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会自毁于霸道么？王立军专职摄影师超20人
被称“蓝精灵”(图)
编者按：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包括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表、厉行勤俭节约等内容。会议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
2012年9月，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因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叛逃并受贿，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随着更多信息的披露，曾经集低调、节俭、勇敢等各种优秀品质于一身的英雄形象，彻底瓦解。与此次中央的会议精神逐一对照，这无疑是各级领导干部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好教材。
专门为王立军摄影摄像的团队超过二十人，身着蓝色夹克，被称为“蓝精灵”，任务是拍下王最为动人的时刻。王立军有欣赏自己照片的爱好，常在夜里看自己的视频。
局长经常破口大骂，脏话连篇。一个秘书将他办公室的花盆打碎了，王在众人面前叫道：有人要谋害我。
有一张他与李昌钰拥抱的照片，原来命名为《立军副市长接见李昌钰博士》，后来王立军亲自将照片名圈为“老朋友相见十分高兴”。
抖风衣、“蓝精灵”跟拍
2011年3月21日，从某“打黑基地”走出来时，忻建威给他的前领导王立军发了一个短信，大意是：我出来了。自2010年4月17日，忻建威被关了339个日夜，受了各种折磨。
时隔一年，2012年3月，王立军“进去了”。
“他只会看短信，不会回。”忻建威说，王立军不会敲字。2008年6月，王立军从辽宁锦州调入重庆，担任市公安局副局长，7月底，忻建威成为王立军的第三任秘书，这一关系维持了四个月，但他已是时间最长的秘书。
前律师李庄说，王立军在重庆任职的近4年时间里，曾有51任秘书。忻建威不过是当时服务王立军庞大团队的中的一员，他们负责着王的警卫、饮食起居、言行记录、摄影摄像、出行洒扫等事务。
酷爱风衣的王立军总是有一群英姿挺拔的警卫在身边，其中有两人要随时注意他的肩部动作，接住他抖下的大衣。2009年12月，重庆警方以涉嫌教唆当事人作伪证为名，将律师李庄从北京带至重庆。王立军在一群荷枪实弹的特警簇拥下等在机场，身边警用车灯光闪烁。“李庄，我们又见面了。”李庄后来回忆说，王立军身着一件深黄色大衣，双手插袋。
专门为王立军摄影摄像的团队超过二十人，他们身着蓝色夹克在随从中特别显眼，被称为“蓝精灵”。他们抽调自警局宣传部门、报社、消防等各个部门，任务是拍下王立军最为动人的时刻，同时也需要为他的客人拍照。假如照片不太如人意，立即进行PS加以美化。身边人介绍说，王立军有欣赏自己照片的爱好，常在夜里看自己的视频。
深夜出行也是王立军的爱好之一，这成为他考验随行团队机动能力的方式，让他们疲于奔命。他常选择夜里出门视察，与司机一起开车出警局，随行人员要跟上，但也不能靠得太近。
交巡警平台、女子特勤支队是王立军常光临的地方，随行团队要将他视察的新闻及时发布在警局网站上，但他也偶尔责令跟到半路的人员折返，让大家摸不准他的意图。
“衣服干洗后存放超过五天的不穿，出行的食物必须自带。”王立军对于衣着和食物都极为挑剔，这些都是随行人员必须遵循的戒律。领导还随时监督他们的着装细节。有一次一名随从人员穿西服没打领带，被王立军在走廊上撞见，王立即呵斥了他，要给他记过处分，后经多人求情，才免于处罚。
不少随员都遭到王立军的整肃，因为极小的过失或被他看不顺眼被刑拘或者劳教。忻建威就曾多次遭到王呵斥，他顶撞了几句后被解职下放，只是没想到后来还被无故关了起来。他的前任或者后任，也都因无法忍受或者被看不顺眼而离开。
“话筒恐惧症”
刚到重庆时，王立军经常夜里加班，不少警员都觉得他是个很勤奋的官员。忻建威说，王立军开始时对人也有好的一面，他会拿一些别人送他的东北大米、腊肉分给下属，让他们跟家人分享。
忻建威母亲过70岁生日的时候，王立军不知如何听说了，就拿来一支鹿茸让他回去孝敬母亲。这令忻建威很感动，他在机关多年，还没碰到过领导给下属送东西的先例。看他有些迟疑，王立军开玩笑地说：“这个上60岁的人才能吃，你妈了个×，不能偷吃哦。”
能体会到王局长的温情实属难得，尤其是他在公安局地位稳固之后。遇到不顺意的事情，他便呵斥处罚身边的人。“××处，减员到一半。”他的处罚不仅是个人，常常“连坐”当事人整个单位，他自比商鞅，相信严刑峻法出成效。
张继超曾是重庆公安局禁毒总队毒品检测鉴定中心主任，他在多次公安干部会议上见到过王立军。一次，中层干部会议上王立军的话筒没有声音，旁边的副局长赶忙将自己的话筒递了过去。“设备花了这么多钱居然是坏的，这其中有腐败，肯定有人吃回扣。”王立军愤怒地对着全会场人说道，现场就下令“给我查”。
此后“话筒恐惧症”便一直困扰着下属们，王立军的随行团队中也专门增加了一名音响设备调试人员。这名技术警员提心吊胆，害怕出错。在筹备一次会议时，站在二楼的他发现主席台上的王立军嘴巴在话筒边上动却没有声音，吓得魂不附体。“当时直接跳楼的心都有了。”事后发现，当时王正与身边的人交流，并未对着话筒。话筒没坏。
王立军的“随性”几乎无所阻拦。他曾在正式的场合告诉下属，重庆公安系统的黑社会比例达到百分之十六七，并宣称自己调查过。这一说法遭到内部人员提醒后，他才逐渐不再使用。
他心血来潮，要求警察系统全员做好事，每人每月需要登记两件，录入电脑系统，其中包括好事内容、帮助人姓名、电话以及见证人姓名，弄虚作假者将受到追究。
重庆市公安局曾考虑过设立大学城分局，王立军带领着一帮公安干部前往沙坪坝区考察。考察结果并不理想，准备先成立一个派出所。会议结束阶段，王立军忽然宣布在座人员全部留下成为派出所警员，其中一位副厅级的领导便充任派出所所长。
身边的人不断被赶走，王立军开始通过书信与警员联系。不少给他写信夸赞他成就的人，都获得了晋升。在重庆公安局指定的招待酒店里，还住着从全国各地来投奔他的人，他们放弃了在当地的发展准备投至王立军麾下，王也不断将这些外来者任命要职。为了讨得欢心，重庆一些地方警局还编纂了《王立军局长对公安工作的指示》，供警员学习。
作为王立军的随行人员之一，张英在2011年初通过考试成为一名警员。她大学期间一直关注家乡的动态，听人都说王立军是个英雄。在市局食堂里，她第一次见到王立军，当时他带着客人来参观。“我正在吃饭，被旁边的人扯起来，然后跟着人群一直鼓掌。”张英看到王立军挥了挥手说，大家不要拘谨好好吃饭，很和善的样子。
之后，张英的眼睛看到了越来越多分裂的事实。电视上打黑局长很清贫，但实际上他住在比华利豪园的独栋别墅中，那里的每栋房屋的价格都在数百万。高高在上的局长还会经常破口大骂，脏话连篇。一个秘书将他办公室的花盆打碎了，王在众人面前叫道：有人要谋害我。
报纸“主编”、“立军教授”
2008年7月，王立军到了重庆公安局后不久就将原《重庆公安报》停办了。之后，他将新的警察系统内刊命名为《警察文化沙龙》，这份报纸半月一期，每期八个版面。原先的编辑记者被下放，新报纸由一名警员带着几名文员编辑。
根据参与《警察文化沙龙》报纸工作的内部人士介绍，实际上王立军自己担纲这份报纸的主编工作，他会定下这份机关刊物的选题、图片，修改语句甚至是细致到每个标点符号。“这份报纸最集中体现了王立军的意志和想法。”这名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份报纸实际上是王立军的“个人秀”，里面充斥着他最喜欢的“联动战役”“锋线”等词汇。
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当时的报纸发现，《警察文化沙龙》的头版内容多是各级领导考察打黑成果，肯定王立军及他所领导重庆市局工作的内容，而后面的内容则多数是国际知识介绍、小诗等，另有不少题为《烧开一壶水的智慧》、《抓住生命的树枝》等励志文章。
这份报纸的多数新闻图片均为PS，前述工作人员解释说王立军对于自己的照片特别在意，希望尽善尽美。王立军规定，警务系统使用他的照片必须打报告到市局拷贝，这些照片均是“蓝精灵”悉心制作好的。
“他记忆力很好，口才也不错，经常引经据典。”张英说，王立军说话常常信口引用名言，并挂名是“前苏联哲学家”云云，她与同事事后曾查验，多数都并无这样故事，“这样引用是为了增添他的文采”。2010年7月7日，文强被执行注射死刑，王立军还授意给全系统发了短信，上面写道：文强千古，教训深刻。
王立军爱题字，特别对于繁体字十分钟爱。他主持的大小活动幕布甚至是公安局内的门牌都改成了繁体字，名片上也是繁体的“重庆警察局”。
2011年5月27日，王立军全票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之后他数易其稿亲自修订了自己回到警局时的新闻。这篇题为《一路风雨战友情》的报道中王立军说道：
三年光阴，转瞬即逝。白天你们陪着我一起工作，在夜里，我时常独自一人走在大院的青石小径上，仰望星空，常慨叹人生如棋，难得平常心境。总有雷霆在耳，亦心如平湖，宠辱不惊。
随着打黑行动的告一段落，王立军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了“学术”上，这成为他新的乐趣。张英观察到，王立军后来更在乎的是“教授”头衔，因此诸多报道中他都被亲切地称为“立军教授”。他宣称自己发布了多篇学术论文，拥有法庭科学专家、法医专家、刑侦专家等多个头衔。另外，他还有多项交巡警平台的专利，并亲自设计了全市警察系统的警服西服、交巡警的警徽以及女子特勤队的衣饰。
第二届国际法庭学科大会曾于2011年10月16日在重庆召开，王立军在这次会议上见到他的偶像李昌钰博士。会议报道中有一张他与李昌钰拥抱的照片，原来命名为《立军副市长接见李昌钰博士》，后来王立军亲自将照片名圈为“老朋友相见十分高兴”。
2011年12月4日，王立军在北京邮电大学做学术报告，校长方滨兴为他举行了兼职教授聘任仪式。在这个仪式上，他纵论智利地震、日本海啸，从苏联解体讲到中东乱局，从维基解密谈到了基因技术。在此前两天，王立军还在重庆警局召开了“转基因技术与人类安全研讨会”，并自命为研讨会会议主席。在会议上，从基因风暴到转基因技术蔓延和争议，“王立军教授逐一作了精彩讲解阐述”。
“实际上他并不怎么懂，他连审讯记录都不会看。”一位曾在王立军身边工作的警察说，王立军为自己弄了太多虚荣，他们只是知道王立军身材比较高大，身体素质也不错，“他经常绑着沙袋走路”。
更多的人则都只对王立军有着模糊的印象。边焕是原《重庆公安报》的记者，他采访了大量重庆警察试图还原过去几年的风雨，在他接触众多警察中，即使得到过王立军提携的人也很少念他的好。“那么多官员，也就他能把权力发挥到极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英、边焕为化名）
[腾讯网-法制日报]
重庆一中院约谈李庄 表示将按法律处理
■ “李庄申诉案”追踪
昨日（11月29日）上午，重庆一中院约谈李庄，就其申诉的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一案听取了李庄的意见。约谈中，李庄向法院提交了相关的证据材料。承办法官表示将依照法律的规定对案件进行处理。
据了解，2010年2月，作为重庆龚刚模“涉黑”案辩护人的李庄因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被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一年半有期徒刑。李庄出狱后便走上申诉之路，要求法院对该案立案再审。2012年11月23日，李庄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厅来访接待室递交了信访材料，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将按照规定程序办理。 据新华社
■ 当事人
李庄：重新送了证据
昨日上午的约谈从10点持续到11点半。在重庆一中院立案大厅外，李庄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天是重庆法院第一次主动约谈他，他认为这是法院就案件处理正式启动了程序。
共有三名法官与李庄谈话。李庄说：“在今天一个多小时的约谈中，法官认真地听取了我的申诉理由。”这次他主要重新送了一些证据，包括此前送往最高检的控告，和龚刚华、龚云飞在最高检陈述的被专案组警察刑讯逼供，在开庭前被训练构陷自己的情况。
李庄认为对于其申诉，法院应该会立案，但还有法定程序要走。对于下一步的打算，李庄说等待法院再审的开庭或者是撤销原审的裁定。
原王立军秘书陪同李庄前往法院
昨天上午9点，全国各地的记者陆续来到重庆一中院。20分钟后，身穿黑色皮夹克的李庄在朋友忻警官的陪同下来到立案大厅门口。据记者了解，忻警官曾是王立军的第三任秘书，但也被王下令关押了一年之久。忻警官告诉记者，即使在他被王立军非法关押的那段日子里，他的警察身份依旧没有改变，目前他已职复原级（副处级），仍旧是重庆市公安局的一名干警。“警察的身份让我不能随便接受你们的采访，很多委屈也只能埋在自己的心里，今天我只是作为朋友来送李庄一程，希望他能成功”。另一些认为在重庆打黑期间蒙冤的人也等候在门外，目的是“希望能从李庄的身上看到一丝希望”。
[腾讯网]
原王立军秘书陪李庄前往重庆法院曾被关押1年
构陷我抓了50个
前律师 李庄自述：
我前两天去重庆。这几天我在重庆，从机场接我到住酒店，从酒店到法院，从法院再到机场，平时的饭店，全程陪同的有一个人。这个人你们也可以记一下，姓忻，叫忻建威，他是凉山彝族自治区的，是王立军51个秘书里面的第三任秘书。王立军在那儿也就这两年，51任秘书。最短的一天，滚蛋，最长的就是他，四个月。他是从08年的8月到08年的年底，他干了四个月的秘书。当着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社，因为那天在我的房间记者、媒体有十几家，他就穿着警服来了。我去哪儿他亲自开车，李庄，我保护着你！没事儿！穿着警服开着车，我去哪儿他带我去哪儿。当着十几个记者的面，我说你穿着警服不怕暴露身份啊？我不怕！后来记者们就问他，到底王立军是个什么人？他就给讲了两个故事。
他说我是他最长的一任秘书，包括他拿拖鞋、喝水我得给他倒水，这些活儿我都得干，来了两个客人我得帮忙订房间。我就顶撞了他两回。
第一回在天来大酒店，我这回也是住在天来大酒店，我就住王立军那个房间，窗外一打开就是女子交巡警支队。我还拍了张女子交巡警支队。他就讲，王立军来了以后他就住这儿，旁边是女子交巡警支队，晚上跟女子交巡警们谈谈话、谈谈心，方便，就在隔壁。
完了以后，说我来两个朋友，你给我开两天房，登记房间，好！几号？4号、5号两天，6号过12点了，卡再去刷打不开门了，结果6号那天吃饭晚了一点，1点多他们才回来，王立军就陪着朋友进房间。他一刷卡，过12点不行了。王立军急了，从6楼就下到大厅。忻建威！忻建威！在哪呢？秘书嘛，他从大堂等着，王局我在这儿呢！你他妈的！破口大骂，你们他妈的重庆都是残联的，你是不是残联派来的？房间到点了走不了你不知道续房卡？他说王局，你让我定两天我就定了两天，我要定三天这不是违规？越说越厉害，王局马上说滚蛋！马上滚！就这么滚了。他就这么下台的，第二天就换。他原来是保密室副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副处级干部，就这么给滚了。滚了没一个月拿下，黑社会保护伞，吊起来打。谁打的呢？沙坪坝分局刑警支队现在的常务副支队长熊峰打的，坐在老虎凳上，手脚固定起来，拿拳头打、电警棍打，打的两耳出血，颅内出血。现在何挺副市长上任以后召开全局2400名干部大会，公开给这个人平反。给他配了一辆车，还是副处级待遇，把原来关了300多天10多个月的工资、奖金、补助照发，非常正直的一个人。
王立军就这么无法无天。他想看着谁不顺眼当场拿下。对了，忻建威还有一个事儿。既没有拘留也没有逮捕，没有任何司法手续，什么手续没有就弄了300多天，打了个六透就出来了。平反了。他现在找我是什么意思？我说你想干嘛？党和组织都给你平反了，官复原职还给你配辆车，你还想怎么着？我说还想控告王立军，追究他漏罪，我说哦，你跟王立军追究我一样，还弄个漏罪。他现在天天缠着我，就想追究王立军。他的原话啊，说文强如果能枪毙一次，王立军一万次。就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打黑，到底重庆抓了多少人？总数字，第一。第二你到底判了多少人？比如为抓一个李庄，你抓了50个其他人，包括抓龚刚华、龚云飞啊，龚刚华的儿子、龚刚华的邻居都抓了。比如抓龚刚华，他没在家，把他儿子抓了，说你爸跟谁好？你爸去哪了？不知道！平时跟谁来往？跟邻居一个叔叔经常打牌，好，把邻居抓了。他去哪儿了？不知道，吊起来打6天，实在不知道，放了。就这样的人抓了50个，为了构陷一个我。
所以说，我前两天不是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吗？因为龚刚华、龚云飞甚至9月16号的龚刚模从高墙里面写出来一封信，这封信我也拿到了，我也给最高人民检察院送过去了。龚刚华说，我们在一审不出庭，是因为法院给我们来送达出庭通知书，我们没见过法院，就放到看守所大门口，看守所的专案组拿过来，“过来，来签字”，签什么字？签我不愿意出庭，好，签好了就完。他都不知道他签的什么。拿回去，所以说陈有西我们在一审的法庭上，说证人不出庭。审判长说了，证人不愿意出庭，我们给你念念“我不愿意出庭”。是，专案组逼着让他写，什么他都得写。这是第一审不出庭。
说我们二审为什么都出庭了？因为在李庄二审开庭前的半个月，我们住在了重庆小南海的温泉度假村，公安局埋单，天天就是在那吃、喝、泡温泉、按摩、洗澡、玩儿。除了这个以外每天三堂课，上午、下午、饭后。什么课？重庆公安局警方专案组举办模拟法庭，有装法官的、有装检察官的，有装李庄的，还有装陈有西的。都坐好，咱们开始，模拟设定了了470多个问题，把字用电脑打印下来，让这几个证人背。每天要考核的。可是农民不认字，龚刚华除了写龚刚华这三个字第四个字他不认识，他背不过怎么办？好，背不过教你个法，你就说，无论李庄问、陈有西问还是高子程问，你就说晓不得、不晓得、记不清了，我脑壳痛。你只要一说脑壳痛，完了审判长会掩护你的，说证人脑壳痛，请退庭！他说我们跟审判长都说好了，掩护你，你只要一说脑壳痛我们马上掩护你撤退。
[腾讯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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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坏树遭殃？薄熙来主政重庆换种逾2千万棵银杏曾广遭质疑
本报记者 邓全伦 发自重庆
重庆满街的银杏树，再次引发了一场风波。
11月2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发新闻称：重庆之前栽种的银杏树，已被悄然挖走，种回了适宜的树种。
这则消息被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的微博转发后，如一枚炸弹，迅速引发网络舆情的喧嚣。
以上消息很快被确证为不实。重庆市园林局分管全市绿化的副局长汤勤作出正面回应：重庆未曾挖走已种植的银杏树，“绿化城市是我们的基本职责，绝不是栽了树要挖，而是要保护好这些树。”
时代周报记者在重庆调查多日，亦未发现满街遍植的银杏树被大量挖换的现象。
尽管虚惊一场，但在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会长、72岁的环保名人吴登明看来，重庆此前移种银杏树的举动，仍值得当地深刻地反思和警醒。
满城尽植银杏树
到重庆的外地客，从机场高速路进入市区时总会被车窗外这样的场景震撼：沿途连绵不绝地耸立着银杏树高大挺拔的身影。
“重庆城市景观的现实是，无银杏、不景观。”今年72岁的吴登明如此评价称，重庆官方1986年就确定黄桷树为市树，但目前银杏树已全面取代其地位。
黄桷树别名黄葛树、大叶榕，属高大落叶乔木，喜光耐旱，耐瘠薄，适应能力超强。在重庆的大街小巷、房前屋后，随处可见它们葱茏茂密的身影。这是一种重庆老百姓经过多年选择适合重庆生态环境的优秀树种。重庆人甚至将其视为城市精神的象征，并不惜将它作为地名，如黄桷垭、黄桷坪、黄桷渡公园等。
但在2008年8月，重庆提出要用十年左右时间，把重庆建设成为“森林城市”。按照该计划要求，到2017年，重庆全市的森林覆盖率要达到45%，城市建成区的绿地率要达到39%。
重庆提出，“绿化城市需要提高树种的档次和质量。”“要选择优良的树种，比如银杏、水杉、香樟等。”其中银杏以高大挺拔、造型优美被选中。
于是重庆各区县在大规模种树热潮中，纷纷种植银杏树，在城区主干道两旁和各商业区、景点附近遍地皆植。
“土生土长的黄桷树、小叶榕被挖掉，种上银杏，把‘森林重庆’工程变成了‘换树运动’。”吴登明谈起这场狂飙突进的造林工程至今仍愤愤不平。
“换树运动”背后是重庆市将城市绿化纳入区县党委政府绩效考核。2008年前，园林工作在党委政府考核中没有严格的指标规定，2010年后，主城区园林，占了5—6分，郊县占3—4分。这些分值的考核直接决定每个区县的排名先后。
而“生态轴线、景观廊道”，最能凸现绿化的目标任务，自然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政绩追求。改造提升景观道路，将过去不好看的树种换成高大挺拔的树种，亦演变成一场时尚战役。
来自山东、江苏、广西等地的银杏树，如潮水般被采购进入重庆。“到处都在抢栽银杏，简直就像打仗一样。”吴登明说。这座城市对银杏树的需求量巨大，一度导致其价格狂飙上涨五六倍，让市场都感到了不安。
时代周报获悉的来自重庆市园林局数据称，“森林重庆”自2008年启动4年以来，重庆市共种植银杏树2276.75万棵，“占全市种树总数的1.4%”。
无效的质疑
政府轰轰烈烈大量引进银杏树的同时，引来了重庆民间舆论的质疑。四年来，吴登明就多次公开表达了对重庆大量移栽银杏树的反对意见。
在他看来，重庆并不适合种植银杏，它的生长周期长，且对水肥条件要求比较高，北方砂型疏松深厚的土壤比较适合它。
“重庆最适合种的还是黄桷树。”吴登明说，重庆夏天比较炎热，是座“火炉”，黄桷树树干粗大，叶片宽阔，固氮量大，遮荫效果好，吸尘抗污染能力强。他曾为此专门做过测试，结论是黄桷树下的温度比太阳能直射到的地方要低5摄氏度以上。
重庆各地移栽的银杏树一般至少10—15年树龄，多数都是30年以上的大树，部分还是百年以上的古树名木。一棵银杏少则一两万元，多则数十万元。“这种‘速成法’花费了大量的钱财，而与产生的森林重庆的生态效益极不相称，劳民伤财还可能带来腐败问题。”
2009年3月，重庆市水利局将大楼外原有长得枝繁叶茂的小叶榕、天竺桂移除，换栽上包括银杏、香樟树在内的11株大树。吴登明接到举报前往，一位现场施工人员告诉他移栽来的大树总价250万。但水利局办公室主任说只花了50万。
这位办公室主任解释说，“换种”之举一方面是为了响应“森林重庆”号召，另一方面是为了体现重庆水利事业在直辖后取得的发展成就，也是给各部门以带头示范。
随后，吴登明在沙坪坝三峡广场组织大学生们搞了一场行为艺术：把一些大学生缠上绷带化装成移栽进城的银杏树，以质疑重庆水利局的“换种”行为。
而在四处调研中，吴登明发现重庆有些区县因移栽方式不科学，银杏树成活率并不高。比如，重庆潼南工业园区的银杏树几乎死光，渝遂高速公路潼南段耗资上千万元栽种的银杏树死了一半。铜梁双江镇栽的上千棵银杏树也死了一大半。
“这都是当初在运输种植中处理不当造成的后果。”吴登明说，重庆大部分银杏树苗都从江苏、山东、广西运来，常有树苗在移植中根系受损，有些保湿不好树根都干死了；种植时土壤条件很差，栽种又不科学，用土稍微埋一下，手一推就倒了。
重庆市人大代表、市政府参事、市侨联副主席邓明鉴，也多次向重庆市有关部门上书，要求暂停栽种银杏树。他认为，银杏树作为重庆城市绿化树种有诸多缺点：一是价格高昂，栽种成本高。一棵直径四五十厘米的银杏树，价格高达十多万元，超过相同直径的黄葛树数十倍。
二是落叶期长，影响景观。重庆冬天不算冷，但银杏树叶仍会全部脱落，剩下光秃枝干。三是树冠太小，生长缓慢，影响绿化进度。此外，重庆市现有银杏树栽种数量比例过高。
装载着银杏树的大型卡车一如既往地轰鸣着驶入重庆。在网络上，重庆各区县打造“银杏景观大道”、“环城银杏树城市林带”、“银杏长廊”的宣传报道比比皆是。
“银杏只是点缀”
而重庆移种银杏的火热场景，直到2012年3月方淡出、消失。
但是11月23日，《联合早报》一则报道引发风波。该新闻说：今年冬天，重庆人再也见不到银杏树了。重庆银杏树已被挖走，种回了适宜重庆气候的树种。
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的个人微博转发这一消息后，一天之内转发超过2万条。网民纷纷指责这是“胡折腾”。随即在重庆本地掀起一股“寻找身边银杏树”的自发行动。
然而，就在12月3日，重庆市园林局分管城市绿化的副局长汤勤对外正式回应称，重庆未曾挖走已种植的银杏树。
“园林局对已经栽种树木都会妥善地保护和管理，这是我们的基本原则。”汤勤称，绿化城市是他们的基本职责，绝不是栽了树要挖，而是要保护好这些树。
“重庆的理念是科学栽树、因地制宜，以栽树改善生态环境，不是为栽树而栽树。”汤勤表示，重庆主城种植的树木包括行道树、景观树、防护树等，“不只是某一种树木”。
2008年重庆市组织编制的《重庆市主城区园林树种规划》确定，旧城区基调树种黄葛树、小叶榕、银杏、秋枫、悬铃木5种，骨干树种香樟、广玉兰、桂花、天竺桂、水杉等12种，新城区基调树种香樟、银杏、桂花、水杉、广玉兰、黄葛树、南川木菠萝等9种，骨干树种雪松、垂柳、天竺桂、玉兰等15种。
“对以前已经栽种的无论什么树种，都要加强管理，防止病虫害发生。栽种后有死亡的，都要进行调整和充实完善。对银杏我们也没有特别处理，所有树种都一样，要加强管理。”汤勤表示，银杏树由于树阴较小等问题，以后不会用作市区的行道树，“银杏在重庆属于景观树，只是园林绿化的一个点缀”，不会像以前大规模栽种。
时代周报记者走访重庆主城区，没有发现满街遍植的银杏树被大量挖换的现象，去年冬天常见的一车车银杏树苗进城栽种的场景不复再现。
尽管传闻是不实新闻，但在吴登明看来，此前重庆到处栽植银杏树，看似是民心工程，实际上是不尊重科学、不尊重民意的政绩工程，这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
吴登明表示将在2013年1月向重庆市人大提出建议，对“森林重庆”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查出其中是否存在贪腐问题。
邓明鉴也建议，重庆市应组织专家、学者对重庆大量栽植银杏树的优劣利弊进行科学论证，并在论证的基础上，以市政府名义下达通知，调整全市植树品种计划，暂停栽植银杏，确保绿化植树工作的科学性、合理化。
[新浪网-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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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评：反腐不是请客吃饭，高压铁腕筑起防线
短短二十天，反腐新信号、新力度均非同寻常。
党的十八大强调对腐败保持“高压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重要场合均告诫全党“必须警醒”，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表示“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而在地方，原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在不雅视频曝光后被以63小时的“秒杀”速度落马，原双城市工业总公司总经理、人大代表孙德江在被实名举报后被免职。
这一系列反腐信号与力度表明，党对腐败问题的“零容忍”，不会停留在理念上的廓清，而是实践层面的“高压”；腐败会亡党亡国的警示，不会停留在口头上的宣示，而是制度层面的新建树；对腐败分子的“严惩不贷”，不会停留在态度上的鲜明，而是变成实际中的“铁腕”。
腐败会亡党亡国，原因在于它每存在一起，就每损伤一片党心民心。党心民心失之易，聚之难。惟以更强的反腐动作，方能把失去的党心民心一点一滴聚拢起来。
反腐不是请客吃饭，对腐败分子没什么好商量、好犹豫、好担心。或以其腐败劣迹斑斑，触目惊心，若公之于众，岂不有失人心？人在作，天在看，其在腐败之时已失人心，又岂在大白天下之后？反倒是对腐败分子的决不手软，传递出反腐决心的坚定信号。
反腐败的制度体系如同一道防线，自上而下，不管是什么人，不论是什么权，不分是什么位，只要触到了反腐的防线，就必须付出代价。
有此防线，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没了浊源，则党风、政风归正，则民德归厚、民心归拢。
[人民网]
从严治党“严”在哪儿？
周继坚
中共中央政治局4日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八项规定”条款之细致,措辞之严厉，彰显了中央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
“八项规定”直指当前党政干部中存在的不良作风。现实中，确有一些干部搞调查研究走马观花、不求甚解；一些单位乐于开大会，往往是台上长篇大论，台下昏昏欲睡；一些地方盛行接待之风，甚至一个市、一个县的领导到乡镇调研，也动辄刊发大篇幅的新闻报道。这些作派和吹捧，领导干部自己“心安理得”，人民群众却十分反感。
人们常说，“干部干部，先干一步”，讲的是干部要有带头意识，要有实干精神。然而，现实中一些干部藏身于文山会海、往来于高接远送，“忙”得沉不下心来搞调查研究，“忙”得没有时间跟群众见面说话，忙得要靠“悬浮照”来“视察工作”，娇贵得自己在台上安坐，而让孩子们在风雨中苦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带来权力的幻觉，将领导干部捧得越高，他们离人民群众就越远，最终也会摔得越重。
“八项规定”就干部作风建设提出了硬性要求，极具针对性。规定要求干部“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力倡求真务实；规定要求“不开泛泛部署工作和提要求的会”、“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对干部会风、文风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要求。“八项规定”涉及的方方面面，对于那些不良作派无疑是当头棒喝。可以说，以“八项规定”从严治党，严就严在直面问题，严就严在措施具体，严就严在针锋相对。
中央再提改进工作作风和密切联系群众，就是因为一些干部工作不务实，脱离群众太多。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从六十多年前警示全党的“两个务必”，到今天从严治党的“八项规定”，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对权力保持清醒认识，对人民群众满怀深厚的感情。历史也一再证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源、执政之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亮相”时，就告诫“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是基于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认识，提出的新的时代命题。党的干部队伍作风如何，不仅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如期实现，更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成真。当前，以“八项规定”推进作风建设，就是要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加强党在新时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使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共同奋斗。
中央要求，“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不久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就没有清道封路。中央领导同志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遵守“八项规定”带了个好头，各级党员干部应当从严律己、大步跟上。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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