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前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
【环球网报道 记者 乌元春】前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回到日本后，在日本经济新闻“经营者博客”开设了专栏。近日，日经中文网刊登了一篇丹羽撰写的有关其座驾在中国遇袭的观点文章。丹羽在文章中称，即使公务车遭到拦截后，他也从未想过辞职，也没有产生厌恶中国的情绪。他认为，留在中国，与中国对话有益于日本国家利益。
以下是中文版文章（有删节）：
丹羽宇一郎：12月18日内阁决定了我的辞职，作为日本驻华大使的生活就此结束了。在以尖阁诸岛（编者注：中国称“钓鱼岛”）开始，以尖阁诸岛结束的2年零4个月任期里，我曾在尖阁问题的应对上遭到批评。我只想告诉大家我担任大使时所见所闻的日中关系的真实情况。
“我到底做了什么？要杀就杀吧”，并不是恐惧，只是有些想不通。8月27日，我乘坐的公务车在北京市内遭到拦截的一瞬间，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还想“不要让我受伤遭罪，要杀就一枪了结我吧”。万幸，拦截车的男子并没有携带武器，但抢走了公务车上的日本国旗，对此我感到十分遗憾。
自从担任伊藤忠商事社长（编者注：日本第三大综合商社）后，我就明白一把手随时有可能遭遇危险。担任社长后我继续坐电车上班，一次，别人劝我说“因为有遇袭的危险，还是坐公司专车上班吧”。但我拒绝了对方，称“要想完全排除遇袭危险，只有坐坦克上班了，我还是继续坐电车上班”。记得当时还说：“假如我被绑架了，绑匪要求交赎金，也绝对不要给”，因为会危害公司和国家利益。
决定接受日本驻华大使任命时，虽然没有预料到（中国）反日情绪会如此高涨，但还是有一定思想准备。也有人劝我：“当下日中关系趋冷，还是拒绝吧”。此次是政治主导的驻华大使人事。并且可以想象，日中关系恶化时，大使一定会遭到批评。即便如此我还是接受了任命，虽然听起来似乎有些冠冕堂皇，但我的确是为了国家和国家利益，即便受伤被唾弃也在所不惜。担任伊藤忠商事会长后，我一直把国家工作摆在公司之前，这与名誉、金钱以及地位无关，只是感觉应该有国家效力的地方。就算在反日情绪格外高涨的今天，估计我也依然会欣然接受赴任。
因此，即使公务车遭到拦截后，我也从来没想过辞职，也没有厌恶中国的情绪。我认为留在中国，与中国对话有益于国家利益。
也许是在预想内，我的大使时代的言行受到了很多批评。最典型的就是批评我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针对东京都的购买尖阁诸岛计划，称“如果按照石原知事的计划实施购岛，日中关系将遭到重大危机”的发言。我并不想评价石原的计划是好是坏。不过，我确信在当时的情况下推进购岛计划对日本无益，所以才会那么说。与被批评相比，日本国内对于购岛计划没有出现各种声音更让我吃惊。
听起来可能感觉有些极端，但这种氛围让我感觉有点问题。这是因为原本应该言论自由才对，但为了明哲保身，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噤若寒蝉，营造出一种不能自由发言的氛围。是害怕遭到批评吗？我也被批评啦。家里还多次接到恐吓电话。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氛围很相似。如果在这里不能突破，历史还会重演。
另外，我主张应该向中国增加政府开发援助（ODA）的发言也遭到批评。我并不是为了帮中国修路造桥才主张增加ODA。各位知道对中国的ODA作何用途吗？是通过国际协力机构（JICA），委派70～80名年轻日本志愿者进行为期2年的志愿活动，包括到中国各地担任日语老师、进行看护援助等。用于志愿者活动的人工费和活动费正在逐渐减少，我只是想增派一些可增进日中友好的志愿者。
担任大使时，我走访了中国各省市。在中国的地方，“日本人=大坏蛋”的印象根深蒂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该如何改变？我每次会见中国政府政要时都会呼吁“这太不正常了，希望能够改善”。我还到大学，与大学生们进行过自由讨论。
让中国人了解日本人的最有效办法就是通过志愿者活动等，增加与中国人的接触。“日本人=大坏蛋”的观念根深蒂固，与初次接触日本人的中国人交流并非易事。但是，为期2年的活动结束后，日本志愿者无一例外，全都哭着与中国人依依惜别。与志愿者接触过的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想法确实发生了改变。我希望能增加这种活动。
因为与中国关系恶化，就削减预算、取消活动。这样做真的好吗？政治、经济和外交到底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国民的幸福吧，想必没有人反对这个观点吧。应该回到这个出发点更多地去发言和讨论吧。