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会聘迟福林、俞可平、白岩松等16人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不收红会报酬，确保独立性
新京报讯
（记者魏铭言）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日前成立。（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等16人被聘为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昨天，中国红十字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社会监督委员会将对红会款物募捐情况开展持续监督，拟每年召开两次大会，并独立向社会发布监督报告。
将独立开展三方面监督
社会监督委员会选举迟福林为主任委员，俞可平为副主任委员，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合伙人黄伟民为秘书长。
昨日的发布会上，黄伟民介绍，社会监督委员会将独立开展三方面的监督：一是每年固定的监督事项，如捐赠款物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红十字会重大项目实施情况等；二是引起媒体和社会公众质疑的事项，社会监督委员会可以主动开展调查和监督，独立向社会发布监督公告；三是接受中国红十字会的主动邀请，对特定事项进行监督。
黄伟民说，在委员人选的选择上，委员会主要从专业背景、社会公信力、热心公益等方面考量，同时考虑了不同专业人员的协同匹配，包括法律、财务、医学、传播、社会管理、救援等领域的专业人士。
监督委员会独立运行
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表示，社会监督委员会是独立运行的机构，社会监督委员会与红十字会是合作伙伴，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她透露，在社会监督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委员们讨论最尖锐的两个问题，就是如何保证独立性、如何收集和表达民意诉求。
据悉，目前社会监督委员会还在修订章程，力求可操作性。今年年底前，有望正式开展工作。
北京红会亦筹备监督委
北京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昨日介绍，北京红会目前正在抓紧筹备社会监督委员，引入社会人士和“第三方”力量，监督红十字募捐情况，并为红十字募捐及其他工作机制的改革提出建议。同时，加强募捐信息平台建设，争取做到逐笔公开。
■ 焦点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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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个委员是如何选出的？
红会：委员必须有能力，还能贡献自己的思想、知识、资源和时间
新京报：既然是社会监督委员会，为何没有公开选拔？目前16人是如何选出的？
赵白鸽（中国红会常务副会长）：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有能力，还能够贡献自己的思想、知识、资源和时间。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没有进行网络海选，而是先确定了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定位、委员的标准，又通过网络搜索、各方推荐，严格遴选出的。
邓国胜（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十字会是公共机构，也是一个公益性组织，但至今只有理事会，没有监事会。因此，设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去带动公众的参与和监督，非常有必要。从国家流行做法看，公共慈善机构成立理事会、监事会或社会监督委员会，一般都不会公开选拔，而是成立一个遴选机构，从社会名人中选拔。这些社会名人，用自己的声誉做担保，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和专业能力，来监督公共慈善机构的运行。
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并不能完全代表普通公众。他们必须拥有专业能力，来监督红十字会的财务账目，对红十字会开展的项目做绩效评估。我的专业研究领域是做非营利组织的绩效评估，我想，这也是红会向我发出邀请的主要原因。
2
红会在借助名人宣传自己？
红会：委员遴选，没有强调是否为名人，而是强调专业性和社会性
新京报：16个委员中，绝大多数是名人或企业家，他们能否代表民意？红会是否在借“名人效应”宣传自己？
姚立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新闻发言人）：在遴选过程中，我们没有强调是否为名人，而是强调专业性和社会性。比如，北京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长张勇，并非社会名人，但我们看重其在红十字核心服务——应急救援领域的一线经验和对专业志愿者的发展、协调能力。目前遴选出的16个委员，他们的专业性，基本覆盖红十字会各项事业。他们以自己的社会声望、号召力，可以联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了解到更加广泛的社情民意。
黄伟民（社会监督委员会秘书长）：社会名人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性和社会资源，对红会的工作开展广泛、严谨的调研、监督。很多委员的个人微博在公众中都非常有影响力，这也是收集对红会民意诉求的一个主渠道。
3
谁来监督社会监督委员会？
红会：委员都在公众监督之下；连续两次无故不参会将视为自动退出
新京报：社会监督委员会将如何开展工作？谁又来监督社会监督委员会？
赵白鸽：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相当于监督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他们需要拿出的不仅是社会声望、专业能力，还有时间。如果参与社会监督的时间不能保障，就不能成为委员。
黄伟民：今后社会监督委员会将与红十字会合作，陆续补充邀请合适的社会人士加入，可能增至25人。委员会拟定3年一届，连续两次无故不参加委员会会议的，将被视为自动退出。每届委员会，拟定更新1/3的委员。
目前，社会监督委员会章程还在修订中，对于今后如何开展工作，确保监督落实，委员们有很多尖锐的意见，我们都会吸收。
对于未来的工作，初步的想法是，每年至少开两次全体大会，发布独立的监督报告。具体的监督工作，比如对财务的监督、对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督、对器官捐献工作等的监督，初步考虑会分团分组开展不同项目、不同环节的监督。
至于谁来监督委员会，16个委员都是公众人士，他们的言行都在公众的监督之下。红会的发展，红会的公信力，目前也涉及委员自己的声誉和信誉。
邓国胜：说实话，我很担心委员会成立后，职责很多，但没有落实的渠道。
比如，我觉得一个地方红会的募捐有问题，我能够第一时间去了解真实情况吗？地方红会凭什么让我去调查？社会监督委员会和监事会不同，没有法定的监督权利，只能是受红会委托，去监督红会。这样看，监督的权限，可能还需要社会监督委员会再去和红十字会协商。
未来，怎样考察，发现问题如何处置，怎样向社会公布等，还需拿出可操作性的规则。希望社会监督委员会，不要成为摆设或“橡皮图章”。
4
委员们是否收取红会报酬？
红会：委员都以志愿者身份开展监督，不会从红会领工资及薪酬
新京报：社会监督委员会是否收取红会的报酬？日常工作经费从何而来？
姚立新：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都是以志愿者身份，开展对红会的监督，他们不会从红会领工资，也不会有其他形式的薪酬，以保持独立性；成立秘书处后，也会独立办公、独立召开会议、独立发布社会监督报告。至于社会监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成本，还要看最后通过的委员会章程，先确定工作内容，再商量经费问题。
黄伟民：红十字会和社会监督委员会是合作伙伴关系，红会通过聘请委员来进行社会监督。在工作中发生的费用、物资保障、办公场地等，应由中国红十字会提供和保障。
邓国胜：根据一般的国际惯例，虽然社会监督委员会是第三方机构，但受红十字会委托，委托方应支付监督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当然，可能的话，如果有一笔社会捐赠资金，来作为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成本，更能确保今后的独立性。在红会支付监督成本的情况下，委员们将以自己的声誉，来恪守调查和监督的独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