挺在担任茂名市规划局局长期间，在审批茂名市6个房地产项目过程中，未经研究论证，擅自决定容积率等重要指标的数值，其中4个项目还超越职权，擅自批准项目的规划设计条件和规划方案，将项目的容积率提高，并未按规定要求企业补交土地差价款，致使国家利益遭受损失合计11920万余元。
对这项指控，雷挺辩称，他是2007年3月至2008年7月间担任茂名市规划管理局局长，项目的审批办理都是按照原来的工作程序流程办理。而在他任职前，茂名市没有制定公布实施的城市规划技术标准，项目的容积率当时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而且“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是相关业务科室、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不是我当局长的直接责任，我只有领导责任。”
雷挺的律师则补充称，调整容积率后要征收土地补偿差额，是后来才有的规定，而且不是由规划局来征收差额，而是由国土局来收。（文/本报记者林霞虹 实习生陈立）
[人民日报-广州日报]
城市屋檐下再现“智障奴工”，谁之过？
洗车行用智障奴工，为何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劳动监察部门居然连例行的检查都没有进行？
因为湖北孝感打工者吴剑兵“大海捞针”般的不懈寻找，天津市河东区一家洗车行强迫智障人士劳动的恶行终于大白于天下。10月3日，吴剑兵见到了“失踪”近两个月的弟弟吴发兵。轻微智障的吴发兵被骗到洗车行后，多次遭到殴打，“用皮带抽，用棍子打，用拳头揍。”据说，至少有十多人被骗到该洗车行强迫劳动。
又见“智障奴工”事件。不过，与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2010年新疆智障包身工事件相比，天津闹市区这家洗车行里的强制劳动行为，显然更加令人震惊。同样是强迫劳动，同样是摧残人性，以往那些罪恶，多发生在农村或偏远地区，像天津这样，居然明目张胆出现在城市屋檐下、且至少持续一年之久的强迫劳动，似并不多见。
强调这一点，并不是说，城市的法律意识、文明素质就一定比农村要高。而是旨在说明，只要监管缺位，甚至睡了大觉，则无论乡村还是城市、边缘还是中心，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都将无法保全。特别是，一旦权力与资本形成了某种默契关系，则底层民众的权利诉求注定将会被漠然置之。
从报道中可知，吴剑兵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在天津寻弟的举动，堪称悲壮。一个有关部门从技术上可以轻松锁定的公共电话，他要一部一部逐一去试拨；两个关键词“加油站”、“洗车行”，如果相关部门介入，似乎也比他自己满世界打听要便捷得多。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没有看到城市带给他信息上的便利。
不仅如此，即便他找到了弟弟，并寻求警方的帮助时，当地警方不仅没能对他提供帮助，甚至根本都没有对洗车行采取任何行动，从而使得洗车行的强迫劳动行为又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另一名受害智障人的父亲带着湖北警方出现在天津，洗车行才被突查。可以说，正是因为执法人员的迟钝、漠然，一定程度上才助长了洗车行的恶行。
洗车行老板口口声声说“警察（派出所）跟我们家开的一样”，尽管这样的说法无法得到证实，不过，从洗车行敢于公然强迫大批智障人士劳动的事实看，当地派出知不知情，显然是个问号。这一事件也暴露出其他监管部门的缺位。比如，为何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劳动监察部门居然连例行的检查都没有进行？
还有，社会的习惯性冷漠也让人深感不安。洗车行是一个与社会有着密切接触和关联的开放式服务企业，每天来来往往洗车、保养的市民不在少数，为什么长时间没有车主发现异样，并稍微关心一下？这样的追问可能有些苛责，但这种事事关心的态度，却是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价值。
眼下，随着涉案人员被抓、被困人员获救，这一事件似乎已经结束，但是，关于智障人士权利保障的问题并未消失，还将继续拷问着这个社会。织就一张覆盖全社会、特别是针对弱势群体的公民权利之网，也变得愈来愈迫切。
□胡印斌（媒体从业者）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