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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干部擅长制造冤狱?网曝少女遭刑讯被判无期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2-12-26

 

网曝少女遭刑讯被判无期 涉当地公安局领导儿子

网曝巧家刑讯逼供酿冤案 涉神秘官二代(组图)
10年间,只有一张狱中传来的照片抚慰着老人孤寂的心。

网曝巧家刑讯逼供酿冤案 涉神秘官二代(组图)
律师的会见笔录中,钱仁凤称曾被刑讯逼供七八个小时。

女子17岁“投毒”被判无期

服刑8年仍在喊冤

警方证据相互矛盾

牵出神秘“官二代”

2005年的劳动节,昆明某监狱,20岁的钱仁凤给自己拍了一张全身照——3年来这唯一的一张照片,让她的心情舒展了许多。为让年迈的父母安心,钱仁凤还化了个淡妆。很快,照片寄到了遥远山村的父母手中。也就是在这一年,前往东莞打工的朱梅,也回到了故乡巧家县城。在这个曾经因她而闹得满城风雨的“是非地”,朱梅开始了平静的生活,结婚,生子,在某国企找到了一份工作,直至今日。

时间回溯到2002年的正月十一,一场突变,让两名相差仅一岁的少女,走到了命运的分水岭。近日,一条“巧家少女十年冤案”的微博引来众多网友热议。博主“烟云”称,10年前,巧家一女童突然在托儿所中毒身亡,警方没有传讯最大嫌疑人——当地公安局某领导的“公子”,却将矛头指向17岁的小保姆。

本报记者通过大量走访发现,10年前的这起投毒案,在警方笔录、勘验报告等多达数十项证据背后,隐藏着矛盾重重的侦破过程。而与钱仁凤素不相识的一名当地“官二代”,也在涉事消失10年后,渐渐浮出水面。

山上的小保姆

2002年的腊月二十六,17岁的钱仁凤走了5个小时的山路,从巧家县城回到海拔1600米的家中。老父不喝酒,喜欢抽烟,钱仁凤给他买了3瓶橘汁饮料和一条10多块钱的“金草兰”烟。在崇溪乡南团村钱梁社这个高山小村,“金草兰”已算高档。

事实上,即便是在贫困的钱梁社,钱仁凤家的情况也让亲朋们忧心。多年前,钱仁凤的大哥带着妻子四处游走打工,已很久没回过家。两个嫁到外村的姐姐也自顾不暇。邻居家已盖新房,这家人却在土房里住了20多年。一亩多地的收成刚刚够全家人的口粮。

这一亩地成了钱仁凤和父母的命根子。那一年,父亲和母亲都已60岁。早在1998年,读完小学5年级的钱仁凤没能等到小学毕业便辍学回家。务农一年后,时年只有14岁的钱仁凤跟着姐妹们去了不远的四川大崇乡养蚕。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和最重要的劳动力,钱仁凤分别在村口和大崇乡被父亲拽了回去。

回到家中的钱仁凤被父亲狠狠责备了一顿。又过了一年,眼见家中经济状况毫无改变,最终父亲准许钱仁凤外出打工。这一次,钱仁凤去了巧家县城里做保姆。

“人很听话,也很勤快。”钱梁社村民钱仁敏说。后来因带孩子细致和耐心,2001年9月,经雇主推荐,钱仁凤去了开办不久的“星蕊宝宝园”做保姆,负责带2-4岁的儿童并为托儿所做饭。这个决定,改变了钱仁凤的一生。

据钱家的回忆和案件卷宗所示,2002年临近春节时,钱仁凤已在“星蕊宝宝园”工作了5个月左右。过年回家,在家呆了10天后,正月初六,钱仁凤返回了巧家县城。

临走前,钱仁凤背着上学时用过的帆布书包,说句“爸爸,我走了!”这一走,她再也没回来过。

毫无征兆的惨案

2002年2月22日早上,钱仁凤的堂叔钱智万还曾在托儿所见过她。

“我前一天去了女儿家,第二天想着钱仁凤在,就去看了看她。”据钱智万回忆,当天早上9点多,他来到“星蕊宝宝园”找钱仁凤,对方正带着宝宝们玩耍。“说了几句话,钱仁凤带了10几个孩子,我看她忙,呆了半个小时就走了。”

当时,钱智万并没有感觉钱仁凤有什么不妥,双方的对话也十分正常。次日,钱智万返回了钱梁社。三天后,当他再次来到侄女家时,被告知“钱仁凤带的孩子被药毒死了。”

一份当年的报案笔录显示,2002年2月22日17点,“星蕊宝宝园”园长朱梅之父朱明华到公安机关报案。朱明华称,当天15点左右,2岁零一个月的侯磊睡完午觉起床后,他和朱梅发现侯磊的精神不好,朱梅以为是感冒,便冲了碗糖水给宝宝喝,发现没有好转,便通知其家人,一同将侯磊送进医院。一个半小时后,侯磊经抢救无效死亡。

投毒案发生后,与事件相关的朱梅及其父母、钱仁凤等人,被带到巧家县公安局做询问笔录。

从现有的笔录上看,警方大致围绕着两个方向来展开侦查工作:人员关系及事件发生前后的可疑情况。钱仁凤说,当天,她和20多名宝宝一起吃完午饭后,并没有出现异常。在前三天的警方笔录中,一切都显得十分正常。

事件的逆转,发生在三天后。担忧侄女的钱智万来到“星蕊宝宝园”,但并没有见到钱仁凤。在被询问并告知身份后,钱智万被园内的警察带回公安局做笔录。在那里,钱智万曾听见侄女的声音。而从警方的笔录记载的时间来看,钱仁凤这次的审讯从当天15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3点,共13个小时。

也正是这一次的笔录,记载了钱仁凤承认在饭菜内下毒的供述。按照当地法医的尸检和现场所涉物品的鉴定,证实侯磊死于摄入毒鼠强,另有两名儿童中毒后抢救脱险。

2002年正月十八,巧家县公安局和崇溪乡派出所民警,在曾任村干部的钱仁敏的带领下,找到了钱仁凤的老家。

据钱仁敏回忆,几名警察刚开始并未向他和钱仁凤家透露原因。“找到钱仁凤家后就开始搜。”钱仁敏回忆,搜查半个多小时无果后,走出门外的派出所民警才悄悄告诉他:“钱仁凤用药毒死了孩子。”

一个月后,在巧家县城,钱仁敏再次偶遇这名警察,“对方说,幸好没有满18岁,不然事情会更大。”而对于钱仁凤的父母而言,女儿被抓让他们陷入了崩溃,从此,钱母一病不起。三个月后,钱父离开卧床的妻子,一路打听来到巧家县看守所,给女儿送去了衣服。只是这一次,他并没有见到女儿。

被判无期

投毒案事发后7个月,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了此案。

在当年的刑事判决书上法院认定,2002年2月22日吃过午饭后,钱仁凤在“星蕊宝宝园”厨房的部分食品内投放毒鼠强,并拿给园内的幼儿食用。导致侯磊中毒身亡,并造成其他两名幼儿住院治疗。因钱未满18周岁,依法从轻处罚,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钱仁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钱父回忆,“听到判决后,钱仁凤曾大声喊冤枉”。而作为法定代理人的钱父,在法官问“还有什么意见”时,面对偌大的法庭和喊冤的女儿,木讷的他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这次庭审,是2002年初投毒案事发后,父女二人首次相见。庭审时,钱父曾一度十分靠近女儿,但直到庭审快结束时,钱父才看清女儿的脸。“头发一直遮在脸前面,她见了我,也没有哭。”

宣判后的两个月,钱父收到了判决书。不久,钱仁凤的代理律师以“事实证据不足、遭遇警方刑讯逼供”为由,进行二审上诉。随后,云南省高院以“事情清楚、被告已认罪,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为由,向钱仁凤下达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定书。

钱父收到裁定书后,被告知钱仁凤马上要去昆明服刑。次日,钱父赶下山去见女儿,在看守所的高墙内,父女相对而泣。“爸,我真的没有做。”钱仁凤幽幽地对父亲说。

喊冤8年

2010年4月9日,云南省行动律师事务所的几位律师来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进行法律援助。行动律师事务所主任朱翰中对那次的普通维权而发现的案子记忆犹新。

“看见我们就像看见了救星,跪下来哭着喊自己冤枉,监管人员拦都拦不住。”而在他看来,“钱仁凤的案子令人很意外。”从服刑人员的心理上来说,入狱8年仍在喊冤的事例并不多见。“像这种被定为有预谋的案子,做没做自己最清楚,如果入监8年还在喊冤,至少是需要给案子打个问号的。”

同去法律援助的律师杨柱接手了钱仁凤的投毒案申诉。经过多次与钱仁凤沟通,并赴巧家与钱父及其亲友接触后,2010年9月7日,钱仁凤和父亲委托杨柱,对当年的投毒案进行调查取证和申请再审。

作为公益法律援助,杨柱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巧合的是,杨柱和钱仁凤签订委托协议的这一天,距离钱仁凤一审被判有罪已整整八年。

经过与钱仁凤的交谈和查阅当年的卷宗后,杨柱和朱翰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在他们看来,至少可以肯定的是,10年前那场投毒案,警方采集和法院采信的证据几乎站不住脚。

钱仁凤在给杨柱的信件中说道:“当年不懂法律,才造成今天这样的结果,给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带去了沉重的打击。”而在此前的会见中,杨柱也向钱仁凤谈过自己的顾虑,面对10年前的案子,若要申请再审,难度可想而知。要还钱仁凤一个清白,更是难上加难。

首先的困难是钱。按杨柱的计算,若云南省高院驳回申请,可能需要到北京反映情况,来回的旅费不菲。他给出了一个保守的数字:8000元。钱仁凤听完沉默许久,那个家庭根本拿不出这8000元。

按照当时旧的刑事诉讼法计算刑期,如无意外,钱仁凤至少要到2015年左右才能出狱。“但可能时间要比这个长,因为她一直在申诉。”

最终,杨柱决定联合钱仁凤的堂妹钱仁左、王进贵一家,以及侄子钱伦荣等人,共同出资援助钱仁凤申诉。至今在为钱仁凤申请再审的奔波路上,花费已远远不止8000元。

2011年,杨柱代钱仁凤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再审申请书。同年12月16日,高院认为,原审所认定的证据经过原审法庭的质证、认证,证据客观真实,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驳回钱仁凤再审申请书。但直到今年4月,杨柱才收到这份驳回书。

此后,杨柱和钱仁凤的亲人们分别向省政法委、省公安厅等有关部门递交申诉材料,但均石沉大海。今年年中,杨柱和王进贵进京反映情况,但至今没有结果。

    [网易网-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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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定一:没有纳入监管的这部分罚款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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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到底这个罚款总额是多少?到哪儿去?没有人能够完全讲得清楚,也正因为没有人能够讲得清楚,所以至今还在发展,而且越来越厉害。按说这个罚款是有规定的,要收支两条线,收,收上来的罚款要全部上交,但是一部分是没有按规定去罚款,自由裁量的比重越来越大,还有一部分虽然上交了,但是返还的这些钱又跟上交的数额挂钩,这样就有利益动机,这样就使得这个事情屡禁不止。而且我们现在注意到,就是没有纳入监管的这部分,自己来定的不规范的这些钱越来越多,而且正是这部分是最遭我们物流行业所痛恨的这部分,它的危害也是最大的一部分。

  在山西、河南交界处的晋济高速公路泽州收费站,货车司机张师傅就经历了一幕惊心动魄的地磅承重考验。张师傅的车11月初从江苏张家港出发,运送大型设备精馏塔前往陕西靖边。根据山西省的相关规定,这辆车设备本身自重86吨,加上车辆自重,超过100吨了,属于超限车,需要办理三超证。费尽周折,张师傅的同伴们为这辆车办下了106吨的三超证,实际称重允许比证件上重量上浮6%,也就是说如果秤重110多吨,车辆就可以顺利通过收费站。然而,就在货车过山西泽州收费站地磅的时候,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张师傅(货车司机):过磅的时候,他们(称重)是126(吨),这个我们就感觉磅是有问题的。

  面对这样的结果,张师傅有些不甘心,他注意到,进入收费站后,旁边的超限检测站还有一个地磅,他们要求在这个地磅上称重。这一次,奇怪的情况出现了,显示屏显示,货车总重量为112吨,同一个收费站,里外两个地磅竟然相差了15吨。对于这么大的误差,超检站工作人员怎么解释呢?

  超检站工作人员:我们过这个大件车我们也很少,解释是什么原因我也讲不清,因为磅坏了,或者磅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处理不了,都是叫厂家过来弄的。

  11月12日,一位姓樊的师傅开车来到了陕西、甘肃交界处的一个收费站。樊师傅告诉记者,他经常跑这趟线路,如果不超重的话,费用应该是1500元左右,然而,仅仅因为超重400公斤,也就是0.4吨,收费就出现了天壤之别。

  樊师傅(货车司机):我那个车过了55.4吨,超了400公斤,超了400公斤人家说不行,一算都7千多,7425(元)。差太大了,1500多到7400,整个相差5、6千,差距太大了,说实在话,不想给他掏,为啥?根本这一趟下去都挣不了那么多钱。

  刘戈:罚款就是强买强卖 司机没有选择权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此事必有蹊跷。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这位师傅从江苏出发的时候,货加上车是89吨,到了安徽变成96吨,到了河南变成110吨,到了山西变成了126吨。这个重量是越走越重,这就好像出现了一个新的力学定理,好像重量跟纬度相关,但这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市场上,如果一个秤能够相差30%的幅度,那么我们是不会去购买的,在菜市场,无论你卖给我鸡蛋,还是卖给我白菜也,你能差到30%,我肯定不买你的东西,但是司机开了车,到了公路上,就没有办法,我秤是多少,你就是多少,所以它变成强买强卖。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司机来说,他在这样一个商业模式下没有选择权。

  戴定一:执法不规范 自己随意制定规则和标准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地秤这件事是一个个别行业,其实在物流行业里,我们都会看到这种游戏规则不一致,执法不规范,有随意性的这种情况。通常是在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下,他随意去制定规则和标准。即使在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下,他也要尽量的个性化,增加他的解释权,在设备使用上,在规章制度的解释上,在处罚力度的掌控上等等,都加大了这种自由度和不规范性。这样一来,使得监管的这方造成了很多的不透明、不规范,甚至是市场规则的不一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障碍。

  周天勇[微博]:现在已经把收费和罚款固化了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在路上的罚款乱收费的比原来多了,而不是少了。第二,可能原来我们觉得出个什么事,建立一个限超办,让各个部门都上路去管理,可能超载这个事能解决,但后来发现这个事不但没解决,而且收费罚款越来越严重;第三,这些机构部门的人越来越多,把收费和罚款固化了,每年的任务,每年的数额,如果罚不到,可能这些人就没饭吃了,就领不到工资,领不到奖金了。而且这类的工作量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所以趋势越来越恶化。

  刘戈:多头管理和自由量裁的体制应该结束了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我们还看到,有一些大型设备在申请的时候,从西安到太原600公里走了20天,那么20天相当于每天走10小时,相当于每小时三公里的速度,这个速度已经低于牛车的速度,但是按以前的思路治理已经无效。现在十八大以后,我们谈改革红利,就是这样的政企不分,这样多头管理和自由量裁的体制应该结束了,没有这样的一个改革,那就没有我们下一步的红利。

  戴定一:现在的罚款是让一部分人得到非法利益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觉得这是一个决心问题,能够采取的措施很多,关键是我们要不要彻底去斩断这个利益链条。由于罚款的利益链条,把罚款这件事情变了味了,罚款本来是干什么呢?是维护市场的公平,让那些违规的人得到的非法利益吐出来,但是现在恰恰相反,那一部分人得到非法利益,而且会维持……

    [新华网-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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